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来势汹汹的谣言，我们选择迎面而上

何卿：在这波上海疫情中,说到大众传播，说到舆情应对,我们绕不开“辟谣”这两个字。“谣言”与“辟谣”的漫天“斗法”，可以说是各种传播现象中最亮眼的、最吸引眼球的一道“景观”。作为辟谣平台的负责人，在您眼里，什么是谣言？

王志彦：关于谣言的定义，卡斯·R·桑斯坦（Cass.R.Sunstein）曾经说过，“谣言”表示一类言论，这些言论尚未被证明真伪，却从一个人传向另一个人，其可信度不是因为人们有直接的证据支持他们，而是因为别人似乎也对其信以为真。

另一位西方学者—奥尔波特（Gordon W.Allport）则总结出了谣言影响力的公式，“谣言的强度=谣言的重要性×谣言的模糊性”。

从这个公式生发开去，我们认为，在特定时期，当人们普遍关注一类信息，而这类信息中一些似是而非的内容又被大多数人们相信并传播时，谣言的影响力将达到顶峰。

疫情期间上海辟谣平台异军突起，好多爆款文章在各个小区群里转发传播，引起了市民广泛的关注，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

上海疫情封控期间，社区治理、防控政策、物资保障等各方面的举措受到市民广泛关注，大量不实的信息也随之而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众渴望知道真相，对辟谣类报道的需求急剧上升，上海辟谣平台因此取得了爆发式成长。这个平台六年前与上海网信办合作成立，并不是个新生事物，但在今年变得格外的火爆。

也就是说，上海辟谣平台的火爆是在一个特定时间段内，在特殊舆论环境和特殊民众心理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的确可以这么说。首先，上海此轮疫情，由于病毒隐匿性强、传播速度快、范围广、裂度大，让整个社会的应对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另一方面，疫情所带来的封控措施，又影响到每家每户，在多重原因的叠加下，一些带有情绪化的虚假信息开始在社交媒体、互联网上不胫而走。

实践表明，在某个公共事件中，人们的观点、情绪和情感会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占据上风，此时人们不再关心理性、逻辑和事实，而是将观点置于事实之前，将情绪放于理性之上，这种对真相或事实的轻视和忽略正是谣言诞生和传播的最佳土壤。在上海疫情期间，由于有时候缺乏权威信息，各种各样的谣言快速扩散，真相还没穿上鞋子，谣言已跑遍了网络世界。

有句话叫“互联网不是谣言的法外之地”， 但网络的特点使得它客观上容易为谣言铺就一条快速的跑道。

是的，这就是谣言跑得快的又一个原因。互联网时代，谣言已经穿上了“技术之靴”。社交媒体的广泛兴起，瓦解或分化了传统主流媒体的传播格局，一则谣言从编造诞生到集群传播，这个过程中不再需要专业媒体机构和专业新闻采编人员的介入，就能迅速取得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力，甚至一个不经意的聊天记录，因为在某些方面触动了社会神经，便会被广泛截图传播，从而达成一种“社会性狂欢”的效果。这种传播类似于物理学里的核链式反应，尤其是近年来兴起的自媒体，借助短视频等各种技术平台，为了达到快速涨粉、博取流量的目的，病毒式地扩散虚假信息，使得这种链式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有谣言的地方，就要有澄清。但是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下，想要做一个经得起考验的辟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们是不是也经常遇到一些困惑？

从新闻业务上说，准确传递权威声音，科学普及防护知识，疏导紧张焦虑情绪，坚决反制谣言，打击各类不实信息，为稳定人心、坚定信心作出贡献，这是主流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

不过，在实践过程中，由于谣言的特殊性，辟谣类新闻的操作难度的确很大，辟谣效果的好坏往往与“时度效”的把握紧密相关。比如，辟谣报道常常面临巨大的时间性挑战。以疫情期间上海辟谣平台发布的《武警将接管上海社区？造谣》一稿为例，2022年4月7日晚间，一则传言称上海将要开始军事化管理，并声称有武警部队接到通知，“所有小区安排2人站岗，杜绝一切进出”。这个传言发生在上海疫情最吃紧的时候，市民对疫情未来走向怀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和焦虑，传言一下子击中了网民的敏感点，在互联网上形成了疯狂转发之势。当天晚上，上海辟谣平台发布权威辟谣稿件，核心内容就是：“向权威部门询问获悉，此传言为不实消息。”稿件上线后，迅速被市民转发，阅读量瞬间就突破10万＋，相关谣言很快平息下去。

这是一则快速辟谣的成功案例。然而，是不是所有辟谣都是越快越好呢？我们从实践中发现，与一般新闻报道相比，辟谣新闻尤其要关注其有效性的时限问题，也就是辟谣的效力问题。因为辟谣是以否定的方式传递一种信息，这种方式决定了辟谣新闻不仅要兼顾当下，还要有一定的时间效力，一旦辟谣所否定的内容，在很短时间内被事实所推翻，那辟谣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因此，对于预测性的辟谣要慎之又慎，否定未来的某一种可能是极其困难的事，即便自认为有十足的把握，也会有很大的风险。

