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觉转向下中国主流媒体的国家形象建构研究 ——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海外获奖的音频类作品为例

  视觉图像成为当代文化的中心，并逐渐形成一种视觉霸权。随着视觉在现实社会的肆意扩张，视觉霸权在当今的哲学、政治、社会文化生活、文学等领域受到了诸多怀疑和批判。[2]学者们呼吁“听觉文化”的回归，以缓解严重的“视听失衡”现象。听觉是社会的感官，它能够接纳和结盟不同的人，从而更好地理解世界。[3]“听觉转向”呼唤民众在面对世界、接收信息时拥有更多维度的视角，利用听觉话语来抵消读图时代带来的视觉话语泡沫，[4]实现视听感官的均衡。“耳朵经济”随之出现，新的传播技术兴起，传媒形态、传播模式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中国形象的对外传播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世界渴望听到更多中国声音，中国也迫切需要提升国际话语权。

  顺应“听觉转向”，中国部分主流媒体开始尝试通过播客等新兴听觉媒介渠道进行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单位、传统新闻舆论重镇，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令，着力落实“打造一批形式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工作要求，积极发挥新闻宣传报道、建构国家形象的主力军作用。近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产出的大量优秀音频新闻作品获得境外奖项，受到国际关注和认可，已成为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成员中获奖最多的媒体机构之一。这些优秀的新闻报道是研究中国对外传播新闻理论和实践的范本，也是探索中国主流媒体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建构和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典型案例。

  为何这些音频新闻作品能够获得境外奖项并受到国际认可?它们建构和塑造了一个怎样的中国国家形象?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媒体如何才能更好地触达境外受众、进行对外传播? 本文试图通过案例研究回应这些问题，提供参考解答。

一、分析框架：新闻叙事学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试图通过搭建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进行研究分析。新闻叙事学的兴起建立在叙事学逐渐成熟化和体系化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随着后经典叙事学研究范式的蓬勃发展，学者们开始更多地将文本与广阔的社会语境联结在一起进行考量，研究框架不再拘泥于文本内部的机制，而呈现出更加宏观化的趋势。2000年，范步淹在其发表的《新闻叙事学刍议》提出“新闻叙事学”的概念，认为叙事学是探索新闻学的一条重要路径，并呼吁将叙事学引入新闻研究。2003年，梵•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和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与社会变迁》两部著作被引入国内，正式掀起了我国新闻叙事学研究的热潮。何纯认为，“新闻叙事学是把新闻叙事的规律、原理、方法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5]黄挺认为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应包括一切叙事作品和新闻叙事行为，尤其是研究“承载一定信息的符号怎样更好地表现传者的认知和意图等”。[6]齐爱军认为，“新闻叙事学是以新闻文本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新闻的叙事行为和叙事策略的学科”。[7]

  本文主要参考何纯教授的新闻叙事学理论框架，他认为新闻叙事学需要抛开文章体裁的差别而针对文章所含有的共同元素进行探讨和研究。在《新闻叙事学》一书中，他指出新闻叙事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叙事声音、叙事话语、叙事语法及叙事接受四个方面，并将叙事声音置于首要层面。具体而言，叙事声音包括叙事主体与叙事视角的研究；叙事语法主要关注叙事文本内容，研究新闻叙事母题等；叙事话语不仅包括对叙事文本形式的分析，还包括文本结构分析，围绕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叙事修辞等方面进行展开；叙事接受则是基于新闻接受者层面的研究，关注受众反馈。

  目前学界对中国新闻作品的国际传播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的获奖作品，[8]但对在海外获得其他奖项的新闻作品少有研究。海外奖项对于新闻报道的评判标准与国内有较大的差别，[9]因此，深入分析海外优秀获奖新闻作品及其获奖原因可以完善国际传播领域相关研究结论，并为未来新闻作品的对外传播提供经验参考。

