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鸿沟与数字反哺：老年人的数字媒体使用现状与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发展趋势，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人口统计数据显示，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8.7%，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1.9%。预计2030年，老年人口将突破3.58亿人，届时60岁以上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会达到25%。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两大特点，即“老龄人口增长迅猛”和“未富先老、未备显老”。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人口转变等重大社会变革的影响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空巢老人”，由于缺少社会联系与社会支持，他们往往具有较大的社交孤立风险，从而对老年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产生负面影响。人口老龄化不仅会导致劳动力短缺、养老能力增加等经济问题，还会造成老年群体的边缘化、老年孤独等社会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剧，老年人在智媒社会中更容易遭遇数字困境。因此，老年人如何面对智媒时代的数字困境，对构筑数字社会建设的国家战略图景有重要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已将积极应对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要将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的新趋势中。

一、老年群体数字化生存面临的挑战

针对老年人数字媒体使用，需要关注老年人数字化生存三个层面问题：首先，在个体层面，老年人新媒体技术接纳问题及隐私关注问题；其次，在群体层面，不同老年人群体的新媒体使用行为差异与老年人网络归属感问题；再次，在社会层面，如何利用智能媒体与社交媒体帮助老年人扩大社交，获得社会资本和情感赋能，促进老年群体获得数字社会平等生存权的问题。

随着数字媒体技术深度介入人们的生活，老年人也获得了新媒体参与机会，与此同时，老年人的数字化生存也面临新的挑战。未来，能否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成为社会是否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要素。例如，老年人在退休后常常面临与社会“脱节”的烦恼，影响其生活的质量，并且囿于其身体原因，老年群体经常被认为无法为社会继续做出贡献，成为需要社会供养的弱势群体。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及健康水平不断提高，许多老年人在退休后仍具有劳动能力，若能够开发这部分老年人力资源，鼓励老年群体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将极大减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而若想对老年群体资源进行开发，就必然需要将老年人纳入智能社会之中，提升其数字素养，提升数字化生存的能力，可以助其更好适应智能时代。数字素养的提升可以有效提升老年人信息技术的使用技能，是否具备识字和电子阅读能力是老年人使用和参与互联网活动的主要障碍。

二、老年人新媒体使用行为与动机

  针对老年人新媒体使用的研究一般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维度：（1）新技术采纳影响行为因素（2）新技术使用动机（3）新技术使用行为（4）新媒体使用影响。在网络和新媒体接触层面，老年人新媒体的采纳影响因素是国内学者研究最多的主题。例如，有研究结合信息生态视角对老年群体微信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探索，发现老年用户微信使用意愿受到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如果主观上对新媒体持有积极正面的认知，老年人仍然有可能赶上新媒体和数字化潮流。当然，也有学者提出相反观点，认为老年人抵制新媒体的根本原因是新媒体未达到老年用户的使用预期，以及用户自身的信息素养薄弱等。老年人由于使用技能的欠缺以及媒介素养的不足，普遍对智能媒体的使用存在抵制心理。

  缺少数字媒体的相关知识，以及使用兴趣不足，可能是影响老年人智能媒体使用行为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老年人面临缺少技术指导、隐私泄露担忧；另一方面，个体信息素养薄弱也是老年人抵制智能媒体使用的重要因素。老年人用户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技术恐惧症。技术恐惧对老年人数字技术使用与采纳普遍会产生影响，对技术恐惧某种程度上会限制了老年人用户智能媒介的使用。同时，技术恐惧症还与用户的教育程度、感知健康和生活幸福感相关。在一项针对电视智能语音遥控器适老化研究中，研究者发现，智能技术使用的复杂性会成为老年人技术采纳上的障碍。UTAUT理论（整合技术接受和使用模型）可以用来解释对老年群体在各个领域的相关技术采纳行为，例如老年群体对新兴数字技术产品的使用意愿和采纳行为。

  一般而言，老年人使用智能媒体的最主要动机包括享受生活、参与社交、提供和接受社会支持。对老年人而言，使用智能媒体更多是为了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并重新建立联系。当老年用户持续使用在线社交网络时，他们也会受到使用过程中带来愉悦感的激励。随着新媒体工具逐渐兴起，更多研究者开始关注老年人社交媒体使用行为。老年人通常通过群聊、公众号、朋友圈等方式获取微信的各种信息，最能吸引他们的是医疗保健、突发新闻和励志故事。有研究者发现，在使用模式上，老年用户的网络粉丝数越多，老年人持续参与的时间就越长；老年用户的关注数越多，其账号的活跃程度就越高。中老年女性在社交媒体中分享照片，会带来群体成员在“网络空间对话”的新模式。这种新媒体使用与分享行为，恰恰构成了中老年女性寻求自我身份和主体性建构的重要方式。

