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与舆情：疫情中传播现象分析与公共舆论话语争夺

2022年年初，奥密克戎疫情侵袭上海，为抗击疫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于2022年3月17日、5月5日两次召开会议，分析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研究部署抓紧抓实疫情防控重点工作。5月5日的会议强调“要深刻、完整、全面认识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坚决克服认识不足、准备不足、工作不足等问题，坚决克服轻视、无所谓、自以为是等思想，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会议精神为抗击此次上海的新冠疫情统一了思想，坚定了信心。

伴随着疫情的发生、扩散，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到疫情防控中，勠力同心，共同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大上海保卫战”。然而，上海作为国内多家主流媒体所在地，同时也是国内自媒体最为发达的地区，本应利用宣传优势，让公共舆论在抗击疫情中发挥正能量，但由于前期存在准备不足、认识偏差、思想混乱等情况，部分舆论宣传在面对政策改变的情况下未能做到及时到位，官方的宣传口径也滞后于动态变化的疫情信息，使得公共舆论场出现许多负面消息、小道消息，谣言满天飞，影响抗疫士气，严重干扰抗疫大局。面对疫情带来的恐慌，以及造谣传谣、恶意诋毁等现象，政府、主流媒体如何引导公众理性对待疫情，是宣传工作的一项艰巨任务。与此同时，全媒体时代新的传播特点，造成舆论场的相应改变，公共舆论的形成原理、传播路径等都发生变化，有必要对全媒体时代中疫情与舆情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

一、话语操作：全媒体时代中的公共舆论场的新特点

“信息社会中，社会的核心资源是信息。”^[1]全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媒介发生极大变化，从报刊到电视再到互联网、自媒体，舆论场的变化深深改变了媒体行业的格局、舆论生态、传播秩序和传播手段。然而，由于互联网新媒体具有共享性、互动性、虚拟性、广泛性等特征，依托互联网衍生出来的新媒体及其传播，具有明显的“可操作”特质，受众容易被互联网的各种传播形态所控制，出现信息异化现象，并带来信息爆炸、信息过载、信息垃圾、网络病毒和群体性孤独等负面影响，究其原因，主要如下：

1.“戈培尔效应”下的谎言危害。全媒体时代公共舆论场中的戈培尔效应，主要体现在网络对虚假信息的无限复制性，“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互联网新媒体传播方式下，读者容易接收碎片化、标题党信息的引导，带来了舆论话语的操作可能性。同时，流量思维的主导下，煽动性的文章往往更容易传播，而人们往往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对信息真伪并不在意，“信息背后隐藏的意见表达和情绪抒发往往更容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只要能满足自己情绪表达的信息，即成为自己相信并持续传播的对象。譬如，4月12日微信群里大肆流传的关于“东方卫视抗疫特别节目”的信息，里面移花接木用了一张陆家嘴正在搭建晚会舞台的虚假照片，造成严重的舆情，正是“戈培尔效应”下负面和错误信息大肆蔓延带来危害的体现。

2.互联网中“眼见不一定为实”。虽然互联网传播已经进入视频时代，但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通过摆拍、场景造假、技术造假等手段，可以在画面端呈现出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内容，譬如有不法分子为抹黑周浦镇政府发放物资，发出一张绿色鸭子的照片，并通过聊天记录的选择性摘选、截图，以讹传讹。后经查证图片是4月21日一篇标题为《广东男子在家做白切鸡，出锅之后竟然变绿了，原因引网友热议》的自媒体文章。

3.个人谣言易感。舆论传播中，由于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不同、心理反应存在差异，“小道”消息和负面谣言特别容易在某些人群中传播。人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对听到的消息增加细节和详情，以提高消息可信度，也就是所谓的“信息加工”，经过这一个环节，负面现象有了“合理性”背书，传播效力大为增强。

以上三个特点，使得全媒体时代宣传话语呈现出可操作性的特质，网络舆论也存在着易被人恶意利用、引导等问题，网络舆论的秩序受到冲击，对社会价值观的正确传播产生了较大破坏，因此，需要防范、化解网络舆论场存在的风险，对网络舆论进行正确的引导。同时随着整个社会组织复杂性提高，媒体覆盖面扩大，需要媒体提供更多有深度、有知识的信息去传播，以此获得更多的阅读受众，发挥媒体传播的功能与影响力。

二、舆情解构：疫情相关的公共舆论中的谣言现象

关于疫情的各种信息汇聚在网络空间，形成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一个关于内容、观点，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3]公共领域内的舆论表达，也可以称为公共舆论，是公众在公共领域内以健全理性持有者身份对公共事务进行公开论辩、交流之后所形成的公共意见。公共舆论往往随着疫情的发展而不断演化，上海的舆情危机正是伴随着疫情发展而持续发酵，其中一个突出现象是谣言满天飞，不断引爆舆情。

