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互文性视野下文学文本的电视剧改编

  文本是意义丰富的表达。优秀的文学作品为电视剧改编开辟了新鲜多元的再创作空间。本文从互文性理论出发，探讨文学文本的电视剧改编。文学改编借用互文手法实现与原著文本以及历史、现实之间的多重观照，提升文本的价值。从互文性视野考察文本改编就要在关注原文本的同时，更要关注文本的产生所赖以建立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和现实的其他文本材料基础。这样，才能突破原著的藩篱，创造出具有时代意义的经典之作。

一、互文性概念在电视剧改编中的运用

  上世纪60年代，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这样一个文学批评术语。最初提出时，它更多涉及的是一部文本与另一部文本之间的引述关系。克里斯蒂娃认为，没有任何文本是真正独创和独立存在的，所有的文本必然是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巨大的可供无限延伸的符号网。她的老师罗兰·巴特把所有的文本都看作“只不过是一个铺天盖地巨大意义网络上的纽结，它与四周的牵连千丝万缕，无一定向”。随后，雅克·德里达、哈罗德·布鲁姆和叙事学家热奈特等从不同角度进行扩展性阐释，文本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吸收和转化其他文本的实体。互文性逐渐发展为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文本理论，且因其理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被运用到文学、艺术、戏剧、影视、新闻、传播、翻译等众多学科领域。

  在文学领域，互文性打破了对于文学文本性质的传统看法，从文本的生产和文本的消费两个方向强调了某一具体文本同其外部各种因素的所有复杂性联系。文本的互文性使得传统眼光中确定的、明晰的和封闭的文本走向一个广阔而复杂的开放性空间。

  如果我们将互文性移用到文学小说的电视剧改编，改编剧本与原文本之间恰恰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互文关系。原文本对于前文本具有互文关系。剧作家的再度创作既是对原文本的深度参照、吸收和改编，也是对其相关文本的有意、无意的观照和吸纳，它和所有文本形成一种历史镜像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影响与被影响、对话与潜对话的关系。

  电视剧作为一种需要观众参与才能完成的文本，它既有巴特所说的“读者式文本”的容易理解，又具有“作者式文本”的开放性。它更多地体现在电视剧文本的生产能力、接受方式、消费行为之间的角力。巴特把克里斯蒂娃“互文性”概念提供的不确定性空间锁定在文本消费方面，放大了读者在互文性中的作用。约翰·菲斯克在其《电视文化》中把电视文本看作是由初级文本、次级文本和三级文本所组成。其三级文本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们对电视的解读、讨论和评议等，它是观众根据电视节目来生产其他互文性文本的一部分，是电视文本实际构成的决定性因素。互文性不仅是电视文本的当代特性之一，也是其文本意义生成的关键。

二、互文性与改编剧本的叙事策略

  在第28届上海电视节上，根据梁晓声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人世间》荣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大奖、最佳编剧（改编）奖等五项大奖。这部当年以最高票数获茅盾文学奖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后赢得无数殊荣。2022年在央视播出时，以全国破2的收视率名列全年收视第一。

  作品以北方省会城市周家平民子弟的生活轨迹为线索，从20世纪70年代写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艺术而雄辩地展现了平民百姓向往美好生活的人生努力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步，堪称一部“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

  剧本改编中，接受或回避影响是两种截然不同形式的互文。《人世间》避开《渴望》《儿女情长》《父母爱情》《金婚》等以往同类优秀家庭伦理、情感婚恋剧目的影响。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这两种现代叙事伦理中选择了前者，将历史沉重的脚步夹带个体生命一起缠绕前行，看似围绕家庭、个人命运,实际上是裹挟在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难以分离，并深深地融入当代性。这样的作品吸纳时代、历史情绪的喧嚣声，更能让观众感同身受。这种叙事策略与以往那些剧目所不同的是，它既写了“一个政治的中国”，又写了“一个民间的中国”，具有时代的、生活的和心灵的史诗品质。

  叙事策略是文本互文性的表现特征之一。2023年央视热播剧《龙城》选择了与《人世间》完全不同的叙事策略。该剧改编自笛安的小说三部曲《西决》《东霓》《南音》，是一部关注家庭和家人恩怨的剧作，是一部更多地体现了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作品。它用一种封闭式、内省式的结构，凝视、想象、叹息个体生命的冲突、沉沦与挣扎，用爆裂狗血的方式，聚焦原生家庭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它让家成为风暴的中心，围绕东霓、西决、南音三个堂姐弟展开故事，人物之间、家庭之间互为镜像。它更多的是凝视和展现家的过往及其对现在的影响及纠缠，戏剧化地展示两代家人间的忠诚和背叛，他们的青春成长、生死恩怨和正邪是非。