二、研究问题和方法

  本文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产出的境外获奖音频类新闻作品为例，探究中国主流媒体在全球新闻业“听觉转向”背景下的国家形象建构和对外传播策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hina Media Group，CMG，下称“总台”）是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广播电视机构，由中央电视台（CCTV）、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中央人民广播电台（CNR）、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组成，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The Asia-Pacific Broadcasting Union，ABU，下称“亚广联”）是一个非营利性的、非政府机构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广播电视国际组织。亚广联成立于1964年，总部设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为了促进广播事业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亚广联鼓励各个广播公司之间的区域合作以及国际交流，其为促进电视台和广播公司的集体利益提供了良好的组织平台。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奖（下称“亚广联奖”）设立于1965年，评选包括广播类（Radio Category）、电视类（TV Category）和新媒体类（Digital Media Category）三大类别共15个奖项。该奖旨在通过文化技术交流促进世界各国的和解与合作，参与成员最初仅限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现亦邀请非洲、美洲、欧洲等国家的广播电视组织参加，目前已有来自70多个国家的超250个成员加入。亚广联奖现已成为国际传媒行业最有影响力的奖项之一，其评选结果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认可，在其平台上的获奖作品也广泛受到国际关注和认可。

  2020年至2022年三年间，总台共计获得亚广联奖12项、提名6项，其中广播类作品获奖9项、提名4项，成为亚广联成员中获奖最多的媒体机构之一。本文从中摘出正式获奖的9篇音频新闻作品，探索这些作品受到境外受众认可并获奖的原因，并研究它们如何塑造、传播中国形象，进而为我国主流媒体的对外传播提供借鉴意义。具体采取以下做法:在新闻叙事学的框架下，从对外传播过程的传者与受者两端择取叙事声音和叙事接受两个分析层面，考察获奖音频作品的叙事视角和声音景观；接着从叙事接受层面分析国际评审团给出的作品评审词，研究境外受众偏好，归纳评选维度与标准；基于此，参考更为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讨论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方式及结果，从而归纳我国主流媒体进行更有效对外传播的策略方法。

三、叙事声音：视角与景观

  叙事视角(Narrative Focalization)指叙事者“观察和叙述故事的角度”，[10]其分类以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学家热拉尔·热奈特和托多罗夫的分类影响最大。热奈特在《话语叙事》中将叙事视角分为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其中，零聚焦即全知视角，内聚焦即限知视角，外聚焦即客观视角。托多罗夫则从“叙事者”和“人物”关系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三种模式:“叙事者>人物”、“叙事者=人物”、“叙事者<人物”。

  依据获奖新闻作品体裁进行分类，9篇音频作品可分为四大类别：广播新闻报道类、广播剧类、广播特写类和播客类节目。经考察，总台获奖作品能够量体裁衣，精准巧妙地选择适切的叙事视角。

  广播新闻报道类作品采用全知视角，叙述者可以洞察相关事实的核心要素，既能通过背景介绍对新闻事实进行溯源式的解读，又能从宏观的社会现实出发对其进行定位，通过概括性叙述、意义表达等手段全方位地进行叙事。这一视角被罗兰·巴特称为“用居高的视点，即上帝的视点传发故事”。例如，广播新闻报道类别第57届获奖作品《中国新冠病毒疫苗全球率先进入二期临床试验》（“First in the World: China's Coronavirus Vaccine Enters Phase 2 Clinical Trial”），作品报道中国工程院陈薇院士团队全球率先研制出新冠病毒疫苗，并在第一批108名志愿者参与临床试验具有安全性、有效性保障的基础上，全球率先进入二期临床试验。叙事者使用全知视角把握核心信息“中国团队全球率先研制出新冠疫苗”，并进行宏观定位，指出事件代表着世界研发新冠病毒疫苗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向听者传递“全景式”信息。

  广播剧类作品采用限知视角，把对新闻事件的叙述限制在叙述者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范围内，它不像全知视角能够“无所不知”地掌握事件要素，但却能切身地表达叙述者直接或间接的多重感受，使听众产生身临其境之感，从而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现事件始末。限知视角多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使叙述者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的讲述更具感染力，并能准确表达人物心理和情感的转折变化，这也是广播新闻作品具有较强感发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广播剧类别第59届获奖作品《安妮的花海》（“Annie's Ocean of Flowers”），采用香港单亲家庭女孩安妮的第一人称限知视角，使听者“亲历”安妮在贵州毕节赫章大山里三年的扶贫故事，以她的视角体验创业始末，连结剧中人物，跟随情节起伏深入安妮的心路历程。

