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不在岗，传媒人的使命始终在岗

何卿：作为资深的传媒学者，根据您的观察，上海媒体在这轮本土疫情中的表现如何？

俞虹：这轮突发的上海疫情，来势凶猛，瞬间打破了人们对上海的很多期待与想象。媒体传播是人们关注上海的重要路径，然而互联网时代的多渠道并行传播，一方面信息得以更多、更广、更便捷地进行传播与获得，另一方面，也更放大了众声喧哗的噪杂。尤其自媒体让各种声音几乎无门槛释放。因此，无可否认在上海疫情特殊时期媒体传播呈现了多样性、复杂性局面。但是，也有非常值得关注、点赞的独特风景，也是今天我想与你说的，疫情中的上海媒体给我留下强烈印象的是什么——其实是一群特殊的上海媒体人。

作为一个关心上海、但在上海以外生活的人，我得到的很多更基层、更鲜活的信息恰恰来自于一些自媒体，而这些自媒体视频，很多又是原来上海主流媒体的资深记者创作的。上海主流媒体人同时也是上海市民、小区居民、社会公民，特殊时期，他们所生活的居住区也陷入被封控的状况，不能到岗办公。可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就此躺倒、逍遥，而是很自觉地以自媒体为武器参加到抗疫传播的工作中，自觉承担起媒体人的责任。

做视频是电视人的看家本领，他们以自己的专业能力，以媒体人的责任和担当，通过短视频这个当下最活跃、最有传播力的媒体工具，敏锐判断、迅速选择、真实记录，有理有力地对他们所能看到、接触到的社会现象进行记载和传播。这些视频进入身边朋友圈，进而进入更大的传播链，甚至被全国观众关注，同时也为主流媒体提供了很多一手资料。我注意到，其中有些视频直接被主流媒体平台、电视端和网络端选用。

在与白岩松老师和张涛甫院长的交流中，他们也提到了在此轮上海疫情的早期，主流媒体人被束住了脚步，影响了第一落点的发声，缺乏专业能力的自媒体众声喧哗。您观察到的这一现象，恰恰印证了一些具有专业能力和责任意识的自媒体的重要性。在您看来，具有专业能力的主流媒体人拿起自媒体的武器，具体起到什么作用？

主流媒体人虽然自身被困小区，但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坚持记录和发声，这个做法助力、推动了正面舆论的生成和公信力的提升，对整个上海舆情起到了平衡、引领的积极作用，不仅在上海市民中产生了信息传递、沟通交流的作用，也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比如说我对“团长”的了解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的。我转发他们的短视频获得了很多的关注、认同和点赞。他们看似是在自媒体上发声，但其实与往常在主流媒体平台上的所思所想是一致的，因此所发挥的作用是相当的。

我认为这是上海媒体在这波传播中的一个亮点。因为他们的自觉介入，使疫情特殊时期自媒体传播的声音，有了正面的价值引领和专业的力量。有效信息量更大，素材选择更有目标方向，评论也更到位。

主流媒体人在个人的自媒体上发出上海媒体的声音，您能举几个您印象深刻的案例吗？

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三位。第一位是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法制部副主任李姬芸。她本身是从业20多年的出色的记者，获得过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优秀记者。但是她的视频是以一个上海市民、一位社区居民的身份来做的。第二位是匿名为“纳瓦谢里采夫”的媒体人，后来我了解到，他叫吴霄峰，是SMG战略投资部主任，他现在在管理岗位，但曾经也是一名记者，虽然是匿名发布，但无疑是以真正的媒体人的身份意识在做。还有一位是新民晚报资深记者晏秋秋，他是一个有很大行动力、很多正能量的媒体人，他的“粉丝”不少，影响力不小。他们都是上海媒体的骄傲，是上海新闻人的骄傲。

对他们来说，身不在岗，传媒人的使命却始终在岗。因为疫情原因，不能在新闻中心的演播室、编辑机房里做事，但是家中依然是战场，他们依然是媒体的守门员、瞭望者。从他们的视频里你能感受到，他们真正是一生热爱记者这个职业，一旦身份转变成为疫情期居家的市民，依然会在第一时间拿起记录设备，用眼、用笔、用心来向外界传播。