  选择这样的小说文本进行电视剧改编，显示了创作者对家长里短的矛盾冲突和虐心剧目的偏好。和原文本相比，文字的魅力和富有感染力的情绪化表达被狗血的情节叙述遮蔽了。也许它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有某种真实性，但离奇虐心。

  《龙城》尽管也有话题性，但此类个体叙事相对小众。它虽然在故事层面上忠实于原作，但它没能通过二度创作融入社会时代图景并生成新的文本意义，而现代观众并不满足只囿于原文本和改编文本之间的互文。

  《人世间》的改编则强有力地唤醒人们的集体记忆，满足人们的深层精神需求和与时代社会的对话。比如，《人世间》里周家三兄妹中，从小被家里视为资质最平庸的周秉昆，既是照顾双亲的孝子，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同时又是支撑剧情结构、人物关系的关键人物。在世俗意义上，也暗喻着老龄化社会对于成功人生、家族荣耀和根基的新的思考。当然，这仅仅是对这个完整的“人世间”的一瞥而已。这种互文嵌入了剧作家对原文本的创造性改编，契合了观众怀旧心理，赋予文学文本新的世俗意义。观众通过“看”与“说”、各种形式的参与和互动，共同完成对于文本的想象、代入和各种形式的“写作”，这些都被看作完成文本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互文性语境下，理想的剧本改编应该创造性地处理好与原文本的关系。如果说原文本是对故事世界的互文，那么改编剧本就是互文的互文；如果说原文本是对社会时代的镜像，那么改编剧本就是镜像的镜像。同时，它又要面对与时代语境的互文，处理与现实世界的镜像关系。

  笔者曾参与了艾伟的长篇小说《风和日丽》的改编工作，刚接触到这本小说时，尽管觉得作品改编成电视剧有较大的风险, 但作品对女主人公杨小翼个体生命的秘密与梦想的审视,让人为之不舍。

  原文本中，杨小翼丰富、复杂、纠结的人生经历像一串珍珠将革命与人性、爱情与事业、现实与理想、个人命运和国家兴衰的复杂关系编织在一起,无法撕裂，会引发人们对一系列红色记忆的回顾与怅惘，对此我们做了重点保留。对于作品中传达出的苦难中的温情、绝望中的希望以及灾难中的重生和在泥沼中翻腾的人性的美好和光辉，所映射出的时代光影，正是二度创作引起观众的共情之处，我们在剧本中进行深入挖掘。

  在三十多年的故事时空中，杨小翼的身世之谜、情感爱情、父女之情与革命历史、动荡时世和现实境遇纠缠在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与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矛盾与冲撞之中,难以剥离，形成了现实故事与革命话语的丰富互文与镜像关系。两种叙事伦理在这部剧中,像两面折射着炫目之光的镜子,相映成辉，而不是像两座孤岛，默然对峙。于是,看起来一个冷酷的故事不再坚硬冰冷,而是处处充满温情。父女之间近半个世纪的纠葛，生动而鲜明地体现着历史与个人、革命理性与世俗人情之间的微妙博弈。革命话语和现实人生对这对父女的锻造，或正或反，在他们各自的身姿和命运中醒目地呈现出来。因此，当将军面对自己的亲生女儿难以相认而又处处关怀呵护她们母女，当杨小翼在将军为难关头不惜以命相救，最后又出自内心理解了父辈带有历史烙印的革命理性时，革命理性与世俗人情、历史情境与个人遭遇在更高一个层面上达到了契合与交融。这些内容，又在世俗语境中，让杨小翼理解了她父辈的宿命和重负,也让观众看到恒久温暖的人性在他们看似坚硬、冰冷的内心的翻滚涌动，最后如滚烫的岩浆一样迸发。或许，这可以给观众带来一些思索和启示。

三、互文性语境下改编剧本对原文本的改写、对话和重塑

  从互文性视角去考察龙一的小说《潜伏》的电视剧改编很有意思。编剧将这部原来只有15000字左右的短篇小说改编成一部人物独特、故事精彩、意蕴丰富、题旨深远的优秀谍战剧。小说家龙一在谈到电视剧《潜伏》的成功时谦虚地说：“我的短篇小说《潜伏》只是给电视剧《潜伏》开了个头而已。从影视剧的标准上看，剧本应该高于小说。”

