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催生下的媒体PUGC模式研究 —以上海广播电视台2022年上海疫情报道中的媒体PUGC模式为例

2022年3月上海出现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艰苦卓绝的“大上海保卫战”打响。25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一度被按下“暂停键”，绝大多数市民被疫情封控在家、封控在社区，其中包括不少记者、编辑、编导、摄像以及主持人等新闻一线采编人员。这种“非战斗减员”，让本应第一时间奔赴全市抗疫第一线、加大新闻报道力度、加强舆论引导的主流媒体，面临巨大挑战。为应对这一新变化和新挑战，不少记者编辑自发地拿起家中的手机和自拍杆，变“后方”为“前方”，以手机摄制Vlog的方式，推出一大批深接地气、热气腾腾、鲜活生动的个人抗疫短视频作品，不仅完成从PGC机构创作者到UGC个体创作者的角色转型，更由此催生出了一种全新的媒体PUGC生产模式，实现了对新闻生产流程的再造。本文将尝试以上海广播电视台在上海疫情报道中的媒体PUGC生产模式为例，分析这一全新模式的特点、优势、不足及其对新闻生产流程的再造与重塑，进而探讨这种生产模式的未来应用方向，以期为融媒体时代的主流媒体进一步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建议。

一、2022年上海疫情防控对新闻媒体PGC模式的挑战

对于PGC（Professionally-generated Content）专业内容生产模式和UGC（User-generated Content）用户内容生产模式，业界和学界早已不再陌生。作为标准意义上的机构生产者，主流新闻媒体日常播发的绝大部分新闻内容，都是由PGC模式支撑和供给的，其背后不仅有着一套高效的新闻生产流程及新闻三审制度，更有赖于一支训练有素、分工明确、协同高效的新闻生产队伍得以实现。而这种稳定、高效的生产机制，在2022年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不少本应奔赴一线的记者难以抵达新闻现场

疫情封控期间，包括上海广播电视台在内的各家新闻单位，以最小备份在岗人数进行驻单位值守，以维持机构正常运转和新闻生产，不少本应争分夺秒奔赴“大上海保卫战”全市各条战线、记录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最新进展的新闻记者，在社区接受封控、静默等管理，“新闻采访”这一新闻生产流程中的重要环节，无法得到加强。

（二）各类采编工种难以嵌入PGC序列参与新闻生产

除新闻记者之外，诸如编辑、编导、摄像、主持人等PGC生产序列的采编工种，也因疫情防控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非战斗减员”。对于广播电视这类运用专业技术设备、专业制播系统、专业技术工种进行生产的新闻机构而言，员工的足不出户和居家办公，也就意味着难以嵌入PGC序列、参与新闻生产，所面临的压力也更为显著。

二、疫情之下催生的媒体PUGC模式及其主要特点

奔赴现场、深入现场，既是新闻人的天职更是一种本能。当既有的PGC模式因疫情防控而暂时难以充分发挥其功能和效果时，不少记者编辑都自发进行了从PGC机构创作者到UGC个体创作者的角色转型，以实现新闻采访报道，一种全新的媒体PUGC（Professional ＆ User Generated Content媒介用户联合内容生产）^[1]模式由此应势而生。

以上海广播电视台为例，疫情期间，不少被封控在家的记者、编辑纷纷拿起自家的手机、相机和自拍杆，以一位普通社区居民、一名普通抗疫志愿者的素人身份，记录所在地区的核酸检测、物资保供、就医配药的真实场景和实况细节，讲述基层一线平凡英雄的抗疫故事，先后制作推出了一大批素人视角、拍客模式，以个体体验为主体框架的Vlog作品，不仅发布在员工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上，经过再编辑、再加工后，也先后运用在电视新闻报道、新闻专题以及新媒体短视频等多个领域。

