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沧桑感，文艺就是轻薄而无用的

何卿：本轮上海疫情来袭后，尤其是4月1日上海全域静默管理开始，我注意到上海文艺界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以一种自觉担当在这个特殊时期主动作为。您觉得上海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表现？

刘文国：我们有一个上海文艺创作群，群里有文艺界人士说，疫情来袭，上海文艺界几乎是以一种“等不及、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全力去推动“以艺抗疫”，我觉得这几个词很贴切。

上海城市特质决定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会在关键时刻冲锋陷阵。上海是革命的摇篮，是党的初心始发地，这里孕育了伟大的建党精神。纵观历史，上海向来不惧困难，上海文艺界在任何抗击灾难的行动中从来没有缺席过。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在上海开创了一生文学创作最辉煌的时期，出版《故事新编》、编订《前哨》创刊号等。上世纪三十年代“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电影界在电影创作上接连创造出《狂流》《春蚕》等70多部进步电影,虽然当时遭到了暴力镇压、审查删减和围剿，但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依然创造出《渔光曲》《十字街头》《马路天使》《风云儿女》《桃李劫》等很有影响力的电影。你会看到上海文艺工作者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往往有一种骨气，再危难的时刻总有人挺身而出。在重大历史事件节点上，上海的文艺工作者，无论是文学、电影、戏曲，都是站在了第一线，他们用文艺吹响号角。本轮上海疫情突然来袭，上海文艺工作者以时不我待的速度奋力跑出加速度，展现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似乎是一种传统、一种传承，这是一种流淌在上海文艺工作者血液里的基因，并不是偶然，是对于民族、国家和历史的自觉担当。

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人们生活、工作的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疫情的影响不是一天两天，未来也依然有许多不确定性。特殊时期文艺有什么作用？

纵观中外历史，无论是和平年代还是动荡年代，艺术都在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尤其是在危难时刻，艺术是有它鼓舞士气、感化人心的独特性的。归根结底还是要有内容生动、打动心灵的优秀作品，给人以关爱、给人以鼓劲、给人以愉悦。就像一位德国作家说的：“让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召唤另一个灵魂，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抚慰心灵。”好的作品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们紧张、恐慌的情绪，给人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增强人们在守望相助中战胜疫情的毅力和信心，从而助力疫情防控，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1938年春天，那个时期大约有4万有志青年到延安去，其中70%是知识青年，他们的身份、职业各不相同，有漫画家、作家、音乐家、科学家、医生等等，他们中许多人是看了一本书或一部电影受到启迪，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比如说漫画家华君武是看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就是这本书点醒了他。

真正的文艺宣传一定要入脑入心，在内心深处有回味和思索，不能看过就过去了。抗疫时期的作品更要闪现人性的光辉，聚焦最平凡的英雄，帮助人们渡过疫病难关，重燃斗志、重拾信心。我们的文艺作品如果不同我们国家所经历的时事相结合，那我们的作品必然会脱离大众，大众是要排斥的。各大文艺院团疫情期间涌现出来的文艺作品其实是一座桥梁，就是要通过抗疫主题，把艺术创作同老百姓联系起来，要准确地反映老百姓的思想感情，这样的作品才是有力量的，才能抒发情感、抚慰人心。这让我想起了在武汉疫情期间，日本汉语水平考试事务所捐赠给湖北两万个口罩和一批红外体温计，外包装的标签上写着八个汉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未享同一片山川，但当我们抬头时，看到的是同一轮明月。字数不多，但心意相通。有灵魂才走心，能走心才有共情。这样的文艺自然就有用了。

我知道您在上海文艺界有许多老朋友，疫情封控期间你们有没有联系，大家都在忙些什么？文艺工作者具体有何作为？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说了一句话，他说：“前线的医务人员、基层干部、志愿者大白他们是在一线和新冠直接战斗，我们文艺工作者是二线，在第二战场，也就是‘精神战场’。打针、做核酸我们不会，我们就用文艺这种潜移默化的形式温暖人、感染人。”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也始终没停下，他组织和指挥了多台云上音乐会，还当导赏人，带着大众一起看歌剧。

