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叠与缠绕：AI主持人虚拟形象的符号化传承

  2023年1月8日，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的Z世代虚拟新闻记者“申䒕雅”开始“主持”“她”的新节目《早安元宇宙》。这个虚拟人自2020年11月诞生以来不断接受新挑战，在“中之人”技术下圆满完成各项颇具难度的采访、主持任务。据“申䒕雅”的制作人大吉估算，仅在B站就大约有三万多虚拟“主播”。出于成本的考虑，这些大体上并未从事“主播”业务的“AI客服”的工作重点只是增添一点娱乐性，不能以“仿人类”的外部表征实现与真人的“互动”。这些虚拟主持人、记者、服务员大多在外表设计上选择了平滑表面及较少表情，以减少运算量，甚至直接被赋予简单的卡通形象以降低成本，像“申䒕雅”这样在形象上投入大量资金用于4D扫描和CG技术合成、并尝试投入真正的新闻播报与采访工作的并不多。

  即便在科研领域，如谷歌（Google）旗下的DeepMind那样擅长大数据运算的离身智能也更受青睐。2022年11月30日，美国公司OpenAI在自家网站发布了测试版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1]免费邀请网友尝试聊天，其智能程度引发轰动，大大增强了人们对于AI智能突破“人”“机”鸿沟的期待。2023年3月15日，它的最新版本ChatGPT-4发布，这个新版本不但能够通过语言文字与人沟通，还能识别图片和影像，真正表现出了“多模态智能”。阿里云的创始人王坚认为，人工智能的普及化应用如同电的发明带来工业革命，将引发人类新的生存形态。[2]以人工智能主持的发展历程来看，人类必不满足于智能化应用的离身形态，在离身体验达到“类人”阶段之后，继续满足自身的“造物主心态”，发展具身形象。事实上，AI智能的具身化与其本身的算法改良升级一直在同步进行，就在ChatGPT正式发布的几个月前，英伟达（NVIDIA）的创始人兼CEO黄仁勋在GPU技术大会上以14秒虚拟形象骗过了全体观众，连“老黄”习惯性的抿嘴动作都令人真假难辨。这种具备人类形象的“虚拟外形”与具有人格化沟通能力的AI智能的高度结合，为AI主持人的具身发展描绘出了可期待的发展方向。甚至，已经有公司推出实验性程序，让用户在输入文案，上载自己满意的一段影像、声音样本，并选择自己喜欢的语言、音色、背景后，自动合成出一小段影像的程序，极其逼真。

  AI智能的井喷式发展引发了媒体行业的集体危机感。人们一方面担忧行业岗位的压缩，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追赶潮流，努力研制“申䒕雅”“东方媛”们。相对于真人，这些数字化的主持人、记者只需要一次性高投入，后续的“养护”成本极低（“中之人”技术除外），尤其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智能，生产质量与效率极高，若加以影像制作方面DIT等技术的辅助，“类人”与“人类”分工协作的劳动生态模式将在传媒、影视这些以符号交流及影像传播为主的行业率先变为现实。

  然而，无论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人类文明将通过文化表征得到传承。“AI智能”也是人类进化到一定阶段后的生存形态，它必然作为一种“介质”以体现人类文明的成果。人物肖像和动作、表情的高度仿真不仅仅是芯片技术进步的成果与目标，也是人类在新的文明阶段进行文化传承的必由之路。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文化循环”理论体系中曾提出五个环节，即: 表征、认同、生产、消费、规则，并将五个环节的关系定义为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个整体，指出这五个环节是以一种“复杂的和偶然的方式不断地相互重叠和相互缠绕”。[3]这一理论虽然成形于传统媒体鼎盛时期，但亦可较好诠释“人-机共存”时代AI智能主持人形象加工与人格模仿的生产过程。通过外部表征的符号化以帮助获得认同感，是“人”及“虚拟人”在主持节目、服务客户等事务中的共通做法。