所以我也注意到，不少辟谣报道的用词是相当小心和谨慎的，常常会有“到目前为止”“暂未发现”等等的限定。

谨慎固然是对的，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许多谣言本身就带有预测性，这些谣言不是对当下事实的判断，而是基于某种细节进行外延式想象和预测。对此，如果辟谣仅仅提供了当下的事实，用诸如“目前没有”“现在还未”等方式去表达，尽管在技术上保护了自己，但却并没有针对谣言的核心意图，仍旧会被传播者斥之以“心虚”，从而达不到该有的辟谣效果。

是快速反应，还是静观其变，什么时候出手才能达到最好的辟谣效果？这需要新闻工作者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更全面的权威信息，更加理性的判断和分析，有时候，还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担当。

我们也看到，网上对上海辟谣有些议论，觉得你们有时候只是针对局部的谣言进行了澄清，而整体问题却往往没有涉及。你们自己怎么看呢？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通常来说，局部的真实不能代替整体的真实，否则就会引导出错误的结论和虚假的新闻。但是，谣言与辟谣又有自己的特殊属性。辟谣是以一种否定的形式提供某种真实信息，那么局部的否定与整体的真实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们对此也有一些反思。

仍旧以疫情期间，上海辟谣平台的报道为例。在此期间，物资保供面临很大压力，一些针对性的谣言也不断出现。上海辟谣平台求证核实了一系列物资保供问题，刊发了大量的辟谣稿件，比如《所谓宝山区高境镇保供物资供应商的“身份”，造谣者连性别都搞错了！》《青浦一居委会私吞物资连夜转移？街道回应：为部分一线工作者慰问品和医疗物资》《新疆捐赠给宝山的羊肉去哪儿了？我们做了调查，还问到羊肉捐赠方》等等，都是针对物资保供这个热点问题，这些稿件就新闻本身而言，事实核查清楚、关键证据清晰，从新闻专业的角度来说，这些稿件都经得起考验，针对谣言的批驳真实有力。

然而，放到更大的舆论场上看，这些辟谣稿件的争议性仍然存在。这主要是因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大量出现的物资保供问题引发市民关注，成为舆论焦点。就局部而言，辟谣所澄清的传言的确属于谣言，但从整体上来说，类似的现象并非不存在，这些传言又仅仅是整体现象和全局问题的一部分而已。这也就难怪，有读者留言，“这种辟谣是不是一种结构性辟谣？”

那么如何消解这一问题？

这个问题的存在和困扰，提示了新闻工作者要从全局和整体上去把握舆论走向和社会心理。在一些特定环境中，仅仅以辟谣方式提供信息，它的供给远远不足以满足社会大众对于权威信息的渴求。也就是说，对谣言最有力的打击，不仅仅要有及时权威的辟谣，还要有详尽的调查报道、科学的解释报道，乃至于推进问题发现和解决的监督报道，辅之以这些，辟谣新闻才会有更强大的共鸣。

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新阶段后，网络上的谣言少了很多。但我们知道，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谣言，而且往往是“谣言一张嘴，辟谣跑断腿”。那么，未来上海辟谣平台将如何发展？

互联网无疑是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的主战场。不管我们愿不愿接受，谣言总归会是网络舆论生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互联网上与那些谣言狭路相逢，并敢于亮剑批驳，是新时代主流媒体必须掌握的能力之一。谣言来势汹汹，我们的选择只能是迎面而上。

那么辟谣新闻如何在未来取得更大的公信力，更好地引导网络舆论？我们认为，一是要靠环境。全社会应该共同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政府应当提高公信力，及时发布政府及公共事务、突发事件信息。同时，应该积极学习世界各国打击网络谣言的先进经验，通过立法、实名制、法院判例等多种手段，依法严厉打击网络造谣和违法活动，倡导积极健康的网络行为。只有在大环境越来越完善的前提下，网络辟谣才会更加事半功倍。

另一方面，网络的特征是“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传播者”，这对于原来一元中心化的传播格局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但是，如果我们放下中心化的思路，以多元对多元，就会发现不一样的世界。

根据这个思路，我们正在探讨的一个问题是，能不能以网络的方式治理网络呢？

以网络的方式治理网络，这个概念应该怎么来理解，又怎样进行实践？

比如，“众包式”辟谣机制如今已经在学界被广泛讨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愿意通过互联网进行知识的分享和再创造，这种集体智慧是网络的宝贵财富。未来，上海辟谣平台能不能打造一个开放式的“辟谣社区”，在“众包式”辟谣机制上进行探索？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在我们的设想中，这个社区通过栏目记者编辑，外围公民记者，与栏目合作的专业机构、政府部门等，共同组成一个“辟谣联盟”，鼓励用户自行对可疑新闻进行查证并撰文发表。

当然，在社交媒体方兴未艾的当下，网络辟谣报道仅仅处于起步阶段，新的媒体环境，新的传播格局，新的技术手段，带给专业新闻机构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但谁又能说，这种挑战不是一种全新的机遇和动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