困难的时候，媒体不是添乱者，而是沟通者

“城市可以是安静的，但是媒体必须比往日更贴近现场”

何卿：在这波上海疫情中，各种媒体行为、各类传播现象令人关注，发人深省。有什么样的传播现象是您特别注意到的？

白岩松：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在这轮上海疫情静默的早期，许多主流媒体、传统媒体因为封控原因被束住了脚步，难以自主地进行相关采访。我们从外界把目光投向上海，媒体几乎就像这个城市一样安静。坦白地说，连央视记者能采制的新闻也少之又少，基本上停滞了。处于城市各小区中的一个个家庭，就变成了像一座座“孤岛”一样。

这个时候自媒体的声量似乎被放大了。这与两年多前的武汉时期有了明显不同？

当信息没有被充分报道，大家看不到更丰富、更及时的信息时，于是自媒体就发挥了它的作用，其中大部分又是上海的自媒体发出来的。自媒体既有及时的、亲历的特点，但也有很多情绪性的东西，或者别的诉求。

记得两年前武汉疫情时，人们的信息来源恰恰是以传统媒体和主流媒体为主。在向武汉增援医护人员的同时，中央电视台增援了许多总部的记者直接奔赴武汉。当时武汉虽然封城，但媒体都是可以正常上下班的。所以有人认为这次上海疫情封控期间是自媒体在超常发挥作用，其中部分原因是媒体人早期被束缚住了脚步。

可能我们有些管理者每到这样的时候会产生一种错觉：现在情况不是很好，工作困难很大，媒体报道多了，怕引起各种舆情。

这次不仅是自媒体，社区圈群成为了信息传播扩散的重要集散地。它的传播发酵过程有什么新的变化？

是的，这次是朋友圈更热闹。朋友圈发出的信息大多不是经过专业新闻训练的人生产的，它当然带有很强的情绪驱动，包括心理上的波动，甚至一些偏激、愤怒，都会表露无遗。

当事实没有被充分报道时，每一个“社区孤岛”和每一个“家庭孤岛”里的人都认为，自己看到的是全部事实，因此他感受到的问题也会被放大。因为每个人感受到的自己的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面临的苦处就是最大的苦处。但是他不知道，有多少人为解决这个问题，去做了多少努力。

这轮疫情的早期、中期，媒体缺乏足够丰富的报道，人们对整体的事实不了解，他了解的是只给我发了这么一点菜，胡萝卜、卷心菜、土豆都是我以前不常吃和不爱吃的。但是如果报道很充分，人们能了解到在当时的流通环境下，就为了筹集这些菜，多少人在忙活。感同身受，也许大家的理解度和同理心就会增长。

“让更多的报道能出现，最后呈现的结果才可能是客观的”

您觉得主流媒体在这样的疫情封控期应该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首先还是要尽可能充分报道。设想一下，如果一上来就明确：城市可以是安静的，但是媒体必须比往日更贴近现场。媒体有了更大空间、更多作为，情况是否会更好些？当城市被封控时，如果电视上报道是非常丰富的，人们在家里就不只是刷手机，也会更多开着电视。

我们要着眼整体，在整个大的疫情中，媒体恰恰不是添乱的，而是发挥着稳定人心、平复心情、让大家了解事实的功能。在上海这次静默管理的过程中，如果除了医护人员、志愿者，媒体依然能够第一时间在这个城市里采制最鲜活的新闻，情况或许会好很多。因此你回头看，是媒体少些报道有利于战胜疫情，还是媒体更充分地报道有利于战胜疫情呢？当然是充分报道。

您一直在强调充分报道，怎么理解这个充分？如何做到在报道时更加客观？

什么叫客观？客观不是要求每一个报道都是站在客观角度的，而是要让更多的报道能出现，最后的结果才可能是客观的。我们总说媒体报道是客观的，它必须拥有客观的态度，但是你一定要承认，每一个单个的报道都带有主观性，但是由于一定的宽容度的存在，使各种报道能呈现出来，最后的结果反而是客观的。

