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国》历史叙事策略管窥 ——基于新历史主义视角

引言

  近年来，随着纪录片创作与传播的不断发展，考古题材纪录片以其独特表现手段和历史文化内涵，正日益摆脱“小众”的咒语，受到广大受众的青睐，频频破圈出圈。2023年年底纪录片《何以中国》播出期间同时高居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的纪录片热播榜、热搜榜榜首，各家视频网站的用户评分均高于9.5分。豆瓣评分达9.1分，连续4周登上华语口碑剧集榜第1名，位列2023年度全网纪录片融合传播指数第1名。[1]《何以中国》的最大突破在于首次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公认的重大研究成果作为理论和实证支点，将当代影像艺术呈现手段和颇具逻辑性的历史叙事有机结合起来，互相借力佐证，生动系统地展示了中华文明形成、发展、壮大的客观历程，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的宏大命题，为当代考古类或历史文化类纪录片创作树立了新标杆，为“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提供了新的实践文本。

  作为一部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创作的严谨的考古题材纪录片，《何以中国》大胆吸收新历史主义的有益主张，打破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与文化学的界限，超越多数考古纪录片聚焦田野发掘、文物保护、科技考古等专业知识以及权威专家访谈、考古工作者心路历程展示等惯用模式，摆脱传统历史叙事的线性结构，善假于物，侧重对考古发现、考古研究的不同历史文本进行综合性、跨学科的系统类比、解读和重构，在上万年的历史大格局中俯视、考察和梳理中国早期文明史，呈现出独特鲜明的历史叙事策略。本文梳理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及对纪录片创作带来的冲击，将《何以中国》放在新历史主义的视域里进行分析，审视《何以中国》批判吸收新历史主义的营养、创新考古类纪录片的历史叙事策略所取得的重要突破，为今后制作同类纪录片提供借鉴。

一、新历史主义的主要观点梳理

  作为一种文化批评理论，新历史主义于1982年由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类型》(Genre) 杂志前言里首次提出，包括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等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使用，逐步被东西方学界所接受。[3]其核心理念旨在破除旧有历史观的局限，探究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和互动，重点关注边缘化历史群体和他们的文化经验，主张历史的主观性、多元性和相对性；强调文本和历史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文本不仅是社会历史的表达形式，同时也是历史与社会关系的反映，文本研究需要结合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历史现象的背景，以全面了解历史的多重维度。其理论主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

  “文本的历史性”是指“无论是小文本还是社会大文本，都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性，是特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体制、阶级立场的产物”，而“任何一种对文本的解读活动，都不是纯客观的，而是不可避免地带有其社会历史性，都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发生”。“历史的文本性”指的是所谓的历史只有经由权力掌控者、历史编写者的书写才能为我们所了解，而在历史的书写和传递过程中难免会带有人的主观意志。[4]

  （二）单线历史的复线化和大写历史的小写化

  这是新历史主义的多元历史真实观的高度概括，主张向那些游离于正史之外的历史裂隙聚光，试图摄照历史的废墟和边界上蕴藏着的异样的历史景观，把过去所谓单线大写的历史（比如某些正史）分解成有众多复线的小写的历史，新历史主义发现任何一部历史文本都无法客观而全面地覆盖历史真理，文本不可避免地受话语虚构性和权力性的编码。历史的真理性播散于各种文本之中，因而需要通过多元化的文本来共同体现。新历史主义者从夹缝中寻找出路，主张消解宏大线性的历史叙事，疏离由强势话语撰写的单线大写的正史，进而通过对小历史和复数历史的书写来拆解和颠覆大历史。

  （三）客观历史的主体化和必然历史的偶然化

  “客观历史的主体化”指的是历史的阐释者不应一味地追求客观、一元的历史，而应该在历史的阐释中树立自身的主体地位，以消解客观历史的权威性。而“必然历史的偶然化”是指，叙述者应积极与历史展开对话，在历史描述的过程中偶尔加入自己的回忆、见闻，甚至是一些逸闻逸事，以填补大写历史书写过程中遗留的空白和缝隙。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被人们书写的历史，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5]

  总之，新历史主义将历史看作是充满阐释缝隙和意义断层的可书写文本，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历史研究者们一贯秉承的传统历史观。在新历史主义看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根据当时的时间、地点、观念建构的。这些观点为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找到了一条新途径，为当代历史叙事提供了更大空间，尤其是为当代人将历史记载、历史碎片乃至历史遗物作为创作素材，进行思想表达和情感抒发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纪录片中的新历史主义运用

  新历史主义的影响力最初集中于历史研究与文学创作，但很快扩展到了影视领域，包括历史题材电影和电视剧，后来进一步扩展到历史人文题材的纪录片创作里。对纪录片尤其是历史人文考古类纪录片的创作，新历史主义至少在三个方面带来了较大影响。

