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天头地尾，是记者必须抵达的现场

何卿：5月10日晚，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夜线》就“入户消杀”与您连线。您认为，“入户消毒，还需要关注科学依据，”还表示，“对于采取让居民交钥匙这样的方法一定要慎之又慎，要让疫情防控更有效率，也更容易取得共识。”这个话题直击了当时的热点和痛点。

李泓冰：入户消杀，当时在全国各地都引发了舆情。首先要点赞的是《新闻夜线》的这个议题设置。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古人有所谓“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作为媒体，我们不能回避热点。

节目的传播量惊人，也有力地促进了入户消杀的流程规范和工作改进。这段采访也在我的朋友圈刷屏，有朋友称赞：“有立场，更有智慧。”可否请您结合这个案例，谈谈在复杂舆论环境中如何理性表达？

关于消杀，不是心血来潮。那一段本来想做些报道，联系了一些病毒学家，被一一婉拒，理由之一是科学上有基本定论了。这和我做的功课一致，国家级专家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上，不止一次谈过病毒在非生命物体上能否存活以及存活时间长短问题，专家认为，“物传人”在疫情扩散中作用非常有限，洗手可以简单有效切断其传播途径；还说非冷冻物品导致感染证据尚不充足。

这样才有底气参与讨论。这是法治问题，更是科学问题。消杀本身不是目的，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才是。为了公共利益，当然不得不让渡一些个人权益，但这种让渡，是有边界的，就是法治，是科学。消杀无限制扩大，让专家无语、百姓心寒，是在消解抗疫共识，不利于疫情防疫大局。

是的，很多理解、配合抗疫的市民，看到一些相关视频，哪怕后来知道不是发生在上海，也难免惊惧不止，甚至心生反感。

疫情防控，要讲科学性、精准性、有效性。不能盲目，更不能反科学。

我听到很多一线抗疫工作者反复称颂伟大的抗疫精神：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我想，“尊重科学，命运与共”应该被奉为圭皋，使之熠熠生辉。如何规范入户消杀，事关百姓基本安全感，更要尊重科学。

另外，我觉得，上海市民的科学素养很高。就这件事而言，我倒不觉得舆论环境复杂，市民和专家共识度相当高，我就是说出科学常识而已。在连线中也引用的是专家观点，算起到一点科普作用。有科学支撑，就有理性立场；有科学背书，才能智慧表达—这智慧，其实不属于我个人。

和沪上很多媒体人一样，从3月31日到6月2日，您离家驻守，您和您主持的人民日报大江东工作室，坚持在疫情一线采访、报道、奔走、呼吁，从这60多天的经历，您怎么看待记者抵达现场的意义？

抵达现场，追踪热点，理性报道，正本清源—这是大江东抗疫报道的基本思路。

人民日报记者，除了上海分社，还有北京总社驰援的记者，和上海2500万人同呼吸、共命运，目睹了很多抗住极限压力的人物，报道了很多“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推出了“特殊精神 特殊担当—上海抗疫系列故事”。

这个“抗疫系列故事”，我印象中不光是文字报道，有些还配发了短视频。

每一集都有短视频，有图文，一千多字，中阅读量，长了没人看。

我们首发或独家报道的内容包括：《那个电话里哭泣的北蔡居民区书记还在奋力抗疫》《凌晨发文辞职 居民万言挽留，直击“小巷总理”苦辣酸甜》《被发现了，方舱九旬老人居然是志愿军英模，医护们敬为舱宝》《两位老英雄不简单！70年前同框，而今再赢抗疫这一仗》《乌龙电话成热线，网红大润发店长和他的105个兄弟》《00后UP主当楼长，崩溃大哭，光宗耀祖全体验》…… 这组系列到今天（6月16日）已发了79集，9集一季，就是九季“连续剧”。我希望，到81集，宣告剧终。

疫情早点剧终，我想这不仅是媒体人的期望，也是广大公众的心声。

我们既然站在了历史的天头地尾，那公众关切的所在，就是我们必须抵达的现场，这是党报记者的本分。

举个例子。4月初，网传视频中，亲子分离的隔离，让很多人受不了。我们发现，新国博方舱就有亲子病区，立刻赶过去，穿着“大白”进入了方舱—顺便说，每次进舱，我们都在院感医生具体指导下穿脱防护服，非常繁琐，要半个小时，而我们看到很多“大白”都乱穿，除了浪费，增加医废，毫无意义。