  广播特写类作品多采用客观视角，排除叙述者的主观感受，只叙述听到的、看到的以及亲身经历的场景和情况。广播新闻中可以应用大量的音响录音描述新闻现场的状况，记者也可以通过自己客观化的叙述表达新闻事实，但一些视觉化场景和记者无法接触的景象需要采访对象应用客观化视角加以表述。例如，广播特写类别第57届获奖作品《我在武汉92天》（“My 92 days in Wuhan”），武汉在疫情突发之初切断所有对外通道成为“孤岛”，作品讲述了总台记者在封城第三天赶赴武汉，亲身记录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勇敢地与新冠病毒展开正面搏击的92天。记者在客观化视角下采集到不同人的“口述实录”，共同编成宏大叙事下的个体记忆，让关于这场疫情的记录更为真实、可信与立体。在这一过程中，记者的采访既是体验式的，又需要与受访者建立和谐融洽的信任关系，利用开放式而不是闭合式的问答方式追问受访者，而这种寻求结论的方法不仅适用于听众，同时也作用于故事的叙事，并最终引导记者形成一种内省式的叙事方法，记者通常处于“半隐身”状态，[11]不预设立场，而是通过步步探寻的方式寻求事件真相。

  而播客类作品则会在叙事中进行不同叙事视角之间的转换，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视角呈现方式，即复合视角，热奈特将这种叙事视角的变换称为“变音”，托多罗夫则称之为“视点的变化”。播客类别第59届获奖作品《分秒人生》（“Beat the Rush”）采用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的穿插转换，聚焦活跃在中国都市、近年来被持续关注的新蓝领群体——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作品采用限知视角直接采集了这个群体努力生活、奋斗追梦的点点滴滴，特别是他们在面对困苦时顽强、乐观、不轻言放弃的感人故事；同时插入全知视角，记录他们作为当下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可忽视的一环，为城市运行和国家经济发展所贡献的力量。

 “声音总是在空间中传播的，声音本身即构成一种包围着人的环境或者说是空间的一部分”，[12]因此叙事声音的研究除了分析主要声源的叙事视角，还需要观照声音景观的构建。“声音景观(Soundscape，又称声景、声境)”这一概念最先由加拿大作曲家R.穆雷·夏福尔(R. Murray Schafer，又译默雷·夏弗)于1970年提出，即声音及其本身存在环境所构建的景观。总台获奖作品在声音景观的塑造方面技巧纯熟。

  例如，第58届获奖作品《芨芨草》（“Jiji Grass”），该广播剧聚焦贫困地区女性的情感与命运，以真实人物李耀梅为原型展开创作。在声音景观的搭建中，这部作品不仅最大程度上展现了从物理现场采集到的高保真声响(Hi-fi，High Fidelity)，同时亦将被称之为“声学围墙”的低保真音响(Low-fi，Low Fidelity)收录其中，所谓“低保真音响”是与寂静状态下录制的清晰的高保真音响相对应的，在噪声环境下被噪音所影响、声音难以透视的音响。“当我们被城市里难以忍受的噪声所包围时，很难有距离感，只有现场感。”[13]《芨芨草》导演将大部分“声音”放置在李耀梅家中采录，还原最贴近真实的现场。通过对音响的编排和组合，自然声、人声和社会声相互交融，共同建构声景，不仅增强了声音符号的审美效果，也提高了声音信息的传输能力，从而更好作用于人类情感，帮助听众实现情感共鸣。再如，第58届获奖作品《一场特别的音乐会》（“In Philip’s Memory: A Special Concert”），该广播特写讲述了澳大利亚青年菲利普不幸离世后通过器官捐献帮助五位中国人恢复健康，随后五位受捐者组成了一支乐队并以视频直播的方式为菲利普的父母举行了一场音乐会的真实故事。制作组前往受捐者家中设置音响采录，最大程度地还原了五个普通中国家庭的生活场景。此外，通过叙事声音位置在前景与背景处的不断转换，听者深入了解两位肾衰竭患者、一位晚期肝硬化患者、一位农妇和一位货车司机的病痛经历，从而更能与他们获捐时的感恩与珍惜感同身受。

