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互动：数字微屏环境中的主持交流 ——以《意公子大话苏东坡》为例

  2002年，美国传播学者桑德拉·佩特罗尼奥（Sandra Petronio）提出了传播隐私管理理论(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他认为，一旦某人把个人信息分享给其他人时,他们就围绕这个被分享的信息创造了一个达成共识的边际，在交流中彼此渗透。[1]随着媒介使用场景的私密化，一些成功的新媒体短视频作品采用这种人际化传播策略，他们提供一个看上去比较私密的传播环境，将创作者的行为包装成更具个人特色和私密信息分享，从而促进与观众之间的共识化互动。这种模拟迎合了现代社会人们渴求缩短社交心理距离的需求，使得此类短视频产品受到欢迎。美国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中提出：“个体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实体，自我不是一个事物，而是我与自身的关系。”[2]米德在书中详细阐述了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他认为，个体是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过程来构建自我的。而这个互动过程就是人际传播的过程。在传播学领域，人际传播的研究有着较长的历史，而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人际传播的模式被引入的数字空间，虚拟空间中的互动模式与具身型传播的互动模式发生了改变，形成了所谓的“模拟人际化传播”，这种传播方式利用技术手段模拟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流，包括文字、声音、图像和视频等多种形式，以创造类似于面对面交流的私密体验。例如，通过微信、微博、抖音等平台，用户可以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与他人交流。尽管这不是真实的面对面交流，但这种互动模仿了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行为。

  在数字化时代，传统文化的传播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与重塑。其中，模拟人际化传播作为一种前沿的传播范式，通过精密模拟人际交往中的私密对话与情感互动机制，为传统文化的传播策略提供了新颖的理论与实践路径。该模式深入探索并运用数字技术潜力，旨在复刻并优化传统人际沟通的亲密性与定制化特质，进而开创性地拓宽了传统文化在数字领域的传播边界。私密化传播强调在传播过程中重构亲密关系与个性化体验的核心价值，它通过模拟人际化传播通过算法优化、深度学习以及高度情境化的叙事策略，构建了一种接近真实人际互动的传播情境，使受众能够在虚拟空间内感受到类似于私下交流的亲密无间与情感深度。这种传播方式不仅增强了信息的感染力与受众的沉浸感，还促进了文化内容与个人经验的深层次融合，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与接受度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私密化传播基于对受众个体行为和偏好的精准分析，利用算法推荐系统实现内容的个性化定制，不仅满足了受众对个性化文化消费的需求，还通过增强受众的参与度和沉浸感，提升了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在快速迭代的数字媒介环境下，传统文化传播策略完全可以利用技术进步以保持文化身份的独特性与传播的有效性，在保持文化真实性的同时，促进文化内容跨地域、跨文化的接受与理解。

  网络直播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方式，因其即时性和互动性受到大众的认可。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95亿，占网民整体的94.6%；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62亿，占网民整体的91.5%。[3]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平台如抖音上的知识类短视频因其媒介的使用场景更加个人化，因此在模拟真实的人际交往方面具有优势。《意公子大话苏东坡》作为一部结合了现代传播技术和传统文化元素的作品，是一个研究模拟人际化传播的典型案例。由传统广电媒体主持人转型而来的“意公子”作为抖音平台上的一位成功的主播，其作品在模拟人际化传播方面表现出色。作为传播文化艺术的自媒体账号，“意公子”拥有超过2000万名粉丝，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达到6000万次，是人文艺术领域自媒体的头部IP。截至2024年4月14日，“意公子”抖音账号总粉丝量为 944.6万，总获赞数为 4574.3万个。文章通过后裔采集器收集其视频的点赞量、评论量和收藏量等数据，并使用短视频传播效果计算公式：传播效果=Ln（点赞数+评论数+转发数 +1），[4]筛选出传播效果前十位的短视频样本进行分析。

