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城市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语言实践 —以上海疫情期间官方语言使用“名物化”现象为例

引言

语言既是人类传播活动的符号系统，也是重要的社会实践形式。广义的语言实践是指人类使用语言的活动。狭义的语言实践指“被人群重复和广泛使用的语言”。^[1]语言实践既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也反过来对文化和认知带来影响。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语言实践是指在突然爆发的影响范围广泛的卫生安全事件中政府和民间层面相关的语言活动。2022年春，上海爆发奥密克戎疫情，在历时两个月的时间里上海施行了全流域静态管理，全市生产生活进入非常规状态。在这期间，既有官方的疫情发布，也有来自民间的信息解读和自媒体生产的大量话语；既有疫情的新闻报道，也有大量来自民间的、经社交媒体广为传播的信息；既有文字的，也有图片、音频、视频的多模态信息。这些信息共同构成了上海抗疫时期的话语实践。

然而，我国有关突发事件中的语言实践多围绕应急语言管理和服务来进行，少有新闻传播路径开展的研究。本文选取了疫情期间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闻中新词汇、新表述，结合语言实践理论和费尔克拉夫的批判话语分析理论，考察词汇结构特点和对人们认知风格的潜在影响。本文认为，突发事件中的语言实践起到了暗示、引导社会认知、协调社会行动的作用。语言是丰富的社会意义资源。在重大社会事件的传播报道中，科学合理规划语言实践，利用语言资源构建积极的、有利于社会管理、凝聚公众力量的语言使用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文献回顾

现代心理学奠基人冯特认为，语言决不是某个个人的意外发现，而是民族的创造物，有多少种不同的民族，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在涂尔干“社会事实”或“集体表征”的意义上，语言是一种集体心智现象。^[2]法国社会哲学家布尔迪厄将语言视为象征性实践的主要形式，并指出：社会权力通过话语实践广泛地发生社会作用。社会即是在人的象征性实践中建构、并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的。^[3]在米德象征互动论中，语言是一种塑造人们心灵、自我和社会的重要符号媒介系统。^[4]

在语言学内部，自从索绪尔将语言作为一个封闭、孤立系统的结构主义语言观被打破，有关语言与文化、权力、心理、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产生了大量成果。20世纪中期，Benjamin Whorf提出：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思考方式深受语言结构的影响。每种语言都蕴含着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对使用者产生重大影响。^[5]这之后，围绕语言实践概念进行的研究产生了语言使用的形式、风格与所属文化情境和认知风格之间关系的大量研究成果。例如，Holtgraves和Kashima发现：语言使用能够引导、控制电影观众的注意力。研究者考察了角色在电影中采用大阪方言与观众对角色理解之间的关系，以及听众对日本方言的使用归因。研究发现，大阪方言的使用在接受者中产生了男性化、情感性的父亲式的体验。^[6]

Rebecca Lurie Starr等研究了新冠疫情期间新加坡广告多模态的符号资源配置是如何引导消费者从所期望的消费行为中获得特定社会意义的。广告设定的五个意义分别是新冠病毒对工人的挑战、健康问题、对家庭和家庭的威胁、对女性的挑战以及对新加坡生活方式的威胁五个方面。例如，其中一则广告试图传递：个人必须通过有洞察力的消费，最大限度地赋予自己权力来克服Covid-19。其广告语是这样写的：现在在家工作？这些家庭美容技巧让在家的日子更美丽、自信，让你在下一个WFH会议电话中看起来光彩照人！

不难发现，广告聚焦在工人们应该采取的一系列具体行为，以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新问题。通过购买美容产品，以便在视频通话中看起来更好。这些具体行为是通过一组极具情境化的动词短语“在家工作”“感觉更好”，以及形容词“美丽的”“自信的”“光彩照人的”来实现的。^[7]

语言实践理论认为，语言实践具有语境化和去语境化的作用，语言的情境化与去情境化影响到对语言的理解。不同类型的谓词，如名词、形容词、动词提供了不同程度的语境信息。名词和形容词最抽象，它们不暗示行为者行为的情境，动词则提供了丰富的语境信息。^[8]

Gelman,Heyman的研究发现，名词短语具有精炼所指对象的作用，形容词将事物抽象到宽泛的意向化类别。一般来说，名词短语具有比形容词更稳定、更一般化的特征；动词具有更加情景化的特征。行为动词描述较为具体的动作，如说话、跑步和走路；状态动词描述行动者的状态，如喜欢、憎恶和嫉妒这样的具体行为。行为动词通常意味着语境中的具体行为，因而比状态动词更能与语境联系起来。从名词性短语到行为动词代表着情境化从低到高的过渡过程。^[9]