在亲子病区，我们看到阳性的小朋友，有父母或祖辈陪伴，有小伙伴，在跳方格，笑得灿烂；听到妈妈担忧儿子心理问题，出舱后会不会被另眼相看；我们感受到医护的善意，有护士让女儿和阳性小朋友线上每天互动；还有一位老伯追来，说出来得急，小孙子两周没换衣服，当时商店都不开，我们就发动有儿子的同事，送去了几套童装……

4月6日，推送了大江东E视频《探访方舱医院亲子隔离：在一起就好》，视频比文字更有力量，当时，为了用动画遮住人物的脸—感觉那样比“涂黑”更有尊严，简直比剪片还费力。上海很多方舱，都注重亲子病房建设。连续转战7个方舱建设的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和我说：“在中国，家庭几乎是一种信仰的力量，亲情的治愈力十分强大，这也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与家人一起隔离医学观察，可以增强抗疫信心。”说得多好！

作为母亲，对于方舱的亲子病房我也是特别关切，在心理上与那些家长感同身受。“小家”顺了，“大家”的抗疫工作才能推进顺利。

这一次现场采访，还绵延出数个题目。

比如那位妈妈的担忧，出舱后会不会被另眼相看？结合一些市民和基层干部表达焦虑、困惑的录音和影像的广为传播，大江东关注了疫情期间的负面情绪，专访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王振，做了《疫情期间，如何守护心理健康》。

比如阳性患者出舱后的问题，我们一直放心不下。时隔两个月，大江东做了调查：《善待62万曾经感染的兄弟姐妹，倾听他们的心声》 《我们拨通了100位复阳者电话》。

比如第一次进方舱，发现方舱建设是上海抗疫“重中之重”。两个月中，我和记者破天荒四次访谈方舱“拓荒连长”陈尔真，每次都是“爆款”，有的传播量达几千万。记者努力精准提问，专家回应切中肯綮、理性缜密，很好回应公众关切：4月1日《在隔离点专访陈尔真：上海为什么无症状感染者比例较高》，4月8日《专访陈尔真：上海感染者日增两万，方舱能否满足需求》，4月26日《陈尔真：方舱开始“床等人”！敬畏生命 科学抗疫》，6月1日《告别主力舱！直击上海最大方舱医院关舱》，这也算是为上海方舱建设留下一抹微型史迹。对方舱的持续关注，还促成我们更多相关的研究和调研。

大江东工作室推出的很多报道经过了精心策划，特别是一些成功的调查追踪报道。其中哪些策划是您印象较深的？

要说印象深刻的大江东调查报道，每一篇都难忘，这就是抵达现场的力量。有温度的记忆，一辈子忘不掉。

我始终觉得，对任何一次灾难，抵抗遗忘有助于今后减少灾难，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多发掘和还原个体的生命细节。当一个个新闻事件中的人，脱离一串串数字，其人生故事具体而鲜活，我们才会意识到责任担当的重量，意识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深刻。

媒体的关注，不能是一次性的。像北蔡居民区干部、大货车司机滞留、流浪人员收容、虹桥站离沪旅客、乘坐地铁的旅客故事、常态化后核酸码扎堆和滞后以及“离线老人”困境等，我们做了不少系列性的追踪式调查。像北蔡和虹桥站，我自己就分别去了三次。

这些关注点可以说是疫情期间的矛盾聚焦点，有些甚至是“风暴眼”。

在抗疫初期，求医问药、保供压力汹涌而来，平时存在感很弱并且人手不足、自己也成了感染者或密接的众多一线的村居书记，一接电话、一录视频，不断成为舆情热点，千根线，都要穿进他们这一个针眼。作为矛盾胶着点，他们有太多的无奈和委屈……

我在一则评论中说：封控，让众多社会精英关在家里，超大城市的一线管理重任，落在村居“阿姨”“爷叔”身上，很难杜绝“一地鸡毛”。疾跑中的奥运选手，突然静止也会脚步踉跄。身心俱疲、犹在奋战的基层工作者，需要来自体制和组织的强力支撑，也需要在他们偶尔扫过手机屏幕时，看到一些些点赞、安慰和支持……

如果说，您前面所谈是与居民、与医护、与阳性感染者共情，这段话就是与奋战在最一线的社区工作者共情。

大江东工作室有意识寻找这样一些居委会书记，想写出他们的故事。上海抗疫成败，他们是“关键”。

我们追踪报道《那个电话里哭泣的北蔡居民区书记还在奋力抗疫》《凌晨发文辞职 居民万言挽留，直击“小巷总理”苦辣酸甜》《探访“呼救”的华师大二村，如何做好老年社区物资保障》《备受关切的梅六小区：困难很多，竭尽全力迎“拐点”》等等。疫情初期，直面民众的基层干部有过不知所措。但他们基本上无人言退，在一线奋力顶住了严峻考验。基层党组织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战斗堡垒作用，特别是在市区的组织力量、社会资源下沉后，在党员及志愿者社区报到后，基层抗疫渐有章法，基层干部压力略为减轻。