一、“表征认同”决定了图像符码的还原度

  电视生产实践和结构的“对象”是信息——一种记号载体，或者说像其他任何一种交流或者语言形式一样，是某种在话语的聚合关系链（syntagmatic chains）中通过符码（codes）的操纵而组织起来的特殊记号载体。[4]就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工作来说，标准的语音、准确的停连、恰当的情感等都是这种信息生产不歪曲、不变形的基本要求。除了常见的有声语言，主持人的信息生产还包括态势语言（副语言），以及外部表征语言。一些业内人士习惯用“主持风格”来概括一名主持人的个体化特征，其实，它不仅涵盖了有声语言的特征，还包括语言以外的发型、服饰、妆容、肤质、体态、手势、表情、眼神等等。

  艺术史家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曾提出系统的图像学（Iconology）理论，综合了“悄悄流露的信念”和“隐匿于艺术现象中的艺术意志”，致力于发掘现象背后无意识的含义，而解释者的世界观是内在含义的解释来源。[5]尽管编码者在编码时使尽浑身解数，力图让受众按照自己期待的解码方式来解读信息，但受众的解码立场却并不能被保证。这种编码环节与解码环节的不对称性，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一种个人化的“选择性认知”。[6]譬如，父母与孩子之间在生活中常会为发型发生激烈的争执：孩子在发型上长发、短发、卷发、烫发的改变，尤其是染发、光头、丸子头、梨花头、刺猬头、飞机头、阴阳头等新潮款式的尝试都容易引起存在“代沟”的亲人之间的相左意见。其实，所争执的焦点与发型本身基本没有太大关联，而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赋予发型的象征意义有很大关系。[7]仅以染发而言，也许孩子只是想让自己的皮肤在浅黄色的发色映衬下显得白皙，或者在外形标志上更能够融入“二次元”的小团体，但父母读解到的往往是“崇洋媚外”“不好好读书”“流氓气”等完全不同的额外信息。

  因此，在虚拟主持人的形象设计中，必须尽量杜绝在真人形象设计中的认知“歧义”，把设计思路中的意义准确而细致地传递给受众。仍以虚拟主持人“申䒕雅”的形象改变为例。最早的形象结合了年轻人喜爱的“二次元”文化，创造了卡通版形象，年龄定位是初入职场的年轻员工，一年后又主动迎合元宇宙市场的审美，推出了超写实数字人形象，年龄定位是成熟的职场女性。相对于活泼的少年版本，成年的“申䒕雅”显得成熟干练。运营团队还根据不同场合场景让不同人生阶段的“申䒕雅”登场，让“申䒕雅”可“萌”可“飒”，丸子头搭配麻花辫的二次元卡通版形象给人感觉元气活力可爱。而超写实数字人版的形象参考了杨超越、欧阳娜娜等偏甜酷类型的年轻女明星的相对成熟的妆扮，发型上将原本的丸子头去掉，变成干练的短发，但是两侧依然保留了细编发的设计，服装也变成了更为干练的西装，代表着人物的成长。[8]在这个形象改变及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主持人“申䒕雅”从带有新意的虚拟数字人玩偶，成为现实生活中真人主持的“镜像”，进而以其数字人的特征生发出新的艺术涵义来。正如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所言，媒介产品在技术驱动下会遵循“玩具—镜子—艺术”的规律实现个体进化。[9]

  传播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如同人类对待子嗣犹如看待自己生命的延续，虚拟主持人的出现、完善从媒介发展历程上来看，不但是人类媒介形式的迭代，也是媒介作为符号在人类社会不同形态下的传承。有人把它在形态上分为四个阶段：“身体媒介”“无身体媒介”“身体化媒介”及“类身体媒介”。[10]显然，虚拟主持人的具身影像阶段属于最新的“类身体媒介”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信息的传递与读解具有更大的主观能动性，极少产生冗余信息，生产者的制作目的非常明确而直接，在提高传播效率的同时，也降低了由于“失误”所带来的“意外效果”。譬如，在网络空间内，网民会把《新闻联播》中的“穿帮”做成集合，通过解构严肃来产生戏剧性效果，博人一乐，但在虚拟主持阶段，这种偶然性极大的“失误”很难发生。