研究者进一步发现语言词汇层面的使用方式的不同反映了文化、认知的差异。Kashima发现，不同类型的谓项体现了不同的认知风格。英语文化背景者使用形容词来描述社会对象，无论描述的是个人、关系，还是群体。韩国语则使用状态动词和名词短语更多。^[10]

Semin-Goossens通过实验的方法，对比了不同文化背景语言对事件描述使用的语言。荷兰语的描述比土耳其语更加抽象，使用了更多的名词和形容词；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人倾向于更具体和更直接的基于事件的表述，个人主义文化背景的人似乎更多依赖于对事件和人物的抽象的、去语境化的编码和描述。动词和名词的使用比例与文化之间的差异高度相关。^[11]

大量研究发现语言使用会带来认知上的差异。Miller(1984)发现：用形容词来描绘社会目标，可能会产生将个性特征归因到个体，对判断和知觉带来影响。面对同样的社会行动，西方文化背景的人更喜欢用形容词，以个性特征来描绘事件，倾向于使用内部归因。东亚或南亚人在描绘人上不太喜欢用性情来描述，倾向于使用外部归因。^[12]

Nisbett,Nisbett等（2001)发现：语言实践的语境化与去语境化与整体的还是分析的认知风格也高度相关。整体主义认知风格将一个物体嵌入到整体中认识，分析主义把目标当作一个具有独特性质的孤立物，即场独立和场依赖的认知风格。^[13]

综合来看，上述语言实践研究从社会语言学和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主要集中在日常情境下，不同文化背景者使用名词短语、形容词、动词的差异，以及与认知风格的关系。新闻传播学视域下，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语言实践还缺乏相关的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语言实践进行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语言服务。例如，王辉总结了新冠肺炎公共卫生事件中我国应急语言服务实践及其特点，并突出强调了应急语言服务面临的问题。由于只有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才得以使用，平时无法显现出来，国家、社会和个人对应急语言服务的重要性认识有待进一步加强。社会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救援关注较多,但对于被救援者的语言服务需求关注较少。^[14]也有学者探究抗击新冠疫情中的新语新义现象，并对这些新兴词汇的来源、社会效果进行了简单分类。罗晚绮、王建华发现：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语境中出现的新语新义现象，有助于增强表达效果，提高社会影响力和认同度。研究从社会环境背景、语言内部动因、信息媒介发展、话语主体转变四个方面对抗疫词汇进行了溯源。^[15]

显然，突发事件中的语言实践正成为语言实践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语言实践与新闻传播、社会动员、社会治理的关系亟需进一步研究。这次上海疫情期间产生了大量新词汇、新表述，这些新的语言现象经过新媒体传播在更大的范围内被使用，构建了上海疫情的官方话语语境，并指导、规范人们对疫情和社会管理措施的认知和行为。这些新词、新表达在名物化、情境化、去情境化上具有怎样的特点？这些特点对社会大众的认知风格会带来哪些潜在影响？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语言实践应该具有哪些特征？这些是本研究和今后的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

研究设计

本文选取了从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6月1日之间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冠疫情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在介绍疫情信息和管控措施，以及回答记者提问时使用的词汇。本文共搜集了61次新闻发布会的实录。词汇筛选标准遵循这样几个原则：1.字面上与本次疫情及相应管理措施直接有关；2.在内涵意义上与此次疫情相关度较高；3.出现频率较高的，形式固定的词语表达形式。下表为从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官网，通过人工筛选获得的语料。这些语料基本可以分为管理措施类、新生词汇类、医学专业类三种类型。

结论与讨论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疫情期间每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上述新概念、新提法和社会管理措施经过新闻媒体传播后构成了上海疫情的官方语言实践。这些词汇、表述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管理防控措施类、新生事物命名类和医学专业类词汇。前两者有时很难被准确区分。据不完全统计：61场新闻发布会上共有约100个左右与疫情管控相关度较高的词汇和表述。这些词语和表述在构成方式上主要有：

1.来自医疗专业领域的术语。如：抗原、核酸、消毒、无症状感染者等等，这类词语在与疫情相关的词汇中总体占比约10%，并在疫情前期和后期变化不大。

上海新冠疫情发布会词语汇编（20220401—-20220601）  图源：自制

2.旧词在新的语境下获得新的意义。例如：有关疫情期间的社会管理措施出现了大量动词构成的名词性短语，包括“无预约，不出游”“线上集订集送”“应种尽种”“应检尽检”等等，这些表达方式随着情形的变化而不断增加。

3.新造词汇。上海疫情催生了一批新词用来指称新事物、描述新概念。例如：“大白”“静默”“保供”“核酸码”“场所码”“数字哨兵”等等。这一类词汇在与疫情相关的新概念、新表达中占据了相当一部分，并呈现增加趋势。