这让我想到在这轮疫情早中期，在单位闭环工作的我收到一些朋友的反馈，他们半开玩笑地说：谢谢你啊，每天给我们播报这么多“好消息”。我因此有了反思，在这个需要鼓劲加油的时刻，我们的新闻报道整体上肯定会呈现出以正面报道为主的基调，那么，正面报道和新闻整体的真实性如何平衡把握？

我觉得不能跑偏。首先，不管是正面报道或是舆论监督，新闻最首要的职责是陈述事实。不能上来就给事实定性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武汉疫情时钟南山院士明确说病毒是人传人的。这算是正面还是负面？但它是事实啊。只有了解事实才能让我们面对事实，然后大家才能拧成一股绳。

我记得这轮疫情刚刚开始，上海还没有静默管理的时候，我曾经直播连线邬惊雷，问他：为什么上海无症状感染者的情况跟全国所有地方都不相同，出现如此高的比例？最后我问的是传染源：几天前说只有华亭宾馆，但是现在是否可以证明还有其他的传染源？邬惊雷在直播中说：是，不止一个传染源。这段问答有所谓的正面负面吗？都不是，而是我们要追问事实、陈述事实。更了解真实的情况，才能让大家做出相对正确的选择。

因此我觉得不要简单地使用所谓“正面报道”的表述，这样的话，特别容易先验地、武断地决定要报什么、不报什么，我们先要回到新闻最本质的东西：陈述事实。只有把更多的事实都告诉大家，告诉大家这个城市现在依然是活着的，而且在运行，在怎么运行。它有它的难处，但同时有它的努力，所有的事实都呈现出来，人们就会理解，心也会更定一点。

也就是说，新闻的客观真实是要把所有的事实都尽可能陈述出来，呈现出的结果才是相对客观公正的。

如果你只报一部分，另一部分不让报，这个结果就是主观的。

这次在一线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您说在网络上遭到质疑的那些新闻不真实吗？它真实！但是点上的真实很有可能造成面上的失实。

对！我始终认为，媒体是特别重要的桥梁，这个桥梁连接着社会、公众和政府。如果媒体的桥梁作用失掉了，怎么去沟通和连接？只靠每天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就可以起到足够的沟通作用吗？有谁在更好地向公众做出解释、回答他们的疑问？这是最需要媒体发挥桥梁作用的时候，而且这种沟通应该是更加充分、更加及时的。这次早期上海的情况大家都不了解，在外面的人不知道城里的情况，在上海里头的人也被分割成一个个的社区孤岛，那么他们只能看到自己眼前的事实。到中后期的时候，情况有所改善，我看包括东方卫视等有了更多的报道。

之所以有前后期的区别，可能也是因为封控初期整个上海各种困难、矛盾集中突发，有些猝不及防，而且确实有舆情被带偏后、影响抗疫工作的现实担忧。回想您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有没有觉得哪些是本来大家不太想触碰，但实际上直面事实之后反而起到更好作用的案例？

回想在整个武汉疫情期间，钟南山是在《新闻1+1》节目直播中，当着全国的面说出了真相、说出了人传人的事实，而这一个事实比多少文件都起到了动员的作用啊，一下子就让全社会警觉起来，从而开始行动。2020年2月5日方舱医院第一次开舱，当时所有人都不了解。方舱医院的提出者王辰院士当天晚上在《新闻1+1》接受直播采访，跟大家解释这个设计的构想是什么。节目中他有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这不是至善之策，但却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这就是媒体桥梁的作用，有很多东西公众是疑惑的，连身在方舱医院的人都是疑惑的。