  （一）拓宽纪录片的创作视野

  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纪录片创作者们严守经典理论，努力用画面和镜头说话，“同期声+长镜头+跟拍”模式占据了纪录片的主流位置。这种“为纪实而纪实”的做法当然无可厚非，但是不得不说，随着当代影视技术的不断迭代，这种强调技法而轻视纪录片思想文化内涵的固守，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纪录片的创作空间和前进步伐。新历史主义注重文本的多元解读和开放性，鼓励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大大拓宽了纪录片的创作空间和创新可能。纪录片创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也即主观感受，从受众容易接受的视角去解读、演绎、展示它们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紧密联系，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二）建构纪录片的可叙述性

  对纪录片创作者而言，找到合适的叙事方式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艺术效果。传统考古题材纪录片，一般遵循以考古发掘过程为线索的线性叙事模式，将文物的历史价值作为叙事重心，纪录片的观赏性、思想性和传播性可能因此大打折扣。在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下，纪录片创作者们大胆引入戏剧、影视等叙事手法，在不影响艺术真实、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使纪录片的可叙述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灵活度，丰富了纪录片历史叙事的视觉语汇，提高了纪录片的观赏性和思辨性。

  （三）还原纪录片的历史本真

  新历史主义学者海登·怀特指出：“新历史主义者尤其表现出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逸闻趣事、偶然事件、异乎寻常的外来事物、卑微甚或是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许多方面的特别的兴趣。”[6]在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下，纪录片对历史的还原，不再聚焦传统的官方宏大叙事或所谓的正史，而是走向对“微人物”“微物件”“微场景”的描画，通过对历史中的某个细小事件、某个人物的命运，甚至器物加以不同的解读，从另一角度实现了对“历史真实”的呈现和逼近，展现历史事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纪录片更加接近历史本真，更具人文关怀。

  历史文化或考古类纪录片吸收新历史主义的有益养分，提升了当代纪录片创作的表现手段、思想深度和艺术表现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

三、《何以中国》历史叙事策略创新

  纪录片《何以中国》分《秦汉》《摇篮》《星斗》《古国》《择中》《殷商》《家国》《天下》共8集，从迈向一体化的秦汉王朝讲起，进而溯源至旧、新石器时代之交，见证中华先民走向农业定居、组成家庭和社会、建立早期信仰与文化审美、开始五湖四海间的交流、形成区域古国和早期文明、开启夏商周的王朝时代，直至秦汉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伟大历程。总导演干超这样阐述《何以中国》创作的四层旨归：“考古写史，首次以考古引领，实证早期文明国家中国的发源和发展；透物见人，以大量的考古成果和文物组合，通过影视化叙事，描绘更为具体有温度的先人所处时代的社会面貌；连接现实，以严谨负责的治学精神，回答中国何以为今日中国的内在逻辑和动力；视听创造，创新纪录片的视听语言，使节目各部分都具备长尾的档案价值。”[7]细品这四层旨归，其实它简明地呼应了新历史主义的主张，诠释了新历史主义学者海登·怀特创造的“影视史学”的含义：“透过视觉影像和电影话语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8]《何以中国》因此被打上了鲜明的新历史主义的印记。作为首次以影像形式系统而完备地完成对中国早期文明叙事和论证的纪录片，《何以中国》的历史叙事策略在五个维度得到了显著展现。

  （一）主观性视角，突破历史叙事的时空局限

  用传统纪录片的客观记录形式完成对中国夏商周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叙事是难以想象的，也是很难完成的。《何以中国》打破时空限制，采用第三人称主观性视角进行“考古写史”，上下一万年，纵横数万里，摒弃访谈和现场同期声，全部由旁白解说来完成对历史的主观解读和重构。当然《何以中国》的主观性历史叙事，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凭空编撰，而是站在中国考古学、历史学权威的肩膀上，完成对中国百年考古成果的消化吸收后的一种反刍。纪录片邀请中国考古学泰斗严文明为学术总顾问，在近百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的帮助下，《何以中国》组建了极具专业厚度的主创团队，梳理了近300万字的学术背景资料，撰写了40多万字的影视化脚本。历时三年覆盖全国230个考古遗址点和博物馆去拍摄，全面体现了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认识。[9]第三人称主观视角体现了高度自在的主观性，导演不仅是历史叙事的领导者，也是历史叙事的评述者。这些都暗合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的主观性和叙事性，历史是由文本、话语和意义所构成的主张。《何以中国》在严谨科学基础上的主观性历史叙事，体现了作品的权威性，充分展现了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引领受众走进视听语言营造的历史场域，进一步认知历史、感悟历史。