上述新词汇、新表述全部是以名词或者名词短语的形式出现，呈现出名物化、去情境化的特征。Comrie,Thompson认为，名物化是指其他词类转变为名词的过程。名物化能表示实体，也能表示某些自身所引发的转喻概念，如:事件、事实、具体的对象、与特定事件紧密关联的实体、结果、处所以及事实和命题等抽象概念。在名物化的过程中，动词(过程)、形容词(特征)被转化成名词，并在名词性结构中具有了“事物”的功能，具有了“客观性”“实在性”。名物化具有去情境化的作用，即人们倾向于将被名物化的事物从情境中脱离，从而在判断、理解、感受上可能发生变化。^[16]就本次疫情来说，名物化增强了社会管理措施的客观性、实在性，起到了强化社会管理的作用。同时，由于大量名物化的词汇，新闻发布会文体的正式程度大大增加，增强了其权威性。名物化还起到了避免表达施动者、受动者的效果，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社会对立。

名物化赋予了某些概念稳定性的特征，这些词汇、表达反映了不断重复的话题，一方面影响到了社会大众对于疫情管理措施的认知，另一方面也起到了促成统一社会管理行动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疫情中出现了大量由数字构成的名物化结构，如“7+7”（7天封闭管理+7天社区健康管理）。这些是相对复杂的概念，又是必须严格执行的行为，经过名物化后，起到了便于理解记忆又具有客观实在性的效果。

疫情期间官方在新闻发布中使用的大量新词经过媒体的新闻报道，以及自媒体的传播被大量转载、引用、解读、传播、使用，从而构成了上海此次公共卫生危机突发事件的语言实践，并对人们有关疫情和社会管理的认知、感受产生影响。

例如：近日，在徐汇区华泾镇华泾绿苑的门岗入口处，一个“数字哨兵”上岗，为小区防疫守牢了“第一道门岗”。（新民晚报2022-05-15）

Fairclough的批判性话语分析认为，作为调节社会实践和微观文本之间的连接体，话语实践应包括文本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一整套过程。有关上海疫情期间的各种新闻发布、社会评论等构成了话语实践的文本。本研究的文本来自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疫情期间的信息发布会，即文本的生产来源于上海市新冠疫情防疫工作领导小组对防控工作做出的指导方针和具体部署，以及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每天对各区县信息情况的汇总。早在今年3月上旬，上海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根据中央部署就对抗击疫情提出非常详细的指导方针：

从严从紧、从细从实抓好疫情防控工作，争取早日实现社会面清零，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全面优化升级疫情防控策略，应急处置要进一步提速，闭环管理要进一步抓实，重点场所管理要进一步从严，服务保障要进一步细化。

从前述疫情期间出现的新词、新用法来看，大量的词汇围绕着对清零、管控的概念的阐述产生，且含义非常明确具体。这些新概念、新表述经过名物化、去情境化后成为一种具有具体涵义的“客观实体”，充分说明了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话语实践对语言实践的规约性。^[17]

结语

除了官方语言实践以外，民间语言实践也异常的活跃，两者共同构成了本次上海疫情期间的语言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新闻语类被解构，民间话语加入到突发事件语域的构建中来，如“团灭”“羊了”“全家捅”等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影响巨大，加上社交媒体多模态的传播形式，如音频、视频、截图等，他人的认知方式、表达方式越来越多地成为我们自己理解、感受突发事件的中介物。因而，官方话语在公共突发事件中语言实践的社会意义不言而喻。通过语言实践构建和谐的、高效的、稳定的，既具有社会统一协调功能、又具有人际关系协调功能的语言实践就具有迫切的社会现实意义。

上海疫情中出现的新词汇、新表述中的名物化和去语境化现象，在认知上对统一协调社会管理行动、坚决有效控制疫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语言实践的影响是长期的、复杂的，也是多元的、动态的，过多的去语境化、名物化会拉大与民间社会的距离，甚至对认知归因产生影响。这方面还有待在参考国外学术成果基础上结合国情做进一步的研究。^[18]此外，全球传播的背景下，突发事件语言实践经过社交媒体迅速传播，对城市国际形象的感知、理解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也是此次疫情带给我们的思考。显然，语言实践对重大社会事件传播过程中的深层次影响在新的媒体环境下正亟需引起更大的关注。

上海疫情期间的语言实践丰富性绝不是几场发布会能够概括的。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自媒体，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出现了很多有社会影响力的、多种形式的新闻报道或者高转发率的视频、音频。其语言实践与官方语言实践相比呈现出很大的独特性。多种文化背景的媒体从业人员和自媒体传播者在采编过程中必然受到语言文化、价值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城市形象的最终状态可能是媒体报道中多种要素和框架相互竞争、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不同特点的语言实践所导致的结果。^[19]

（作者1：李志毅，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主持人

作者2：郭可，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国际舆情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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