例如《记者夫妻“喜提”48小时》3集系列Vlog是一对年轻记者夫妇的作品，由于小区被封，夫妻俩拿着手机和单反相机，记录下了闭环小区内社区医生、志愿者们连轴转的工作现场，以沉浸式的体验报道与网友共情。《包娘舅做志愿者：伐好上班，就为小区做贡献！》等9条沪语Vlog是一位新闻摄像师的作品，作者发挥自身善于捕捉现场实况的优势，记录下了所在社区志愿者们开动脑筋、有序组织住户核酸检测的生动场景，沪语版的旁白配音特色鲜明、语态鲜活，富有感染力。《解封啦！“歪果仁”斯蒂文的72小时封闭管理记》则是一名外籍员工的自拍作品，他以一位普通在沪外籍居民的独特视角，观察并讲述了所在社区核酸检测的井然有序，娓娓道来，节奏轻快。

与一般的UGC模式不同，疫情催生下的媒体PUGC模式，其生产者并非普通的互联网用户，而是原本参与机构生产、进而转型进行个体创作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实现了从PGC到UGC的角色转型。因此，相较于UGC模式，媒体PUGC模式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鲜明特点：

（一）个体化与新闻性相结合的观察视角

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决定了媒体PUGC模式所生产的作品，天然带有作者对于新闻价值、传播价值的职业判断及取舍。什么样的内容和现场值得被记录，什么样的人物故事值得被讲述，作者在内容创作时对于上述问题的思考和判断，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职业习惯、工作惯性。但与此同时，作为普通社区居民、抗疫志愿者的素人身份，又决定了作品个体化的观察视角和亲历者的讲述方式。因此，此类PUGC作品不仅具有新闻性，同时也被烙印上了作者本人的鲜活个性和风格特色。

（二）轻量化与专业性兼顾的生产样式

一方面，主流媒体多年来的全媒化转型经历，使得不少媒体人能够因地制宜地灵活运用专业级或家用级的摄制设备，进行视频内容生产；另一方面，常年专业化的PGC业务操练，使得这些作品无论是画面构图、稳定性、摄制角度，还是景别取舍、画面成组、剪辑包装，都更为有章有法、条理清晰，相较于普通UGC作品呈现出了更为明显的专业性痕迹。

（三）情感化与客观性相交织的表达方式

在新闻生产中施展情感元素通常被认为有悖于现代新闻业的客观性理念^[2]，而在媒体PUGC模式中，这对原本“二元对立”的元素却呈现出了相互交织、相互交融的情况。作者既是所在地区疫情防控的观察者也是亲历者，既能进行沉浸式的体验，也能进行相对客观的观察思考，寓情于理、情理交融，不仅与受众形成思想上的共识，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三、媒体PUGC模式对新闻生产流程的再造

值得注意的是，在媒体PUGC模式中，一部分采编人员仍然保持或兼顾在原PGC序列中的岗位职能，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出现了角色转换和功能转变。例如《上海哪有不胜的道理》《社区工作者你们辛苦了！》等86条Vlog是融媒体中心法治节目部副主任的个人作品，与其日常的法治选题策划和部门生产组织调度不同，她在PUGC创作时所发挥的是记者、摄像、编辑等岗位功能，角色转换更为彻底。

而无论作者是否延续PGC模式中的角色功能，疫情报道中的媒体PUGC模式，都打破了原本常态化的PGC生产机制，对既有新闻生产流程形成了再造和重塑。这种再造，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解构环环相扣的链条式生产流程

在PGC新闻生产流程中，新闻机构和从业人员依托清晰的组织架构和明确的岗位分工进行新闻“策、采、编、播、发”全流程内容生产和传播，不同工种和岗位之间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共同构成犹如流水线般、具有上下游关系的链条式生产流程。媒体PUGC模式显然打破了这种环环相扣的生产链条，员工独自一人进行“单兵作战”，集生产流程上的多个生产环节于一体，“链式”流程已转变为“点状”生产。

而这些PUGC作品不仅通过员工个人账号进行传播，经融合生产系统回传至电视台后，又能作为新闻半成品或新闻素材，重新嵌入PGC进行再编辑、再加工，实现“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