  电视剧改编在原小说的基础上极大地丰富了人物和内容，亦得力于文本互文性的力量。在文本互涉这一前提下，罗兰·巴特在他的文本理论中指出，文本是对能指的放纵，没有汇拢点，没有收口，所指被一再后移。它构筑在无法追根寻源的、无从考据的文间引语，属事用典、回声和各种文化语汇之上。而作者既不是文本的源头，也不是文本的终极。《潜伏》的源头来自中共领导下的、看不见的地下无形战线。它的历史史料、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是文本再度创作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原小说只有四个主要人物，余则成、翠萍、站长和老马，故事情节相对简单，但它的叙述时空具有开放性特点。编剧姜伟在剧本改编中发挥了巨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保留原小说主要人物和主线故事的基础上，对人物、故事、情节进行深度挖掘，使这个故事真正成为一次宏大的历史叙事，成为刀尖上行走的生命历险，成为对灵魂和信仰的生死拷问，成为一部谍战剧的经典之作。剧本中增加了很多展现时代气氛和历史感的情节，加强了历史事件的钩沉，展现了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小说中只描写了抗战胜利后余则成在天津站的工作，写到的历史事件仅限于东北、华北的战事；剧本将故事嵌入抗战的最后阶段和国共内战的宏大历史背景中，引入了中共历史人物“龙潭三杰”的李克农、钱壮飞，加入了军调、戴笠之死、进攻张家口、延安保卫战、黄雀行动、天津解放等与历史事件有关的情节，给人物设置了具有丰富历史事件作背景的惊险舞台，头顶达摩克利斯之剑，生死悬于一线。“把文学结构置于社会整体结构之中，而这个社会整体被看作一格文本整体”，在这样与特定的历史背景深度互文的基础上，无论是改编剧本中对小说主线的调整与丰富、对人物故事的生发与强化、情感线的巧妙设置都有了别开生面的表现空间，在剧本中假夫妻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情感发展令人称绝。大量与潜伏工作有关的惊险、悬疑的情节，都融入了历史事件的扎实背景，让故事的惊险推进始终和动荡的时事风云融为一体，扩展了作品的主题意蕴和史实内涵。

  这种改编正应和了“互文性”理论的核心理念：“任何一个文学文本都不是独立的创造，而是对过去文本的改写、复制、模仿、转换或拼接。”即打通了过去和现在的通道，在新文本与原文本的对话关系中进行改写。其中，互文性的关键是改写者的创造性。《潜伏》的编剧将互文本通过艺术转换（虚构）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惊险精彩文本，完成一次具有超越性的再度虚构，显示出在艺术创作上的卓越才华。

  在电视剧改编中，原文本可能存在被多次改编，甚至是不同文艺体裁的改编，这也显示了其本身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的价值。在不同年代，同一文本的改编会被赋予迥然不同的意义。罗兰·巴特在《S／Z》中对文学文本作了“作者式文本”和“读者式文本”的区分，前者相对封闭，易于阅读，它吸引的是一个本质上消极的、被规训了的读者，倾向于将文本的意义作为既成的意义来接受。“读者式文本”则要求读者具有较高的阅读能力，并不断地重新书写文本、创造出意义。在这里，我们将这“读者”置换为“文本的改编者”。

  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先后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和电视剧《人生之路》。比较有意思的是，忠实于原著小说的电影和对原著有颠覆性改编的电视剧在不同的时代却同样获得了观众的喜爱和热议。90年代初完成的电影《人生》延续了小说的主题——人生的不可知性。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无论是小说中呈现的陕北古老沧桑又壮阔险峻的地理风貌，还是极富西北风情和浓郁情感的信天游，在影片中都得以真实的还原。电影视觉艺术将这些由文字描绘出的情感和风情具象化、诗意化，给人以丰富的感染力和强烈的冲击力。电影强化的是巧珍的爱情悲剧。对于小说中体现人物性格特点的关键性对白，影片也恰如其分地加以演绎，实现了对于小说风格和意蕴的充分吸取。这种忠实于原著的改编风格符合当时大多数观众的文艺趣味和审美经验，在思想性、艺术性和娱乐性等方面都获得了好评。

  而时隔四十余年将路遥的《人生》改编为电视剧，它的作品价值何在？它如何赢得当下观众的共情？经典自有超越时代的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作家格非在谈阅读《人生》的体会时说：“我阅读《人生》时泪不能尽，觉得自己的生活道路、人生和命运跟路遥产生了某种共振，他的作品今天仍然跟我们的社会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改编者正是抓住了原小说和当代社会的这种无法割裂的内在精神上的联系，对电视剧里高加林的奋斗、挫折、不甘沉沦、对命运的抗争和对人间挚爱的追求，在遵循原著精神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的续写和改写。甚至让《人生》中的人物从原著中的20世纪80年代延伸发展，参与到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进程，打破了原著故事发展的时空限制，让主人公在更加宽广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命运轨迹和人生追求。