  （二）知“微”见著，建构历史叙事的实证基础

  既然是“考古写历”，那么离开考古文物或考古现场的这些“微物件”“微场景”展示或再现，就很难建构起历史叙事的客观性、真实性。《何以中国》知“微”见著，注重对“微物件”“微场景”的再现描画或直接呈现，以实证构建历史叙事的基础，而这也正是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主张之一。通览全片，百年中国考古史上发现发掘的重要文物基本在片中得到了呈现，一些重要的考古现场也得以全面展现。除对“微物件”“微场景”的考古文物、考古遗址的直接呈现外，《何以中国》还采用AI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影视动画等先进的科技手段，从甲骨木牍竹简记载、上古传说、古诗描写、史书记录、古地图等等入手，对难以视觉直视的“微物件”“微场景”或特定的历史场域进行高度的影视模拟还原，如第一集，对秦始皇碣石宫、南越王宫苑的复原，第二集对陕西临潼姜寨村落的模拟复原，使得观众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史前历史文化的面貌，增强了沉浸感和代入感。全片根据考古成果复原场景达220处、服装2268套、饰品1500件、道具3600余件，制作团队与考古学家全程配合，从建筑复原、环境复原、服化道复原等多角度合作，对影视再现中出现的历史服装、纹饰、道具，力争做到“言必有据”。原本干巴巴的考古材料、数据，被活化成一幕幕生动的历史场景，使“何以中国”之“何以”得到了一种直观而形象的实证呈现。[10]同时，许多未见正史记载的图景，经过考古研究，通过影视技术的复原得以重新进入历史叙事，实现了“让文物活起来”的理想。

  （三）情节化演绎，赋予历史叙事的生动鲜活

  大胆采取演员扮演方式进行历史叙事是《何以中国》显著特色之一，这既是对新历史主义相关主张的消化吸收，也是考古纪录片“透物见人”的生动体现。在《何以中国》里，凡在讲述历史人物或描摹古人采集、狩猎、制陶、占卜等故事或场景时，均从还原规定历史情境基础上，用真人扮演形式加以影视情节化的演绎。在第一集《秦汉》开篇里，首先以影视形式展示硝烟弥漫、争相厮杀的秦楚战争战场，然后讲述大背景下黑夫与惊写家书、衷的一家在等待家书的故事，其中通过主观叙事补叙“20多个世纪后，考古工作者在其中的四号墓里发现了当年黑夫和惊寄出的信”，将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错综交织在一起，形成戏剧化的历史叙事。全片中，诸如秦始皇东巡、陆贾出使南越、张骞出使西域、解忧公主出嫁西域斡旋50多年后再回归、周公吐哺等等历史有记载的事件，均以真人扮演，通过影视化的手段进行了灵活的再现，带领观众走入历史的规定情境。第三集《星斗》里西坡青年与凌家滩青年在大汶口巧遇的设计相当戏剧化，生动而巧妙地讲述了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的传播。在全片中，影视再现演绎与第三人称旁白的主观介绍交织在一起，增加了历史的实证性，也增加了纪录片的纪实感和观赏性，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

  （四）关注普通人，诠释历史叙事的立体全面

  “我们所以为的历史往往与权力、战争和王朝更替相关。其实，真正支撑人类数千年文明与温暖绵延的是那些昼出夜伏、炊烟袅袅的日常生活”，[11]这句解说与新历史主义主张深入历史的缝隙中，通过“微人物”生存状态来开展历史叙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何以中国》里，导演充满人性关怀地设计或聚焦宏大历史时空下的普通人，普通人的故事几乎遍布在每一集内容中。第一集《秦汉》黑夫与惊、悬置泉驿站的啬夫弘，第二集《摇篮》里的广东英德青塘少女、制作贾湖骨笛的少年，第三集《星斗》西坡青年，第四集《古国》里的制作玉琮的良渚匠人，第六集《殷商》里的贞子、驭人，第八集《天下》里的喜等等，他们或是考古简牍中释读出的三言两语之人，或者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如果不是考古发掘，他们可能永远沉寂在历史的长河里。因为他们，历史叙事不再是王侯将相们的专属；因为他们，历史叙事得以更加立体、全面、完整，更加充满温度而不需要仰视。通过这种对普通人的无声的聚焦刻画和人性致敬，《何以中国》让观众深刻理解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深刻内涵，为进一步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历史自信找到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和不息源泉。