（二）打破组织化的新闻生产触发机制

在日常运转中，新闻报道的生产触发机制由媒体机构、业务团队所行使，换言之，新闻生产是一种组织行为、职务行为。而在媒体PUGC模式中，是否进行内容生产、如何进行生产、生产哪些内容，均由作者自行判断、自主决策、主动实施，因此，媒体PUGC模式区别于PGC模式中的记者蹲点调查、记者基层日记等“走转改”报道形式，其新闻生产的触发机制出现了去组织化、去机构化的转变。

（三）突破相对固定的传播路径和渠道

媒体PUGC模式，拓宽了新闻媒体既有的“B2C”传播渠道，通过员工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的内容发布，形成全新的“C2C”新闻传播路径，使新闻传播机制出现了“破圈”，使内容能够触达更多公众，增加了报道的“圈层化”传播效应。

四、媒体PUGC模式的优势与不足之处

作为一种特殊环境下催生的生产模式，媒体PUGC模式在2022年上海疫情防控报道中展现出了传统PGC模式所不具备的多项优势，但同时，也具有不少局限性和不足之处。

（一）媒体PUGC模式的三项优势

1.鲜明体现“单兵作战”的灵活性、机动性、便捷性

一部手机，就能完成一次创作生产全流程，疫情题材尤其体现出了媒体PUGC模式轻量化、移动化、便捷化的优势。在封控小区里采制Vlog，具有很强的随机性，一切都是突发和未知的，作者无法预料到下一秒会遇到什么，所拍即所得，这就要求设备越“轻”越好、越易操作越好，而手机带给被拍摄对象的“压力”也是最小的，能够让他们在镜头前展现最自然、最真实的一面。

不仅如此，这些PUGC作品大多简化省略了PGC生产时先写稿、再编片的常规工序，实现无文稿式的Vlog创作，以现场实况作为线索层层递进、结构全片，更为便捷灵活。

2.有力补充新闻内容生产，反哺PGC生产流程

以《记者夫妻“喜提”48小时》3集系列Vlog为例，这组报道不仅提供给上海广播电视台核心新媒体新闻产品“看看新闻Knews”以及“看呀STV”微信视频号等官方新媒体账号矩阵，经过重新编辑加工后，还先后在上海地面主频道新闻综合频道的《新闻透视》和《七分之一》两档新闻专题节目中播出。

得益于长期接受的专业化视频生产训练，即使是素人视角，媒体PUGC作品的质量亦可灵活运用于短视频、新闻报道、专题报道、专题片等多种融合报道形式，实现对PGC新闻生产流程的反哺。

3.素人视角及个性化语态更具贴近性，助力提升受众黏性

正所谓千人千面，媒体PUGC模式更加鲜明地体现出作者的个性化色彩，与PGC生产模式相比，PUGC多元化的观察视角和多样化的表达语态也更具有贴近性，更易获得受众青睐，从而助力培养出新的受众黏性。

（二）媒体PUGC模式的三点不足之处

1.缺乏前期策划和布局统筹，难以由点及面形成体系

单兵作战、单点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媒体PUGC作品往往难以实现通盘谋划、整体调度和组接串联，呈现出内容分散、选题同质化的倾向。由于缺乏组织策划，分散而无序的个体化内容无法形成有机整体，难以发挥出主流媒体“集团军”作战的整体优势。

2.效率不高、总量有限，较难进行批量化生产

据统计，2022年3月7日至5月31日，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员工共创作推出了近200条疫情PUGC作品，但这个体量仅占全中心新媒体端疫情报道总量的不足3%。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并非所有的员工都自发地进行了PUGC创作生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与常态化、每日高效运转、流水线式的PGC模式相比，媒体PUGC模式虽然灵活便捷，但单位时间内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成本更高，大部分员工虽然都掌握了“一专多能”的采编技能，但最为擅长的仍然只有其中一两项，总体而言效率偏低、产量偏低。