抵达现场，记者会观察到比十几、几十秒视频或音频更多的事实、更多的逻辑脉络。有的原始报料有部分事实依据，但也有不少存在一些夸大。这就体现了新闻调查的力量。比如，有人发帖为某小区老人喊饿，热度极高。我们随机走进该小区五位90岁上下的老人家里，每一位都在由衷表扬居委“小王”，说他平时保供都是“用跑的”，还有老人一笔一划写了感谢信，也有的要通过记者给居委干部塞钱，“买些补品”—就我们的调研而言，小区老人没到挨饿的地步，但有人就医困难，也有面临管理窘迫。我们如实还原，呼吁更加关注封控中的老年人群体，后面也有媒体跟进。

当然，并不是每一次调查，都有作品呈现。大江东记者巨云鹏，采访一起“阳性老人”转运事件，花了一天一夜，积累了各方数小时采访录音，只形成寥寥三百字的公开报道。理性的报道，要促成问题解决，而不是相反。有的基层干部，我采访了两次，每次都促膝长谈半天，但哪怕事件热得烫手，也要尊重当事人意愿，适时放弃报道。

但是，每一次现场调查和直抵人心的访谈，都有绵长的意义。让你对当下事态的一波三折，有深度认知；让你对下一场策划的脉络，愈加清晰；让你试图推进某个问题解决时，有更加现实而可操作的考量。媒体领导，也应该抽时间去现场，做调研，避免隔山打牛之憾。

前几个月很多音频和视频在微信群、朋友圈广为传播，虽然真假莫辨，但内容很是“抓眼球”，有些堪称触目惊心，对于媒体来说也可以视其为来自网上的报料。

时常在现场，就会对一些报料有了判断力。

五月下旬，有朋友义愤填膺发来一位“红裤头”大货车司机，在上海80天“荒野求生”、无人接济的短视频。我说，这基本不可能是事实。

大江东此前持续关注过外地货运司机，针对一则河南司机喊饿的抖音，发过调查《货车司机没吃的？现场探访：能吃饱，希望有活干》《探访航津路货车司机，温饱没问题》。当时我们现场找到那位司机，他哭诉之后，旁观司机很生气，拉记者去了那哭泣司机的驾驶舱，里面像个小超市，有很多吃的。不过，为了防止这位司机被网暴，我们的报道非常克制。当然，我们对上海基层治理有基本信任，不太可能让一个外地司机饿两个月。

针对“红裤头”货车司机的视频，记者王伟健再次出动，虽然那个视频并未清晰呈现具体地点，但他仍设法求证，抵达现场，经过四方信源核实，那个短视频中的司机“是说着玩的”，没想到被偷拍……《求证：货车司机浦东“荒野求生”80多天？》，这篇调查丝丝缕缕还原了真相。我想， 媒体还是要少用那种一句话的通稿式“辟谣”。要让人信服，需要现场求证，还需要多个信源互证。

记得2018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举办过您从业30年新闻作品研讨会，回顾了您职业生涯中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与上海相关的“五问”系列，包括《五问外滩踩踏事件谁之过》《五问自贸区这枚“爆竹”究竟响不响》《解析“死猪漂浮”疑团》等，成为主流媒体在重大热点事件中敢于和善于发声、努力还原真相、促进政民沟通的经典范式。当时研讨会主题是“以新闻推动社会进步”，您说这是从业的初衷。我想，这也是您在当下全情投入、记录当下的动力吧？

是的。自媒体时代，声音多元，但我始终相信，只要这个社会还存在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问，还存在对公共事件的好奇打量，还存在对众说纷纭的求证渴望，作为社会瞭望哨的记者就不会歇业。

记者的党性自觉、职业精神、自律意识、专业水准和公信力弥足珍贵，公众对媒体的信任比黄金还贵重。

“关键时刻我在现场”，报道事实、尊重事实，还原真相、探究真相—不管用什么载体，这仍然是新闻最强大的生命力，也会一如既往地推动中国向着澄澈光明不懈前行。

记者们请小心看管手中的烛火，不要忘记点燃时的承诺。新闻的全部尊严，不在于它穿哪件“衣裳”，而在于直立行走的赤裸裸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