二、人类视觉文化的传承决定了AI智能的表征设计

  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T·Hall）认为：“文化代表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其习得的行为模式、态度和物质材料的总和。”[11]譬如，色彩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在人们的审美过程中经常会引起联想和想象。在自然界中，蓝色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大海、蓝天、平静；而红色的热情、刺激更是为人们所熟知。[12]以敦煌壁画《唐朝婚嫁图》为标志，我国自古以来将红色用于结婚等喜庆典礼，这种在用色上的偏好直到今天仍未改变，显示出相当稳定的文化传承。有人认为，将红色与“喜庆”建立强关联的习俗有可能来自远古时期人类对藉以驱离猛兽、获得温暖的火的图腾崇拜。虽然这种解释并不可考，但我们仍可通过符号学看到这种揣测的合理性。

  美国符号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将符号三分为像似符号（icon）、索引符号（index）和象征符号（symbol）。仍以婚庆礼仪为例，花烛、红花、红布作为像似符号具有肖似性和表象性，以对客体的写实、模仿和复制来表征；放鞭炮、鸣鼓乐等“视听”符号具有关联性和指示性，让看到、听到的人马上明白这是在“办喜事”，即便造成交通不便也多半能够予以理解；而仪式现场摆放的天地桌、香、杼、斗、秤、尺等则具有规约性，是对习俗规则提炼后的象征符号。[13]心理学家劳伦斯·巴萨卢（Lawrence Barsalou）提出，认知由身体经验所决定，是感觉运动的基础。[14]现代教育学研究表明，人类对外界事物的认知与记忆主要依赖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在这“五觉”上不能获得综合提升的AI智能无法真正“融会贯通”人类的感受，也就缺失了一部分认知的来源，而这种出自复杂感知的“理解”，正是多模态人工智能的努力方向。由于“五觉”之中视觉占到的比例为83%，听觉占到11%，人工智能在“视”“听”领域的研究最容易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正是由于这种以视觉为主导的表征像似在生活中的运用与复制、模仿，人类的文化得以承袭。

  人类对于容貌、服饰、表情等由读图文化所传承的信息表达从古到今保持了完整和统一。譬如，《列子·汤问》篇所记巧工献“倡者”，就是关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大胆设想。根据文中记载，周穆王西巡，途遇巧工偃师，献其所制“倡者”——歌舞演员。“趋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颔其赜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欲立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漆、黑白、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合会复如初见。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穆王始悦而叹曰：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15]有人质疑，那个时候哪里会造得出这么厉害的机器人，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指出，可能与佛经有关。[16]西晋月支沙门法护于285年所译《生经》卷三《佛说国王五人经》第二十四节记：“时第二巧者，转行至他国。应时国王，喜诸技术。即以材木作机关木人，形貌端正，生人无异，衣服颜色，黠慧无比，能工歌舞，举动如人……国王闻之，命使作技，王及夫人升阁而观。使作歌舞，若干方便，跪拜进止，胜于生人。王及夫人观喜无量。便角翕眼色视夫人。王遥见之，心怀忿怒，促勒侍者斩其头来……复白王言：若不活者，愿自手杀，勿使余人。王便可之。则一拔肩屑，机关解落，碎散在地。王乃惊愕：‘吾身云何于材木，此人工巧天下无双，作此机关，三百六十节，胜于生人。’”钱锺书认为，《列子》显然仿此而作。总之，在这段记录中，虽然对于当时“机器人”的水平有夸大的痕迹，目的是用来作为讲故事的噱头，但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智能”的直接感受，首先是来自外表、姿态、动作的“形貌端正，生人无异，衣服颜色，黠慧无比，能工歌舞，举动如人”。