一、心理距离的转变与情感认同

  瑞士心理学家、美学家爱德华·布洛 (Edward Bullough) 在其1912年发表的论文“Psychical Distance as the General Law of Literary Attitude and the Principle of Art for Art’s Sake”中首次提出心理距离。该概念用以描述个体在审美体验中与对象保持的一种情感或认知上的距离。布洛在批判传统美学的基础上，专注于审美意识或态度，即人们在欣赏艺术品时所产生的心理效应。他提出，为了产生审美体验，观赏者需要与艺术作品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心理距离是指个体对其他个体或群体的主观感受程度，它可以表现为感情上的亲密或疏远，以及态度和行为上的接近或远离。这种距离感的强弱会影响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疏密程度。[5]传统艺术中，尤其是在传统意义上被称之为高雅艺术中所强调的接受距离，在新媒体时代以短视频为载体的通俗艺术中已经被充分地消解了，短视频内容中贴近现实、平浅易懂、诉诸情绪等特征是当下通俗艺术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对于通俗艺术，已不是距离的保持，而是越切近越好，现实距离的拉近乃至于消解，使得通俗艺术在距离的消解中赢得大众，众人在无距离的邂逅中与通俗艺术融为一体。[6]“意公子”在其模拟人际化传播策略中，通过添加“抱枕”“台灯”和“暖黄色灯光”等元素，旨在将叙述场景从公共空间转移到私人空间。这种私密化的布景可以缩短观众与表演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更深层次的情感共鸣，并提高短视频的传播成效。

  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witchell Hall Jr）提出了身体距离和空间关系的概念，他在其著作《隐藏的纬度》中将空间关系定义为“人类使用空间作为文化的一种专门化阐述”。他认为不同文化背景定义和组织了人们对空间的使用，这一点在无意识层面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这些空间距离反映了社会关系的本质，个体会根据身份、情感、权利等因素选择与他人保持不同的距离，从而形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心理距离是一个涉及个体对其他个体或群体在感情、态度和行为上的亲疏感知的多维概念。在传统媒体策略中，创作者一直试图拉近与受众的心理距离。例如，在家庭收音机和车载收音机中，模拟了密友间的谈话场景；而电视节目通常将电视机放在客厅中央，主播坐在主持台前播报，营造出相对私密的传播场域。这种场景可以称为“围读场景”，旨在模拟真实的人际传播，通过拉近心理距离，增进受众与创作者的情感认同。《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的节目中，评论出现“感性的你把我也给说哭了”“意公子，我跟着你，一直泪流满面”“好感人的爱情故事，跨越了时光听得眼泪盈盈”等等评论，充分证明了受众与主播的情感认同。在这一集中，创作者“意公子”在介绍苏轼悼念亡妻的诗词时，通过调整语调和节奏，以及在朗诵过程中的情感投入，使得整个讲述更加生动和感人。视频发布后，评论区出现了大量观众的积极反馈，其中不乏表达对苏轼诗词新理解和深层次情感共鸣的言论。这一互动表明，通过模拟人际交流的短视频传播策略能够有效地提升受众的情感参与度和内容的传播力。

  数字媒体相对于传统电波支撑的收音机和电视具有更广泛的使用场景，因而能够复现的场景也更私密。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有声阅读的欣赏距离缩小到手能接触到的范围内，这改变了受众的心理距离。利用新媒体的特点，比如移动终端的私密化特性，“意公子”团队复现了“围读场景”的元素，将表达场景设置成私密空间或象征私密的空间，提升作品的传播效果。这种影响下，短视频的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心理距离进一步缩短，甚至出现耳语和枕边阅读的现象。这种模拟私密、亲切人际交流的策略增强了受众的沉浸感和参与感。

二、私密情境设置与传受互动

  私密情境在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通常指的是涉及性行为、性欲、性身份或性别表达的情境。但是在人际化传播领域，私密情境往往与个体的隐私和保密性有关，因为这些信息通常被认为是个人不愿意公开或与他人分享的。但是个体间会通过分享个人信息来建立更深层次的人际关系。通过分享个人的想法、感受和经历，个体能够增进彼此的了解，建立信任和亲密感。而“意公子”的视频在其所设置的场景中，将自身的情感波动极大程度地展现给自己的粉丝，这种私密情境中的自我披露使得受众与其建立了稳定和满意的亲密关系，从而产生了更强的传受互动行为。