四、叙事接受：评审维度与偏好

  亚广联奖获奖作品的评审词代表着境外受众对这些新闻作品的评价和意见，能够体现国际评审团的评判标准以及近年来对优秀音频新闻作品的偏好，进而从境外受众的角度了解这些作品被认可的原因。通过对评审词的统计和考察，并结合评审专家参评经验，文章归纳出四个评选维度：主题、创意、结构、技术。[14]

  技术类相关评审词出现总频次高达24次，是评审团关注的首要维度，在评价体系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其中，“sound/soundscape”（声响、音景）被提及5次，声响技术和音景搭造之于音频新闻的重要性被高度强调。同时，“produced/production”（制作）出现4次，体现了评审团对后期声音编辑与处理的重视，更指出了制作人员团队的高专业水准是作品获奖的重要条件。而“voice/voices”（人声）和“tone/tonality”（语气、音调）共被提及4次，再次凸显了音频新闻中叙事声音的关键性作用。

  主题类相关评审词被提及总频次为21次，紧随技术维度之后。特定主题如“woman”（女性）出现达到4次，可见女性议题受到国际共同关心，女性的角色和地位，她们的故事和挑战越发受到广泛关注。近三年的获奖作品中，女性主题作品关注“hardship”（苦难）、“poverty”（贫困）等不同处境，尤其是弱势处境中的女性，大多以纪实广播剧的形式，基于真实事件把弱势女性们成功走出原有的困顿处境，摒除偏见努力争取自由、追寻梦想的故事拉到聚光灯下，推向更大的平台。此外，“city”（城市）作为主题或故事发生背景出现3次，可见反映城市化进程、现代城市生活的现实题材作品一定程度上更易于触达国际评审团。

  创意类相关评审词共计出现频次为17次。音频新闻的创意不仅在于故事本身，也涉及讲述方法、制作技巧、传播形式等各方面的探索。尤其在新媒体传播赋予了传统广播新闻新的活力后，唯有创新才能更好地生存已经成为了海内外从业者的共识。“story/stories/storytelling”（故事、叙事）被评审团提及高达9次，可见如何讲述一个好的故事，用独特的叙事方式传递出作品深度是评委考察的关键要素。而“perspective”（角度）和“character”（人物）的选择与呈现也同样是作品创意性的重要观照点。最后，结构类相关评审词共被提及8次，从出现4次的“twists/turns”（情节变化）可见，作品的情节转折和事态变化是结构维度评审的核心指标，如何组织素材、设计剧本以及发展故事不同阶段尤为重要。例如，“flashbacks”（倒叙）的合理穿插能够使作品结构更为精巧，故事叙述更为全面，从而获得评审团青睐。

、+ 整理评审词中的高频形容词和副词则可以分析出国际评审团的作品偏好。亚广联评审团给予获奖作品的最高频次描述词是体现总体质量的“excellent/superb/incredible/remarkable/fantastic”（极佳的）和“well/nice/great”（好的），共计出现12次之多。而描述听后感受方面的评审词也达到12次，其中“touching/moving/warming/relatable”（感人的）以4次成为出现最多的描述词，可见扎根情感传播，形成共情、引发共鸣是获奖作品的制胜法宝。同时，“powerful/strong”（有力量的）和“inspiring/uplifting”（鼓舞人心的）等描述词则体现出评审团对作品向受众传递的能量、正向影响与激励作用的考量与重视，获奖作品应能对受众和社会产生持续的积极影响。且从“captivating/engaging”（吸引人的）等评价可见音频新闻依托唯一的听觉感官塑造新闻故事，因此适切的叙事结构和叙述节奏也是评审的重要方面。此外，在作品表现技巧方面，“masterfully/perfectly”（技巧娴熟地、完美地）与上文对技术评审维度的总结形成了印证，体现评审团对高音频技术水准的偏好。而出现达4次的“personal”（个人角度的）评价，则体现出在对外传播中使用具有人文关怀的平民视角和个人化叙事会为作品加分，更容易在跨文化传播中打破文化壁垒，从而有利于作品的跨域传播。