  在瑞士的沙特尔市，至今保存了三个原始的“机器人”，是瑞士钟表匠皮埃尔·雅凯·德罗（Pierre Jaquet-Droz）和他的两个儿子于1768一1774年设计制造的。这三个自动人偶的材料主要是木头和黄铜，动力主要是发条。其中，两个机器人像三岁的男孩，一个像十六七岁的少女，分别会写字、画铅笔画、弹钢琴。他还在时钟上安装了装饰性的自动机械手、拿锤子按时出来敲钟报时的小人和会鸣叫的小鸟等，十分具有观赏性。[17]皮埃尔曾经带着它们到拉夏德芳等地巡演，轰动了整个欧洲，也为自己的钟表手艺做了个影响力非凡的广告。倘若这位钟表匠不曾为自己精致的钟表制作技术设计那些哗众取宠的机械人偶和报时机关，他的产品走时如何精准也难以引发客户的浓厚兴趣。正可谓“百闻不如一见”，以图像化的方式可以实现更大效果的社会劝服。在视觉文本的表征实践中，为了达到更大的劝服效果，往往挪用或征用一定的意象体系。暨南大学的刘涛教授认为这种体系包括三种常见意象：原型意象、认知意象、符号意象，认为它们是“意象性话语”生产的主要方式。[18]可见，作为符号的形象有时会超越形象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反过来影响符号赖以产生的依托物。

  在人类的沟通过程中，占比不大的感知有时也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譬如，相亲中的女方最后放弃的原因可能仅仅是对方的体味，初次见面的合作方初步印象不佳可能由于握手时“绵软”，而显得“不够真诚”。因此，在虚拟主持人的“创造”过程中，无论占比多寡，每一种会影响感知的身体因素都值得重视。被视为“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研究认为：身体是心智的基础，身体在人类认知及相关社会活动中具有首要作用。仅有声语言的语义多样性便超越了“丘奇—图灵论题”的理解范畴，若是加上视觉的多变信息，综合的表意组合会变得极其复杂。

  2022年9月1日至3日，“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于上海成功举办。这次大会的参展商们在虚拟人物表情、肢体驱动与反应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有的公司甚至对数字人的性别、身高、发型、服饰、表情、口型、肢体习惯等方面进行了细致描述。这种能够做到语义与表情实时配合的虚拟人进一步接近人类，在具身认知的领域迈上了新的台阶。在谷歌、微软、英伟达、IBM、OpenAI等科技公司的努力下，人工智能从规则和逻辑驱动升级为知识和工程推理驱动，迎来深度神经网络研究的新阶段，关于虚拟主持人的具身研究很可能超出可视、可听的范畴，向着更宽泛的感知维度发展。随着深度神经网络研究在视觉识别、听觉识别、文字识别、多媒体人工智能等方面的进展，不可解释、不可以迁移使用，而且大量需要标识化的数据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9]而这些文字、声音、图像等等，都是以符号意义为表征的文化内容。在这些表征的意指下，“人”与“非人”的界线正在变得模糊。

  每个时代的技术都让人误以为达到了极致，正如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在《十日谈》里赞美吉托的画作，声称其逼真程度让人几乎“错把画中的形象当成了原物”，[20]但当我们看到原物，又会不断发现人工作品与原物的不同之处。因此，文化的循环从来不能依赖于像似，而应着眼于形象的意义。只有那些“在一定的社会规约下，意义在感知对象载体上的投射”[21]才能将文化以超越媒介的符号形式予以保留。对于AI虚拟主持人来说，在与原物的“像似”上永远有值得改进的空间，但对于意指对象则可以保持不同科技阶段的跨媒介表达。