美国学者彼得森和吉斯特对谣言所下的定义：谣言是一种“在人们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建明认为：“谣言是一种以公开或私下渠道传播的、公众感兴趣的、没有事实根据的虚构事件。”^[4]由于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指导思想长期没有统一，民众面对疫情的威胁而产生恐慌，叠加疫情防控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公共舆论场域中从最初的信息交流，发展成为对疫情与防控政策的各种猜测，继而各种无根无据的谣言、负面消息开始出现，逐步发酵成舆论危机。此外，由于舆论主导权在一定程度上的旁落，许多自媒体对疫情防控政策进行“从表象到表象”的分析，得出的负面结论，导致了谣言的产生，加剧了谣言的传播。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戈培尔效应”下，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大量的谣言等负面信息会让阅读者认为谣言才是正确的，并在不自觉中充当谣言等负面和错误信息的传播者。谣言往往植根于热点事件中，而热点事件暗合社会心理的疑虑和猜测，一批互联网运营中被“流量为王”思维主导的自媒体趁机兴风作浪，不少长期敌视政权的不法分子也行动起来，从自媒体渗透进入朋友圈、微信群，扩大传播范围，带来不利影响。

2022年5月17日，“网信上海”公众号发布文章《上海辟谣平台发布2022年4月谣言榜》，列出八大谣言：1.支援上海的浙二医生回杭州了；2.上海将开始军事化管理；3.上海“大白”持枪上岗；4.上海所有团购都暂停了；5.肯德基团购致集体阳性；6.保供物资出现假药；7.抗原检测试剂盒生产厂家出现“阳性”；8.上海每户每天有60元保供物资标准。上述八大谣言，涉及上海抗疫期间的援护医生、保供物资、抗原核酸等多个领域，这些谣言短时间快速传播，产生了极坏的社会影响，需要政府及时进行应对。比如谣言2，是出自4月7日流传的一则“武警将接管上海社区”的信息，后经警方调查，系信息发布者周某某自行编造虚假的信息，发布在社交平台，扰乱社会秩序，隔天4月8日，上海警方依法对周某某涉嫌违法行为开展调查。

三、消弭危机：政府的反应与应对

综合来看，舆情的演化分为发轫阶段、爆炸阶段、消散平稳三个阶段，因此政府必须根据疫情中公共卫生事件舆情的演化规律、演化特点，及时反应、有力应对、粉碎谣言、消弭危机，同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有错必改。政府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就改，以此应对舆情危机。在4月份闵行区梅陇镇发放的第四批生活保障物资中，部分猪肉为奶脯肉，存在重大质量问题，相关事实图片通过微信、朋友圈等途径在网络上大量流传。此时正处于上海抗疫最吃劲的阶段，封控内居民对政府发放物资的期待与现实形成的巨大反差，引起了舆论海啸。政府公信力、抗疫形象大大受损。此时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实事求是地改正问题。舆情发酵当日，梅陇镇防控办立刻发布公告称：“经初步核查，情况基本属实，我镇立即叫停了该批物资的发放，并启动相关调查问责程序。在此，向广大居民朋友表示深深的歉意！”同时，公安机关迅速查明，此次问题物资乃提供物资公司责任人犯罪，“经公安机关查明，犯罪嫌疑人张某、许某洁、张某科等人在明知提供的保供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仍以次充好，以正常市场价格销售，且数额较大。王某霞则在明知上述人员销售伪劣产品的情况下，仍为其提供资金支持，起到帮助作用。”

第二，增加政策公开透明度。尽管应对疫情千头万绪，但即便在事急从权的情况下也不应忽视民众的知情权，增加日常政策的公开透明性是澄清谣言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数据分析可发现，大部分谣言都与民生息息相关，特别是与生活物资相关。广大民众一旦认为某项政府行为不符常规，就会主观臆测，传播不实信息。政府主动出击、积极辟谣很有必要，但公众也有权力知道真相，而不是一概把这些归咎为误会。如据新闻报道称，4月5日，由新疆克拉玛依直接援助上海宝山的10吨新疆羊肉，跨越5100公里，历经5天4夜抵达上海宝山。但一个月过去了，宝山居民却没见到10吨羊肉的踪影，也不知晓新疆人民援助的羊肉到底去了哪里。羊肉去向成谜，于是，全国开始帮助宝山人民寻找来自新疆克拉玛依的10吨羊肉。这就有了火爆网络的寻找新疆羊肉事件。后经上海辟谣平台求证，这10吨羊肉主要捐赠给了上海宝山等对口援助克拉玛依的相关区，由上海相关区负责具体分配。而在分配上，全部给了有食堂的基层一线的抗疫单位，比如社区卫生中心、环卫公司等。羊肉物资分配给基层一线抗疫单位，本无可厚非，但假若过程公开透明，何至于发生如此大的舆情。如果没有平台的解释，根本没人知道物资的去向，为流言滋生了温床。

第三，面对谣言，主动出击。辟谣体现舆情治理能力，面对恶意的造谣，必须进行精准、及时、权威的辟谣，把谣言扼杀在萌芽阶段，避免演化、升级成更大的舆情事件，杜绝更大的次生危害产生。