没有思路，就没有出路；没有作为，就没有地位。我观察下来，这次上海疫情期间，文艺界一方面是疫情期间快速投入创作，比如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就带领演员发扬“口罩芭蕾”的精神，创作了《天使的微笑》《惊蛰》等等抗疫作品；另一方面是“互联网+文艺”，充分运用了多媒体现代化手段，拓宽了文艺作品在新媒体上的播放渠道和方式。

疫情期间涌现出的作品中，有没有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SMG和上海音乐学院联手创作的抗疫公益歌曲《屋檐》，2022年4月10日在东方卫视视频号首发的，包括看看新闻、上观新闻、澎湃、网易、腾讯、搜狐、新浪、哔哩哔哩等同时转发，疫情防控期间持续在东方卫视等荧屏上滚动播出，给疫情中的人们带去了一丝温暖。这首抗疫歌曲是在上海音乐学院廖昌永院长带领下，由安栋领衔创作的，音乐剧文化推广节目《爱乐之都》中30名音乐剧演员共同演唱。主创们告诉我，《屋檐》这首歌只用了5天的时间完成作词、作曲、配器、录音、制作，时间很紧，开了30次线上创作会，攻克了不少“云录制”的技术难关。要知道，处理不同环境、不同设备下的声音技术问题其实是一个繁杂的音乐工程。这首歌的歌名《屋檐》也有它特别的寓意，主创人员表示，现在大家都在家里，都在各自的屋檐下，都在期盼恢复正常生活的那一天。音乐旋律上突出一种江南地区音乐的风格特质，不是很慷慨激昂、很“革命”的歌曲，而是柔软的、抒情中有感染力的，能够直抵心底。其中穿插了三拍圆舞曲式的音乐旋律，有一种憧憬日子恢复如常以后身在街头自由起舞的感觉，为歌曲注入了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

在这样的时候，有一首风格清新温暖的歌曲，恰似为心灵开启了一扇窗。歌里有大家熟悉的上海元素，仿佛在屋檐上打开一扇老虎窗，林荫道、葱绿的树木、爽朗的清风，你能感觉到上海这座城市依然是鲜活的，我们期待在一个充满生机的城市中依然听到鸟鸣、看到暖阳，闻到一股春光的气息。文艺工作者要有这样的同理心和共情力，要知道老百姓在当下的情绪，真正需要什么样的作品，这首歌表达了人们在特殊日子里静待花开、期待明天的心情，有一种温情、友爱和包容的力量。我觉得《屋檐》不是一般的应景作品，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尤其在全城都静态管理的特殊时期播放这首歌，有一种朴素的情感和熟悉的烟火气。

疫情期间许多文艺工作者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创作了一批反映当下的作品，但我们也知道真正好的作品往往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和反复的打磨的，艺术有艺术的创作规律。关于后疫情时代的文艺创作您有什么看法和期待？

后疫情时代上海文艺界一定要“有所为”，我认为这个更加重要。记录历史是文化工作者的责任，既要记录疫情中平凡的英雄，表现危难中的真情、平凡中的伟大、质朴中的崇高，同时也要总结抗疫中的经验教训，留下民族的印记，启迪未来的生活。伟大出自人民，英雄出自平凡。历史会记住为这座城市坚守和付出的所有人，作为文艺工作者，就是要做记录历史的人，去记录白衣战士、基层工作者、志愿者大白、社区里的团长等等，这些都值得文艺工作者用心去体悟、认真去表现。人民群众在抗疫中的真情实感和正能量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我们要充分运用电影、戏剧、音乐、戏曲还有舞蹈的形式来展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同时，后疫情时代创作环境有了重大变化，人们的心灵面对巨大的冲击力，这时候创作者的感受、思考都需要比较深刻才行，需要时间的积淀，要真正反思，这样作品才有力度。通过文艺的方式来讲述，大家更容易接受。