  这一改编，准确地描绘出改革开放为人类的解放和发展释放的巨大空间，主人公的人生之路被激活、被开掘、被延伸。让我们看到“高加林们”“巧珍们”新人生的多种可能性，与当下生活和时代精神同频共振。电视剧《人生之路》的成功，离不开“高加林”这个主人公的原型塑造，创作团队的创造性改编，则重新挖掘、焕发了小说原著的感人魅力。人生不再简单的是悲、喜剧的话题，“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种创意呼应了观众对人生之路的回顾、思考与求索。

  从互文角度来说，这是对原文本的“戏仿”。这种戏仿式改编借鉴了原文本的情节、题材和人物，却拆解原文本的叙事成规、文化体系和价值判断，以戏谑否定的姿态和游戏狂欢的想象实现对原文本的解构。它“不是对过去的重复，它能够在结构和功能上不断产生新的体系和文本。但是，它本身必须携带着对过去的回忆”。它以富有时代特质的价值观和原文本之间展开跨时代的对话，也是文本改编者与原作者的一场潜对话，吸引不同区域、年龄、阶层的人沉浸且参与到叙事里，在原文本、电影文本和电视剧文本多文本的对照中产生出新的文本意义。2023年《人生之路》在央视一套首播。据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该剧收视率多日超过2.5%，位居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榜首，口碑收视俱佳。

  《历史的天空》是一部堪称精品的长篇军旅小说。人物群像的塑造非常成功，创作者没有让姜大牙一个人承担支撑起作品构架的重任，而是塑造了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群像。这些人物纵横交错、经纬交织,如一张密密缀缝的网。每一个节点都如时代长河中的津渡,充满着戏剧冲突与矛盾,裹挟着剧中人物的生命之舟冲向下一个生命的关隘。

  创作者以生动有力的笔触,在人与人之间参差的对照映衬中塑造出众多充满意趣与兴味、鲜活灵动的人物形象。小说完全具备改编成一部成功电视剧的诸多元素。号称南京军区三剑客的三位编剧并不满足于此。他们对军事历史非常孰稔，又自驾穿行于大别山区，深入舒城、六安等地，参观新四军纪念馆，考察江淮军区的历史渊源及高敬亭被误杀的历史史实、研究纯洁运动等历史事件和背景，在激烈的党内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波诡云谲中去复刻姜大牙等人的人生轨迹。这种表现手法和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所表现出来的对革命者身上的人性探讨，其尺度和意义也是前所未有的。

  对历史和现实的其他文本材料做深入考察和思辨并融入剧本的改编创作，使得编剧带着深情的历史视野,真实地还原历史,营造一种人性化、生命化的历史情境,让观众在欣赏时不知不觉地回到历史的真实时空中,与主人公一起经历生命的炼狱与磨难,得到了对真实的生命和厚重的历史的深切体悟。更值得注意的是,创作者在塑造剧中这些人物形象时,将他们置身于岁月的长河中观照,让他们的性格和命运在迷雾中一笔笔勾勒,渐浓渐深。

  《历史的天空》正是塑造了一批被浓云密罩在历史的规定情境中的人物形象。而这些人物在剧情的舒展过程中、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才渐渐面目清晰、轮廓完整、血肉丰满。这种对于人物的塑造刻画是渐进的,给人带来审美认识过程中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简入繁、前后映衬比照的快乐。姜大牙前后脱胎换骨式的变化给观众以何等的感触！而姜大牙艰难的成长历程,正折射出历史前进的曲折与艰难,借助于姜大牙个人的成长史,这种艰难与曲折又被充分地生命化、具体化了。综观全剧,无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还是“文革”十年,始终以人物的传奇、人物的命运相贯穿,人物因承载着历史的风云而厚重,历史因抒写飞扬的生命而灵动。历史的复杂性，使剧中人物的走向充满着历史对人的选择和人对历史选择的多种可能性。如自诩为“正宗的布尔什维克”的李文彬,历史对他无情嘲弄,如果不是被日军俘虏成了叛徒,他不还在革命队伍里高谈阔论吗?至于一直匪夷所思的万古碑,也只有剧情进展到“文革”后,其本质才真正被人认识。而张普景和窦玉泉在历史的长河中几经沉浮,勉力到达人性与理性的彼岸,成为姜大牙的同路人。而谁又能料到与姜大牙出生入死几十年的赤膊兄弟朱一刀竟然在“文革”中干出了卖友求荣的勾当?《历史的天空》中的人物,只有当尘埃落定、到达命运旅程的终点之后,方显现出命运变化的巨大落差，显现出人物灵魂深处的本色。