一个居委会书记就曾给是“团长”也是记者的李姬芸发微信：“李老师，您好！我也是徐汇某个居委会的书记，这次疫情期间每当我快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反复反复看您的视频给自己加油打气，谢谢您用自己的大爱帮助和感动好多人。”我们看到无论作为主流媒体的记者还是小区的居民，这些传媒人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在上海疫情特殊时期，做出了在岗的满分答卷，书写着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正是有无数这样的自觉、积极奉献的人们，让温暖与力量始终弥漫在黄浦江畔。

工作方式变了，做事场合变了，但记录与传播的热情没变。说起来，疫情不知不觉中已经近三年了，相比原来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常常有面目全非的恍惚感，这三年您是怎么过的呢？

今年上半年一直回不了北京，北京的疫情虽然不像上海那样严重，但也是此起彼伏。疫情真的是改变了我们太多。

三年前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负责着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学工作，是最忙的时候。我还记得2020年的大年初六，北大召开了主管教学院长的会，提出要开展线上教学。北大的老师个性比较强，当时还担心如果不接受这样的方式怎么办？所以早早起步，讨论具体怎么做、怎么搞示范教学、如何与老师们做好沟通等等。结果那个学期采用了全新的方式，体验了新样式带来的教学收获与快乐。并且也是在这段时间，根据全校步骤，协调、带领全院各系做了学院本科2020版教学计划的修订，很有成效和意义。这年秋季我终于离开了管理岗位，也不再排课，可以自在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整个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虽然是处于比较自由的状态，但我反而更忙了。当你不再被一个岗拴着了，也就有了更多的可能，被更多呼唤所诱惑。以前总拿这话说周边朋友，现在轮到了自己，然而根本是要遵循自己内心的选择，愉快地做有意义且有趣的事儿。    

疫情这几年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任何坏事都可能孕育着好事。本来没时间做的事情，可能恰恰在这个时候能定定心心去完成。

是的。虽然还是很忙，但从被动忙到自在自主的安排还是很不一样的。2005年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成立，国内学界、业界一批志同道合的前沿学人，十多年来大家在一起做着有意义的事情，比如“未名大讲堂——记者节大型公益论坛”一做就是15年；“中国视频节目年度掌声•嘘声”今年就要做第12届了。现在浙大城市学院成立了文明与传播研究院，我们这拨人依然在一起，携手进行新的开拓。大家形成了共识，接下来更关注的是人本的问题，关注文明和人类社会进步的关系，而不再以狭义的传播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传播只是一个工具、一个载体，我们以“文化传播与文明推演”为框架，由此，去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

比如说这次疫情期间，上海社区的邻里互助，包括涌现出的那些“团长”们，就是一种特殊时期的文明举动，包含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再比如，这几年每年暑假都在川藏等边远地区行走，我们看到，在脱贫攻坚战役中让农民住上新房是相对容易的，但改变陈规陋习，并让他们今后不返贫，不仅物质上能够富裕起来，精神上也能够富裕起来，这才是更难、更长远的事。所以虽然离开了一线教学工作，但是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城乡互动，在推动艺术、文化走进乡村上做一些努力，这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事。人要在自我觉醒中一步步前行，虽然说有些时候自足也很需要，但是自足和自省不冲突。

俞老师，我要祝贺您！虽然生活状态、人生阶段改变了，但是依然保持忙碌，而且奔赴的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人生愿景。疫情带给您怎样的自我觉醒呢？

疫情肯定会带来很多思考和改变。但说到觉醒，去年《觉醒年代》播出的时候，确实让我有觉醒的感觉。剧组走进北大时，我代表教师与剧组对话，我说其实看到41集时是很“点燃”我的。陈独秀、李大钊在海河旁面对饥寒交迫的难民时，感慨万分、举拳宣誓，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而甘愿奉献一切，这也是建党的初衷。那么，百年之后我们面对的基本是衣食无忧的人，又该怎么做、怎么想呢？人的快乐与尊严今天又该做怎样的解读？物质的充沛与精神的富足怎样才是一种和谐的境界呢？作为共产党人、知识分子应该或能够做什么呢？于是，这成了我们想回到人本，从文明的发现、认知和推进上去行思的动因。

今天与您的交流也挺“点燃”我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