3.完全依赖个人综合能力，作品质量参差不齐

由于是个人作品，媒体PUGC模式完全依赖作者个人的拍摄、采访、编辑、制作综合能力，这也导致了作品之间存在质量上的浮动和差距，无法达到PGC作品中较一致的质量和水准。

此外，由于缺少新闻三审环节，媒体PUGC模式也存在“把关人”角色缺失的风险，容易在导向把控和内容安全方面留下隐患，增加了信息传播的不确定性。

五、融媒时代媒体PUGC模式的未来运用前景展望

当前，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正经历从“B2C”到“C2C”的大规模迁移，从“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的传播格局^[3]正在加速形成，主流媒体需要更强有力的新闻内容去吸引受众、影响受众和引导受众。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媒体PUGC模式在上海疫情报道中的诞生和应用，为主流媒体未来的内容生产和融合发展布局，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一）机构端：可探索打造PGC与UGC相互交融的全新PUGC新闻生产流程

新闻媒体可以有意识地突破、打破目前常态化的融合生产流程，加入PUGC模式，形成PGC与UGC相互交融、优势互补的全新PUGC新闻生产流程。

一是使用好PUGC“单兵作战”模式，助力推进轻量化、智能化、“云化”的融合生产技术系统迭代升级，进一步优化远程报片、视频高速上传、在线云精编等模块功能，使个体的新闻生产能力和系统的集成优势都能得到充分发挥。

二是应用好PUGC专泛结合的视频语态，提高多元化、多样态视频生产的能力和水平，形成“表达”增量，与受众形成更为广泛的共振、共情、共鸣。

三是发挥好PUGC灵活性、机动性的特点，探索组建一支民间PUGC队伍，从而优化快速反应、扎根基层的新闻内容生产触发机制，让新闻报道真正来自生活、来自群众，更接地气、更具烟火气。

四是运用好PUGC圈层化传播的模式，进一步拓展传播渠道、创新互动模式、深耕圈层传播，构建由媒体与网友共建的多元链接的传播生态。

五是采用好PUGC个性化的创作机制，进一步推进岗位大练兵，激发并推动媒体一线采编人员向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全能特种兵”角色转型，释放人才的生产动能和创作潜能，使之成为媒体深度融合转型的内生动力。

（二）个人端：可助力孵化优质的员工个人PUGC账号，使主流价值在舆论场形成多声部合奏

以媒体PUGC模式为抓手，以“平台大而精、矩阵小而活”为原则，探索孵化一批优质的记者、编辑、主持人等员工个人PUGC账号，打造有正能量、有影响力、具有主流价值引领的“网红”大V矩阵，作为媒体公信力和舆论引导力的有力补充，与主流媒体的平台级产品及官方新媒体账号矩阵共同形成多声部、多音色、多变奏的信息传播合奏，从而使员工个人PUGC账号在议题设置和舆论引导方面，发挥出自身的独特作用。

结语

媒体融合，时代所向，大势所趋。2022年上海疫情防控催生下的媒体PUGC模式，不仅是特殊环境下的新生事物，更是媒体融合发展进程中的时代产物，体现出了主流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到一定时期和一定阶段，在生产模式、生产机制、生产流程、传播路径上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具有被分析研究、常态化保留和进一步推广应用的价值。

主流媒体要分析和总结好疫情报道中媒体PUGC模式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积极探索并将其转化为新闻生产流程中的新机制、新应用，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巩固并进一步壮大主流舆论阵地。

(本文作者为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总编室副主任)

【1】
苏慧莹.PUGC:UGC时代新闻生产模式的转向[J].视听,2016(9):146-147.

【2】
黎藜,吴嘉恩.主流媒体从叙事到融情的共情传播策略研究—以《人民日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例[J].传媒观察,2021(8):35-41.

【3】
王晴.融媒时代主流媒体新闻报道的创新—以央视频“两神山医院建造慢直播”为例[J]. 传媒,2021(10):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