还有就是灾难片的创作。灾难是电影创作中永不衰退的重要选题，这里面有视听震撼、生态反思、人性反思、人类关怀甚至是灾难美学等等，在观众心目中往往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比如说《日本沉没》《后天》《唐山大地震》《1942》《紧急迫降》等等。但是灾难片很难创作，我们常说“七分采三分写”，灾难文学创作一定要反思灾难，需要冷静思考和沉淀历史的经验教训，不是一蹴而就的。比如本轮上海疫情的源起“华亭宾馆事件”问题，一个小的疏忽带来疫情扩散的大问题。近年来国产灾难片创作比较活跃，但是真正好的影片凤毛麟角，有些扎堆的创作看似宏大却空洞无味。对疫情进行反思的创作难度很大，但不能因为难就不做。

您的许多文艺界的老朋友，因为疫情的原因，不得不暂时告别剧院和舞台，但正如您所介绍的，他们也在通过新的方式继续守好“精神战场”。疫情期间上海的各种文艺宣传现象中，有什么是您格外关注到的？

互联网+文艺。各大文艺院团纷纷运用新的互联网技术，充分利用多媒体手段，开拓了新媒体播放的渠道和方式，这个活动名为“艺”起前行。我注意到有一个云间移动端技术，在方舱里可以点播云上的各种文艺作品。比如说上海芭蕾舞团精选了《闪闪的红星》《睡美人》《天鹅湖》等19部作品在线上轮番播出，要知道这些剧目都是上芭精品中的精品，以前在剧场一票难求，更别说在网上公开观演了，点击量超过4000万人次。我问了辛丽丽团长，她觉得在这场抗疫中，如果能通过艺术抚慰到封控中的上海市民的心灵、满足市民的精神需求，这是责无旁贷的文化责任。上海戏曲中心也拿出了《红色特工》《敦煌儿女》《大唐贵妃》《山河情》等作品，观看的市民也有960万人次。昆剧团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们探索了一个线上演出新模式，就是利用移动端、云闪送的方式，提前录制了许多观众喜爱的著名演员的祝福和经典唱段，通过新技术“闪送”到方舱医院，让方舱里的人可以一边恢复身体一边通过云上的文艺作品抚慰心灵。谷好好团长自己也一直在一线做志愿者，她跟我说：“我们文艺工作者就是要为人民做好服务工作，这是我们感恩、服务的时候了！”

疫情是一场大考，我觉得我们上海的文艺工作者在其中还是发挥了文艺的独特优势的，展现了一种鼓舞人心、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同时也在用心用情地做事情。海顿曾经说过，艺术的真正意义在于使人幸福、使人得到鼓舞和力量。

6月起上海开始逐步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两个月的静态管理告一段落，但是未来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您一直说文艺要反思经验教训、启迪未来生活，这段经历对您而言，在文艺创作上给您带来的最大感悟是什么呢？

许多年以后回想起这段极不平凡的经历，我想我们还是会感到百感交集。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每个人都经历了从煎熬到平和、从恐慌到坚强的心路历程，这是一段不能忽视的精神成长。人在经过了激荡、磨砺以后会懂得许多，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要直面苦难，文艺是有永恒的价值的，历史上很多作品都是直面灾难，留下了许多鲜活的历史记忆，并且引发了人类的思考，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除了涌动的温暖和力量，这次疫情也把人性中的不善，甚至恶的一面暴露了出来，把想象不到的愚昧暴露了出来，危难之际的人性大暴露对于艺术家来说也是观察生活的机会。市民文学很发达，各种很有趣的语言冒出来了，这些都是很丰富的生活素材的源泉。疫情给我们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大挑战，但也会使我们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心生更多感念。文艺工作者要心怀激情、梦想去拥抱更加美好的明天。创作一部好的作品，不仅要抒发情感、抚慰心灵，还要让我们重燃斗志、重整信心，要让抗疫作品挖掘人性的光辉，鞭笞假恶丑的一面。

“赋到沧桑句便工”，没有沧桑感，文艺就是轻薄而无用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直面苦难，直面大自然带来的灾情留下的历史记忆，一定要以敬畏之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人民群众喜爱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