后来我见到了时任武汉市市长周先旺，他说他最难的一天就是2月6日那一天，武汉突降大雪，当时跟上海的早期类似，有些方舱条件比较差，进了方舱医院的人情绪不稳定，以为自己是被抛弃的。周先旺就把武汉一个电台的主持人请进了方舱医院里头，每天用手机给方舱医院的人直播，耐心地讲方舱医院是怎样构想的、下一步如何运营？慢慢地大家心情平复下来。这就是媒体的桥梁作用。

这让我想起这次上海疫情期间“蛤蜊电台”的诞生。世博方舱医院开始收治病患后，上海广播的同事立刻行动起来，30多位主持人轮流制作，9个小时后“蛤蜊电台”就在世博方舱播出了。在上海话里“蛤蜊”的发音和“隔离”一模一样。

这就是媒体人在行动。

“传媒和政府治理一样，都需要公信力，都要有高情商”

我记得您提到过，在疫情如此艰难的时刻，媒体必须要有情商，需要有共情力和同理心。

对，知道大家心里在想什么,在期盼什么、痛苦什么。

传媒和政府的治理有两点是非常相通的。第一点是这两者都需要公信力。如果政府没有公信力，你想想这个政府会是什么样子？媒体要是没有公信力，你想想这个媒体会是什么样子？因此公信力是媒体和政府非常相似的追求。发现问题，要勇于面对问题；发现报道有偏差，也要设法纠错。

第二是两者都必须要有高情商。媒体必须有情商，要准确地把握住社会心理、民众心理和此时的情感氛围；政府也一样，政府与老百姓之间如果每天只是靠“智商”，那双方很可能是反向而行的，出台的政策得不到百姓的理解和支持。政府情商是要了解老百姓的所思所想和所苦所愿，对事情的走向要有预判，要有针对性地和老百姓沟通及解决问题。

从党的十八大开始，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什么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除了依法治国、机制顺畅等，情商高也是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没有情商一定走向反面。你好像做了很多事，但是在情感上把老百姓都得罪了，因为你是逆情感而动，那能行吗？媒体也同样是这个道理，你明明知道大家在家里都不容易，首先不要简单以正面报道或者负面报道去区分，而是以更多的事实呈现，让大家全方位地客观地了解事实。

这样看来，要在合适的时机做合适的事、说合适的话，逆情感而动往往会好心办坏事。

上海和武汉处在不同时空，设身处地地想，疫情报道不好做，但只有我们提供了大量、充分、真实的报道，让大家切实地了解了城市真实发生的一切，我们才有可能引发大家的共识，凝聚起大家的人心。包括要提振大家的精气神，都要有这个前提。

试想遇到重大的灾情，包括在疫情管控中，如果媒体白天不行动，或者行动不到位，晚上想让大家为抗疫先进、抗疫精神而感动，这是个逆情商的行为。只有你白天行动，跟大家共振，才可能偶尔有晚上大家一起感动。

谢谢您对上海的关注和共情。最后一个问题，可能与行业无关，但特想请教您：疫情之下，很多事情都停滞了，马路上随便经过的人谈论的都是，你在哪儿做的核酸？那个点人多吗？这几年出生的孩子认为人生来就应该是戴口罩的。这样的情势下，您如何自处，也会焦虑吗？

十多天前，在《新闻1+1》的直播中，我说了这样一番话：动态清零只是手段、过程，而不是目标。我们真正的目标是要人活得好、活得开心、活得健康，让社会迅速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当中。疫情带来的种种现象下，我当然也有很大的焦虑了。但我一直认为，我们千方百计把病毒清零，这是手段、是过程，不能被人们异化成终极目标。我们的目标是让人生活得好、生活得健康，让生产生活秩序尽早恢复正常。今天我去医院还在与牙医聊天，新冠病毒某种意义上已经从生理病毒向心理病毒、社会心理病毒方向转化，尤其以这次上海疫情为标志。

疫情还在持续，病毒还在变化，未来有不可预期之处，这样的情势下，媒体人应该怎么做？

这样的情势下，怎么做？我觉得还是按新闻人的路子去做。提问是我唯一的武器。只有提问才会靠近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