  我们一方面需要探讨老年人使用数字媒体带来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从社会联系的视角分析智能媒体对老年人的陪伴和支持作用。新媒体可以解决老年人由于缺乏社会联系而造成的社会联系或社会疏远的问题，从而保障老年人的社会化进程。老年人学习上网有利于增进家庭沟通、加强社会交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老年人认为自己跟不上时代的焦虑感。数字化参与对老年人来说，可以减少他们的孤独感。随着未来几十年的技术加速变革，数字包容性的重要意义不会消失，也会成为老年人连接社会、创造和贡献力量的强大工具。

三、来自“数字鸿沟”的挑战

  数字鸿沟现象已经成为信息时代突现的社会问题。数字鸿沟是信息时代的全球问题。1990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提出了信息沟壑和数字鸿沟等概念，他提出，数字鸿沟指信息和电子技术带来的鸿沟。1999年，美国国家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在一份名为《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的报告中提出：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指在信息时代，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应用信息通讯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平等。

  老年人的数字鸿沟指老年人在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或参与公共生活方面与年轻人之间存在的差距。老年人数字鸿沟一般可分为“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三种类型。其中，“接入沟”关注的是技术层面对于互联网基础设施可及性的不平等，具体体现在数字技术拥有者与缺乏者之间的差异。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虽然有许多老年人“被动”接触到数字媒介与移动网络，但老年人对互联网及智能技术的了解十分有限。由于“数字接入鸿沟”，老年人可能没有上网设备，也无法获得数字公民在智能媒体时代数字话生存的基本权利。

  “使用沟”强调由于自身因素或现实社会因素导致使用者在使用中产生的差别。因此，需要更关注老年人在接入移动互联网后，在信息技术使用方式、程度、技能等方面是否存在较大的差距。“使用沟”是形成老年人群“数字鸿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由于视力退化、衰老等生理因素，以及认知技能的衰退、操作技能难以掌握等因素，会引发的老年人数字学习技能障碍。老年人数字使用技能薄弱，同时当下的技术设计没有考虑老年人的使用习惯，会严重制约老年人数字技术的掌握和使用。

  “知识沟”不仅关注信息技术的接入问题，还非常重视用户本身信息获取能力的差异。例如，老年人在数字信息的获取、信息处理和使用中都存在诸多困难，使用互联网医院、支付宝转账或进行线上预约等都存在一定障碍。传统来说，老年人接触的媒介类型主要包括书籍、广播和电视等媒介。新媒体环境下，各种信息鱼龙混杂，网络谣言满天飞，对老年人来说，在使用中如何甄别信息真伪，避免网络诈骗等也是很重要的知识技能。相对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来说，老年人更容易受到身体和认知障碍的影响，数字素养也相对较低，短时间内获得甄别信息优劣或辨明真伪的能力不足，会带来个人权益受损等问题。

  老年人是受到“数字鸿沟”影响最广泛和深刻的人群。当前老年人的数字化生存面临着多重挑战：一方面，在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留守老人和低收入老年群体，他们对网络技术的了解有限，对智能设备和网络技术的掌握较少；另一方面，新媒体环境下，针对老年人的诈骗问题层出不穷，我们的网络环境仍待完善；最后，对老年人而言，他们数字化技术学习的渠道受限，数字生存能力发展不足，这也是最大的挑战之一。未来，推动数字素养与数字反哺应是社会应重点关注的问题，老年人在使用智能媒体时遇到的种种“痛点”与“难点”亟待解决。

四、信息时代的“数字反哺”

  随着互联网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嵌入程度越来越深，不仅涌现了“数字原住民”与“数字移民” “数字游民”等众多概念，互联网时代我国居民数字鸿沟的新样态文化反哺的概念也逐渐衍生出“技术反哺”和“数字反哺”的概念，文化反哺在数字技术和新媒体使用上进行反哺。数字反哺常与老年人的数字鸿沟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从影响因素来看，子女的教育和收入水平会影响数字反哺的程度；数字反哺也可以很好的弥补代际隔阂，实现了家庭权力结构由单向权威向双向权威的转变。一方面，存在于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在加深，另一方面，老年人对于新媒体的需求也是数字反哺能够形成的直接原因。

  数字信息技术环境下，我们发现存在于家庭内的数字反哺主要集中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在“接入反哺”层面，家庭反哺是年长一辈学习新媒体使用的重要社会支持系统，而网络接入条件与亲子关系紧张的状况则成为家庭反哺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年长者对于数字信息技术的接入与学习都需要年轻一代的支持；其次是对老年人数字技能方面的反哺。在使用数字媒体过程中，年长一代对于各项功能的使用都需要年轻一代的协助与耐心教导。有研究表明，大部分老年人都认为数字媒体程序复杂、操作不便，会逐渐失去使用其的兴趣和耐心，因此需要子女从旁协助；再者是针对数字媒体内容及媒介素养方面的反哺。在知识与媒介素养方面，年轻世代需向老年人进行反哺。