五、中国国家形象的情感传播实践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善于运用各种生动感人的事例，说明中国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智慧。”[15]在论述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时，习近平强调“讲情感才能感染人”。情感正在参与世界秩序的重塑，是国家形象传播不可规避的重要变量。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增强国家形象传播效果，需要讲述生动感人的故事，牵动触及受众的情感，引发共情，形成认同。

  中国国家形象的情感传播应面向人类的共同命题，把握情感共鸣点、精准定位理念共通点、努力构建话语对接点。[16]经考察，总台的海外获奖音频作品从立场的共在、资源的共享、叙事的共通以及理念的共融等多方面着力，进行我国国家形象的情感传播，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1.立场的共在与资源的共享

  在社会变革或重大危机面前，人类对情感的需求和依赖更甚。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认为“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对风险的处置则导致新的社会分化与冲突。[17]如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冠疫情后国际秩序加速调整，风险社会下的问题层出不穷。在情感地缘政治学看来，“国家和民族如何定义自己遭遇的困难”，即一国的自信理念，主导着各地域的情感偏向(包括恐惧、希望和羞辱)。[18]面对社会风险的扩散与升级，全球民众在鲜明的信念反差下，丰富的甚至极端的情绪感受被不断唤起、叠加，情感感知得到反复强化。

  总台音频新闻作品之所以获得海外认可，在于建立起全人类共在的立场。《我在武汉92天》广播特写，以二战以来人类经历的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为背景，以客观、真实的记录，立体、丰沛的情感成功触达了国际受众，这种共在立场让中国战疫的成果更加可信、中国民众的坚韧团结更加可敬。同样，《中国新冠病毒疫苗全球率先进入二期临床试验》广播新闻报道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担当”，中国肩负大国责任，让世界研发新冠病毒疫苗的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中国团队通过不懈的努力，为全人类的健康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提供了共享的资源。

2.叙事的共通与理念的共融

  总台音频新闻作品扎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国别地域，把握海内外受众共通点——对社会和人性的普遍关注、对创新与创意的共同追求、对听感与细节的相同体会，[19]实现国家形象的情感传播。

  媒介是情感积聚的“增稠剂”和情感传播的“扩音器”。[20]基于本文对获奖作品叙事声音的分析可以发现，总台把握住海外受众的情感需求，不仅主动提供能够唤起人类共同美好感受的传播话题，而且在叙事视角与声音景观等表达方式中融入了情感。作品传递鲜明情感信息的同时，包含诸多隐性或显性的情感倾向。海外民众在接触这些“真善美”主题，“人情味”内容的作品时，易于形成对我国正向、积极的印象与评价。《一场特别的音乐会》广播特写弘扬跨越种族和国界的人间大爱，五位中国受捐者为报答澳大利亚青年捐献恩情的感人故事引发了人类共通的情感。这种“真善美”的国民交往故事搭建起共同的话语空间，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

  而从本文对获奖作品评审词的考察可知，总台作品能够在对外传播中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认同和价值引领，使用具有人文关怀的一般民众视角和个人化叙事，表达超越语言的共同情绪。《安妮的花海》广播剧讲述了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代际沟通问题，借助这一共通的话题使各国评委生发同理心，使得我国乡村振兴成就的讲述更易被接受。而基于亚洲背景下文化底色的相似性，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各国文化的融合与互补，中国人民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战中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这些生动而又深刻的中国故事，经由总台作品的“小切口”展示，在跨文化传播中打破了文化壁垒，向海外受众传递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作者简介：沈国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徐熹，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