  （五）揭示一体化，观照历史叙事的因果逻辑

除主观性视角的历史叙事、戏剧影视化的演绎，以及对“微人物”“微物件”“微场景”的聚焦之外，《何以中国》还善于通过不同维度的主观性、戏剧化的重构，将不同时期、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明在互相对比、碰撞和交织联系中，得出符合历史逻辑和因果关系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大结论。比如，考古发现仰韶文化早期各地发现的彩陶纹饰各有特色，进入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时期，各地的彩陶纹饰模式跨越时空距离，与庙底沟彩陶最具代表性的花卉纹高度近似，在古老华夏大地的广阔区域掀起庙底沟彩陶艺术浪潮，形成了以彩陶为基础的文化共识。节目充分调动影视手段，将古地图与不同区域考古出土的彩陶纹饰，通过影视技术叠加类比，较为形象地得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结论：“或许这就是文化意义上最早中国的雏形。”再如，从新砦陶器盖上的龙首、陶寺陶盘上的蛇形蟠龙纹、石峁石雕上的龙蛇形象，到二里头时期的绿松石拼镶而成完整的龙，梳理演绎中国人后世永恒的龙图腾的形成，正可谓多元复合为一。通过戏剧化影视化的重构，对不同年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代表性文化进行跨时空对比展示，结合考古结论，揭示了中华文明在多元性中蕴含的统一性。这种对多元一体特征的深入揭示，唤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使观众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普遍性，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变迁和发展脉络，导演“连接现实”之追求也就跃然荧屏前。

四、《何以中国》历史叙事策略整体把握

  《何以中国》在引入新历史主义进行历史叙事时，还在整体上较好地把握了考古实证与影视化表达、科学历史与文化历史[11]之间的平衡关系，保持了考古题材纪录片的基本艺术品格。

  （一）考古实证与影视化表达的平衡。《何以中国》在历史叙事时，注重考古实证与影视化表达之间的平衡。全片将考古实证作为“纪实主心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研究成果、最新发现是其坚实的学术基础。跋涉超过4万公里，拍摄了全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等点位230余个，确保了考古实证的广泛性和深度感。近百位中国考古学家组成顾问专家团，确保了学术上的严谨性和权威性。真人扮演等影视化表达全部服从于考古实证，确保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影视化表达的精准性。将纪实内容与影视艺术有机整合，《何以中国》为观众呈现了一部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历史纪录片。

  （二）科学历史与文化历史的平衡。有历史学者指出：“在中国古代社会存在两种历史，一种是作为科学的历史，一种是作为文化的历史。前者是出于复原客观历史的目的，在传统历史学的基本规范下进行的。作为文化的历史主要源于文化诉求，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背景下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想去丰富、重构一些历史细节。” [12]《何以中国》兼顾了这两种历史叙事：作为科学的历史，《何以中国》中呈现了考古学、历史学乃至人类学的基本规范和成果，通过实证展示或还原了历史的真实。而作为文化的历史，又体现了历史叙事的主观性，存在不少历史的合理想象，呈现了艺术的真实。节目在考古实证的基础上，通过合理虚构和场景复原相结合的方式，展现了史前时代河姆渡人的生活状态和文化特征，为讲述彩陶文化传播而设计的西坡青年旅行、与凌家滩青年的邂逅等等桥段，这种虚构的情节是基于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的合理推测和想象，是对无法进行的历史实证环节的有益弥补，增加了历史叙事的灵活性和生动感。科学历史与文化历史的平衡，不仅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获得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情感体验，也无伤考古纪录片的应有品格。

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3]通过对考古纪录片《何以中国》基于新历史主义视角的历史叙事策略探析，可以得出结论：《何以中国》较好地诠释了总书记的论断，是一次有益的实践探索。在当下，《何以中国》的历史叙事策略对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呈现，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传播载体、新的时代内涵、新的旺盛活力，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对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也极具启发意义。期待类似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14]

（作者简介：上海广播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

参考资料

【1】东方卫视微信公众号 9.1分！《何以中国》登豆瓣华语高分口碑剧集榜 2024-02-01

【2】新华社《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23-10-08 

【3】知乎 (zhihu.com) 【新历史主义】其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 

【4】【5】张进《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特征》文史哲，2001（05）

【6】张京媛《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7】王彦 文汇报《影像为媒，以“考古中国”读懂“何以中国”》2023-12-10

【8】张广智 人民日报 《影视史学：亲近公众的史学新领域》 2016-02-22

【9】【10】澎湃新闻客户端 纪录片《何以中国》：溯中华文脉，写时代底气  2024-01-22

【11】澎湃新闻客户端 纪录片《何以中国》：溯中华文脉，写时代底气  2024-01-22

      新闻与写作公众号 大型纪录片《何以中国》的顶级文案，值得反复抄写！第2集《摇篮》解说 2024-06-07

【12】蓝勇《中国古代史上的乡土历史重构》2023-11-29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13】人民日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5-10-15

【14】习近平《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求是》20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