  数字反哺不仅能增加老年人对网络文化的认知和接纳，缓和代际隔阂，还可以帮助他们更好融入数字社会。针对网络媒介素养的相关研究显示，家庭内的代际反哺能够缩小两代人之间媒介使用的差距。同时，子女在对父母一代进行技术反哺时，不仅能够显著提升年长一代的媒介素养，同时也会丰富自身对媒介知识的认知。如果年长一代接受数字反哺的意愿越强烈，子代进行反哺的效果则越好。家庭沟通模式、两代人互动状况也会影响到数字反哺的进程和效果。

  家庭内“数字反哺”的广度与深度，与家庭成员间交流的密切程度及家庭成员自身条件相关。例如，家庭成员间交流程度越密切，则“数字反哺”的深度越高。更有趣的是，家庭反哺还会呈现出一种性别差异，女性长辈在反哺的广度及深度水平上都比男性长辈要更高。老年人自身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对家庭内数字反哺的效果存在不同程度影响，如果子女与老年人交流与互动频繁，会极大促进老年人的新媒体使用，使得数字反哺效应增强，反之则较差。

  技术反哺作为子代与亲代的作用机制，其不可避免的会对家庭关系及其由情景变动的所导致的角色、行为产生影响。技术反哺可以很好的弥补代际隔阂，实现了家庭权力结构由单向权威向双向权威的转变。老年人对于互联网的需求是技术反哺形成的直接原因，并指出这种数字反哺行为可以为家庭关系的改善带来一系列益处。总体来说，不同世代之间的数字反哺的程度越深，家庭中亲子亲和指数越高，亲子冲突的频率和强度越低，亲子关系也就越和谐。除了可以提升家庭关系亲密度，技术反哺还可以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继续社会化与积极老龄化的水平。文化与技术反哺不仅增强了代际之间的交流沟通，也使年长者获得适应数字社会的的能力与自信心。对于老年群体来说，使用社交媒体不仅可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还能提升在同辈群体中的自信与自豪感。

五、数字媒体使用与积极老龄化

  老年人退休后，他们的生活空间从以工作单位和家庭共同构成转换为以家庭为主、老年活动场所为辅，因此其活动空间范围大大缩小，获得信息和社会支持的渠道也相应减少，数字体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老年人减少这种困境。对老年人来说，使用网络与数字媒介能够有效阻止其认知能力的下降，并能够提升其生活幸福感、改善社交关系、改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提高生活满意度等。未来，我们需要构建适应不同年龄段人群生产发展的网络信息空间，调动不同层面的社会支持系统，推动实现老年群体与科技的共生发展。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中，运用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帮助的行为。正式社会支持（Formal Support）指来自于正式组织的各支持供给者的集合，如各级政府、组织、机构、企业、社区等；非正式社会支持（Informal Support）是指来自于老年人在生活中获得的非组织的社会支持供给者集合，包括家庭成员、邻居、朋友、志愿者等。老年人在使用新媒体过程中，所获得社会支持网络的关系强度以及数量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有学者研究发现，老年人上网冲浪有利于增进家庭沟通、加强社会交流、适应退休生活，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其认为自己跟不上时代步伐而产生的焦虑感，帮助实现积极老龄化。智能手机可以提升老年人的认知水平。并帮助其找到并适应新的社会角色。例如老年人可以在社交平台上对家庭琐事、国家大事等畅所欲言，并有效获得他人关注。从社会联系的视角来看，使用互联网可以解决老年人由于缺乏社会联系而造成的社会关系疏远的问题，从而保障老年人的积极社会化的进程。从社会支持的角度来看，老年人通过网络聊天，获得在线陪伴、信息交流与有效的情感支持，可以帮助老年人维持其集体的社会连接感，从而改善他们的晚年生活质量。有数据表明，社交网络可以可以提升老年人与非亲属关系成员之间的关系亲密感，提升幸福感，也推动了其积极老龄化的进程。未来，推进互联网的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保障老年群体的网络安全，弥合数字鸿沟，推动老年人数字融入，仍然是我们未来数字化生存时代的重要使命。

（作者简介： 王茜，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健康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本研究为上海哲社规划项目《智媒社会背景下上海老年人的数字困境及社会支持》（2021BXW010）与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基于用户画像的城市老年人数字融入困境与对策研究》（23BXW08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