  这种建立在真实历史背景下，在人生漫长的画卷中去展示人物命运、个性、灵魂的表现方法,使剧作有了广阔的表现空间和穿透性的刻画深度，从而塑造出血肉丰满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剧中的很多故事和细节都能在真实的历史中找到关联。正是因为这部作品对于人物俯仰跌宕的命运走向、人物矛盾丰富的个性立面、人物群像之间镜像般的映照反射等多方面的艺术表现，在前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叙事空间里，让观众对个体生命有一种悲欣交集的领悟。而人物在迷雾一般的历史进程中的选择、比照以及尘埃落定后所带来的悲喜参半的震撼，故事背后的故事，与过去的历史、现在的故事相互关联和指涉，这种互文性会吸引观众不断参与到叙事中来，引发对剧作的解读、讨论和热议。由此，电视剧《历史的天空》超越了表现一个小镇青年成长为共和国高级将领的主旋律传奇剧的范畴。

四、互文性视野下电视剧改编的影响与超越

  优秀文学作品对于作品思想与艺术的不懈探索，为电视剧的改编开辟了新鲜多元的再创作空间。而互文视野下这种作品的电视剧改编尤其值得期待。

  上海作家孙甘露的谍战小说《千里江山图》甫一获得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即由上海市委宣传部牵头进行电视剧的创作改编。作为先锋作家的孙甘露先生将先锋派结构与写实性叙事融为一体，精心构筑了谍战小说的精彩文本。作品塑造了陈千里等一批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身上闪耀着忠诚与信仰、智慧与无畏、诗性与浪漫、勇毅与牺牲的卓越品质。有研究者指出：《千里江山图》在小说结构、人物形象塑造和内心世界的描摹上，进行了大胆的文学创新，引入更有现代意义的叙事技法，围绕一场生死决战，将重大使命的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与重点人物的人生观、成长史、恩仇记共冶一炉，展现出作者高屋建瓴、布局谋篇的深淳思考和娴熟笔力。小说人物和叙述上的这些特点，为该剧的改编提供了别具一格的人物形象和前所未有的崭新视角。

  小说的互文性特征同样明显。艾略特曾说，诗人的个性不在于他的创新，也不在于他的模仿，而在于他把一切先前文学囊括在他的作品之中的能力。《千里江山图》的书名借自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的青绿山水画，似乎隐秘地透露出小说背后的大时代。在一场场曲折迂回、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里，陈千里、叶启年、叶桃之间的故事关系让我们想到电影《大浪淘沙》。牺牲在龙华监狱的烈士们，又有《红岩》及其电影《烈火中永生》的影子。对城市、租界、街巷、道路的真实还原透射出作者对于这座城市的熟悉与热爱。作者有意识地在自己的作品里插入了一系列经典文本，如列宁的《远方来信》、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等，这些经典文本的引用，使得这部作品的叙述充满了作者的个性气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作者的巧妙安排下，这些经典文本与小说情节构成了呼应和暗示，形成了有趣的互文关系。作者在这部小说里既是一个叙述者，也是一个倾听者。他在和这座城市对话、和牺牲于这座城市的英烈对话。他在倾听他们的回声。有时，他似乎又是一个独白者，在独白中也与自我对话。而令人感动的是，在小说结尾，叙述者寻访龙华烈士陵园时找到当年先烈留下的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与小说文本形成深切的互文。这种赤子般无私无畏的浪漫情怀提升了小说的艺术特质和人物的精神境界，也为谍战剧的改编创造了一种诗性的特质。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融合之作，也是一部严肃主题和通俗故事的融合之作，《千里江山图》成为2022年的现象级小说作品。我们回顾中国电视剧史上如《暗算》《潜伏》《借枪》《风筝》等谍战剧优秀之作，也都源自小说的改编，它们的原文本各藏玄机。没有这些原创小说，我们很难想象会有这些优秀剧作的问世。优秀的文本创作总是在对传统文本的突破与超越中彰显价值，《千里江山图》同样面临着如何从谍战剧传统经典话语和影像中突围而出，从而成为一部新的经典之作的挑战，因为它已经成为谍战剧传统链条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改编剧本如何与原小说形成一种突破性的互文关系，现在确实还是一个谜，但非常值得期待。

  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写道：

  哪一位强者诗人希望意识到，

  他并没有能够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

（作者单位：上海广播电视台总编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