谣言最为猖獗的时刻，往往是疫情防控最为严峻的时刻。政府对谣言必须进行坚决、有力的打击。2022年4月8日，上海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关于进一步查处网络圈造谣行为的公告》，指出：

当前我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守护人民生命健康、守护城市安全运行已经到了重要关头。上海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连日来接到许多市民反映，在社交媒体特别是微信圈群中，有人大肆制造、发布、传播有关我市新冠肺炎防控工作的谣言和不实信息，希望管理部门严肃处理。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上海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将继续根据群众举报和网络巡查，及时对各类谣言进行辟谣澄清，并联合公安等部门对谣言制造者、蓄意传播谣言者一追到底、依法惩处。同时，对于一些恶意传播谣言的群组也将依法作出处理。上海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开设网站：http://www.shjbzx/cn/。积极欢迎广大网民据实举报，维护良好的网络舆论生态。

据“网信上海”公众号5月17日发布文章中的数据统计，自4月8日上海网信办发布《关于进一步查处网络圈造谣行为的公告》以来，截至5月17日，已累计对传播涉疫谣言的78个网络群组予以封停，对46名首发谣言的微信个人用户予以处罚。公安部门已对造谣者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5人，行政处罚48人。

四、话语争夺：新型主流媒体要掌握引导疫情舆情走向的主动权

公共舆论必须体现公共性，主流媒体是公共舆论的代表，必须在公共事务上为公众的普遍利益而呐喊。结合当下全媒体时代的新传播需求，新型主流媒体必须投身话语争夺战，掌握引导疫情舆情走向的主动权。新型主流媒体是由主流媒体一词衍生出的概念。新型主流媒体兼具新兴媒体和主流媒体的功能与属性，是既拥有强大实力、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又有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等特征的新的主流媒体。^[5]

1.必须掌握公共舆论的话语权。公共舆论场域里，每个个体本身固有的理性和经验会出现动摇、转移，受舆论场中公共舆论的影响，继而公共舆论的走向会影响疫情的走向。公共舆论的话语权事实上是一种新型权力。哈贝马斯认为：“新闻工作者”搜集信息，决定“节目”之选择和公布，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哪些议题、建议和作者能进入由大众传媒支配的公共领域。大众传媒在供给和需求方面都会受到一种越来越大的选择压力。这种选择过程变成一种新型权力的来源。^[6]

2.主动承担意见领袖功能，及时、准确、权威地传播声音。意见领袖又称舆论领袖，是人群中首先或较多接触大众传媒信息，并将经过自己再加工的信息传播给其他人的人。网络舆情意见领袖与传统意见领袖的区别在于网络舆情中的意见领袖不一定是有社会地位和专业知识的特定人群，而是关注网民的利益诉求并运用独特的思维方式评价社会问题、通过发表网络言论唤起社会意识并引导舆论走势的人。^[7]新型主流媒体要利用自身优势，通过优势意见，引导舆论走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往往各种信息会在短时间内汇聚，良莠不齐，易产生信息疫情。^[8]信息疫情是信息过载的状态。这种情况需要主流媒体发声，承担起意见领袖的功能，旗帜鲜明地引领信息走向，起到斩钉截铁、一锤定音的效果。

3.以人为本，关注百姓关切。舆论的复杂性在于舆论场里的人群心理是动态的，复杂多变。疫情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百姓的关注点不同；而不同的百姓人群，关注点亦不一样。因此，新型主流媒体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时时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同时，新型主流媒体要不断进行话语创新、传播模式创新，推出针对不同人群受众的不同节目产品，特别是针对擅长使用互联网新媒体获取信息的青年人群，要通过抖音、主播、知识平台等模式，传播百姓最急需的信息，引导舆论走向。

舆论治理能力提升是治本之策。舆论场中的公共舆论战是抗击疫情战争中看不见的战场，政府、媒体、人民群众都是舆论场的参与者，只有政府加强舆论管理，媒体加强舆论引导，人民群众积极配合，大家凝聚共识、团结一致，各自在所处的位置上积极发挥作用，才能使公共舆论在抗击疫情中发挥正向的作用。

（作者单位：SMG版权资产中心、上海音像资料馆）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2】
罗越：《新媒体语境下的传播现象探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传播现象为例》，《新闻研究导刊》2020年第11卷第23期。

【3】
[德]哈贝马斯著，童世骏译：《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45页。

【4】
王安琪、翟慎良：《疫情中的谣言传播以及主流媒体的作为》，《青年记者》2021年第17期。

【5】
谭天：《融合与转型：重构中国电视》，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7年版，第178页。

【6】
[德]哈贝马斯著，童世骏译：《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63页。

【7】
卢恒、张向先、闫伟：《重大疫情中网络舆情的多属性演化分析》，《情报科学》2022年第1期。

【8】
王芳、米笑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主流媒体提升“四力”的思考》，《海河传媒》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