  对于虚拟人形象的设计者们来说，简单的二维卡通人在外形上往往更能够获得用户的认可，超写实的人物形象反而容易因技术制作等原因遭受排斥，即便与真人形象失之毫厘，也会令人产生一种莫名惊诧的“恐怖谷心理”。[22] 1970年，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政弘（Masahiro Mori）在日本的《能源（Energy）》杂志上发表的《恐怖谷（Uncanny Valley）》中第一次提出，机器人的外观和行为跟人类越是接近，人们越容易产生积极的正面情感；但是，这种正面的情感到达一个峰值之后，随着相似度的提高，人们会对机器人产生恐怖的感觉，形成所谓的“恐怖谷”；当相似度持续上升到与人类更为接近的程度时，人们对机器人又会重新产生正面的情感。[23]他所说的外观，不仅仅指静态的身体特征，还包括肢体动作、语言、表情等其他人类及动物的动态表征。从进化的角度看，“恐怖谷”效应的产生可能是人类出于害怕的心理，包括对死亡的害怕，这种害怕有助于人类远离危险和污染物。进化心理学认为，害怕具有进化功能，它促使有机体避开危险，具有明显的生存价值。如果一个人感觉不到任何害怕，那他不可能在自然条件下存活较长的时间。[24]相比之下，以阿娜诺娃为代表的早期虚拟主持人主要从事简单的信息播报，主播形象也较为单一，是AI智能离身认知（Disembodied Cognition）的载体，反而不会出现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仿真尴尬。随着AI、大数据、5G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智媒时代媒介手段不断丰富，很多时候，机器并非脱离人独立存在的生产主体，而是作为人的辅助者、延伸者而存在。[25]2023年3月以来，受ChatGPT被整合进微软Office的鼓舞，Imagen、DALL-E、Craiyon等各种AI绘画、影像生成、语音生成类程序和软件集中涌现。尤其是AI影像制作软件Midjourney，它适时推出了能够瞬间生成已故亲人影音的最新程序，其仿真程度之高引发主持界的恐慌。在AI虚拟科技开始以月为单位更新迭代的趋势下，传媒界厘清“变”与“不变”、“传承”与“革新”的范畴与界限，围绕文化表征的符号设计与意指实践，研究虚拟主持人的媒介表达与意义建构机制，对于实现“人”与“虚拟人”之间的文化复制与传承，比纠缠于虚拟人简单的外表重构显得更为重要。

  虚拟主持人的文化传承与循环还应该保留人类社会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这个概念最早由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在其1958年出版的专著《个人知识》中提出，表示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高度个人化，难以通过文字、语言等形式表达的知识，即“我们所知道的永远比我们能说出的要多”，[26]也就是所谓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美国心理学家斯滕伯格（Robert J.Stemberg）在其2000年的著作《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智慧》中认为，默会知识是以行动为导向的知识，主要通过经验来获得。[27]它适合用来表示那些以常识形式出现在行动中而没有精确可描述性的自明知识概念。[28]这些“知识”主要是通过人类的个人化的领悟和习得成为经验和技能，很难规范化，也就不容易藉由现代工业化生产批量转化。只有具备了默会知识转化能力，虚拟主持人才能真正“理解”人类的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表情、姿态等细微表征的意义，从而在事实上具备“人”的沟通能力，运用好人类赋予“他”（她）的表征系统。

  总之，在对于一些文化符号的理解上，极小的差异也会造成“谬以千里”的后果。这如同竖屏与横屏之间叙述方式的差异，本质上不是由传播方式的差异决定，而是由表意机制的差异决定的，因为叙述的不是一个与信息的传播与接收相关的过程，而是一个与意义的生成与解读相关的过程。[29]理想中的AI虚拟主持人不但要表现人的外观、人的动作、人的感知、人的认知能力，还要表现作为人类个体的个性化数据。所有这些元素并不孤立存在，而是相互重叠并相互缠绕，从而构建出细微、多变且极具真实感的“拟人类”行为模式。虚拟主持人的符号化传承本身是一个跨媒体知识表达的过程，不但要把人类的符号知识、语言知识进行准确表达，还要如同真人主持那样，建立起由“表征链”聚合而成的复杂的“表征系统”，以保障虚拟人与真人之间的交流不会产生认知与读解上的偏差。因此，建立在ChatGPT等多模态人工智能基础上的虚拟主持人的具身研发，并不能像这些算法模型那样数月即完成一次迭代，也不像它的数字化虚拟形象那样只需要图形、图像乃至声音技术的包装，而是需要相当复杂的多学科协作实验，任何一种人类文化符号的隔阂、错误或错位，都会延宕它的进程。可以预见，在主打娱乐的民用领域，高度仿真甚至让本人真假难辨的AI主播将大量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建立起全新的娱乐、通讯、购物生态，而能够独立思考、丰富表达的专业AI主持人并不会马上面世，他（她）们将在经受住符号化传承与自由意志的考验之后才会得到有限应用。主持人的符号化传播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传达过程，它容不得编码、解码过程中丝毫的谬误或偏差，这也成为人较之于机器的最后优势。

（作者简介：高汝霞，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造型工作室负责人；包磊，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网址为Chat.openai.com

【2】出自王坚在2023年3月18日第六届世界浙商上海论坛的发言。

【3】栾开印.对斯图亚特·霍尔“文化循环”理论体系的解读[J].艺术百家,2017,33(S1):6

【4】黄卓越,[英]戴维·莫利（David Morley）斯图亚特·霍尔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本社2002.3.284

【5】孙琳.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符号学知识溯源[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1(03):17

【6】肖爽.由“编码/解码”走向“表征”——重读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J].文化研究,2017(02):148

【7】出自王坚在2023年3月18日第六届世界浙商上海论坛的发言。

【8】资料来自SMG融媒体中心“申䒕雅”制作人大吉。

【9】王秋硕,鲁昱晖.智媒时代播音主持艺术的创作嬗变与价值考究——以“AI合成主播”为例[J].中国电视,2021(04):86 

【10】於春.传播中的离身与具身：人工智能新闻主播的认知交互[J].国际新闻界,2020,42(05):37

【11】[美]爱德华·霍尔.何道宽译.超越文化. [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10).20

【12】徐家华.张天一.主编,范从博.冯燕容副主编.化妆设计.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1(11).6 

【13】蒋雨荷.基于皮尔斯符号学解析《暴裂无声》[J].名作欣赏,2022(23):166

【14】赵海明.基于“人—机”关系视角的具身传播再认识——一种媒介现象学的诠释[J].新闻大学,2022(07):16

【15】谭家健.《列子》的科学猜想[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4):72

【16】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08).510—512

【17】谭家健.中国古代的“机器人”[J].文史哲,1986(04):24

【18】李玮,蒋晓丽.交叉与融合:新闻传播的符号学研究进路——第一届文化与传播的符号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新闻符号学研究”主题综述[J].国际新闻界,2015,37(08):173

【19】浙江大学教授潘云鹤.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科学前沿全会议.AI的走向主题发言：知识的登台与升级。

【20】胡易容.图像符号学：传媒景观世界的图式把握. [J].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08.43

【21】胡易容.图像符号学：传媒景观世界的图式把握. [J].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08.50

【22】由Ernst Jentsch于1906年的论文《恐怖谷心理学》中提出。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政弘在此基础上提出，当机器人与人类的相似程度达到一个特定程度的时候，人类对他们的反应便会突然变得极其负面和反感，哪怕机器人与人类只有一点点的差别，都会显得非常显眼刺目，从而整个机器人有非常僵硬恐怖的感觉，犹如面对行尸走肉。

【23】Mori, Masahiro. The Uncanny Valley. Translated by Karl MacDorman and Norri Kageki.IEEE Robotics & Automation Magazine, 2012, Vol.19, No.2, pp.98-100.

【24】[美]戴维·巴斯.进化心理学.熊哲宏.张勇.晏倩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06—107

【25】李颖.疫情背景下的智能传播与人文关怀——AI主播传播效度[J].中国电视,2021(09):72

【26】徐树华,王天一.论AI时代视听节目主持人的职业挑战与发展思路[J].中国主持传播研究,2019(02):80

【27】马志飞.中国传统音乐的默会知识承替与审美认同[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6(01):96.

【28】沈易泽,王航赞.亲身的他异性——论默会知识的二重因素[J].现代外国哲学,2022(01):192

【29】张骋.从“横屏”到“竖屏”:论影像符号表意机制的变革[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