  20世纪英国人类学家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主张语言的意义来源于其使用的具体情境。情境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来理解新媒体环境下的短视频中的社会互动。传统的情境理论认为“人们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这些角色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7]在新媒体的背景下，这一理论被进一步发展，以适应技术带来的新情境。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将马林诺夫斯基的情境理论应用于媒介研究，在探索媒介对社会影响的过程中，创新性地将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观点与戈夫曼的拟剧理论相结合，从而发展出媒介情境理论。梅罗维茨认为：“情境不仅仅是物理环境，更是一种信息系统，通过这个系统人们获取社会信息并据此调整行为。”[8]这个新的情境理论强调在新媒体人际化传播中，人们会通过影响信息环境和社会角色的界限，进而影响传受两端的互动强度。情境理论将情境视为信息系统，强调媒介对社会情境形式的影响，从而促使人们的行为发生变化。在新媒体环境下，电子媒介的特性促进了不同情境的融合，这可能导致新情境的产生。电子媒介的普及使得原本分离的社会情境开始融合，产生了新的情境。这些新的情境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人们对于信息的可信度判断。电子媒介的使用打破了传统的情境定义，使得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改变了人们的社会角色和行为。电子媒介促进了原本不同的情境融合，这种融合主要体现在私人情境和公共情境的相互交织上，个体在这两种情境中的行为和角色开始交叉和混合。随着情境界限的模糊，人们在不同社会角色之间的切换变得更加频繁和复杂。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理论将社会生活比作戏剧表演，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提出人们在不同社会情境下扮演不同角色。然而，在新媒体平台的直播间里，这种角色扮演的戏剧性被淡化了。创作者不再是站在舞台上的演员，或是演播室里的主播，而是像朋友一样坐在观众身边，用“您”和“你”这样的称呼，建立起一种更为私密、更为真实的交流氛围。而在私密情境下的角色进行传播活动时会减少表演元素，因为这些情境相比前者不需要大量的角色扮演，转而需要更真实的自我表达。[9]从这个理论视角出发，即人们在公众场景和围读场景两种传播环境的转变，受众更倾向于认为传者的表达更真实，其意图更直接，在这种感受之下，传受互动的倾向会更强。《意公子大话苏东坡》充分利用电子媒介可以模拟情境的特性，将原本属于公共情景的传统节目情景通过情景转换的方式，变为更私密的场域，使受众产生在私人情景中接受传播的感受。这种情景的转变增强了个体与创作者之间的互动愿望，该团队在这方面采取了两个具体策略。

  首先，他们改变了接受者对于传播者角色身份的理解，从公众人物转变为私下朋友的角色。“意公子”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苏东坡的故事，模拟了一种亲密的人际交流氛围。通过角色之间的对话和互动，增强了受众的参与感和代入感。传统的有声阅读节目中，作为节目主体的讲述者通常被设置为“教师”的角色，而在《意公子大话苏东坡》中，作为传播主体的“意公子”更像是邻家姐姐，展现了更多的个人情感和生活细节，使观众感到更亲近。他的表情语气等个人特质与观众产生共鸣，使作品更加生动感人。视频中将苏东坡的生平、思想、作品等内容融入到故事中，使受众在享受故事的同时，对苏东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通过模拟人际化传播的方式，受众能够与“意公子”产生情感共鸣，增强了对苏东坡文化的认同感。比如在《致人生那些追不回的遗憾》的视频中，“意公子”来到了苏轼妻子王弗的墓前，为她朗诵了诗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在读到诗词最后部分时已泣不成声。视频中的“意公子”已经全然沉浸其中，仿佛代替苏轼向王弗进行深情表达，而这份真情流露的节奏也带动了受众的情绪，实现了情感的共鸣。在视频评论中出现了大量表达观众对视频情感的认同，这种互动也证明了观众与主播之间的情感连接。不进行过度的包装或修饰更让观众能够感受到他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的自我表达能够让观众感到亲近和信任，因为他们认为所看到的是不受外界影响的、更纯粹的个人。在这种角色认同的基础上，接受者会更倾向于与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主体进行互动。

  其次，他们改变了受众对于传播场景的理解，从公众场景转化私密场景。在节目环境搭建上，选择了更为私密的“暖黄色台灯背景”和“抱枕姿态”，通过模拟卧室场景，缩短了与观众之间的接受距离。在这种私密情境下，“意公子”通过直接的语言和行为来反映其活动和意图，增强了观众对其真诚表达的认知。观众因此更容易理解“意公子”的意图，感到其表达更加真诚。从而激发了观众与其互动的愿望。这种私密性的“卧室”场景给人一种“安全感”，在这样的情境当中人们会更愿意表达自己。在直播中实时回应观众的评论和问题，营造出一种面对面交流的氛围。这种双向互动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归属感，也极大提升了节目传播效果。

  这些策略显示了短视频在传播科普知识方面的潜力。通过模拟真实的人际交流，使受众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文化传播中。类似的策略在教育、产品评测、美食制作等领域也显示出其有效性。例如，“科学实验家”和“历史那些事”等教育类短视频账号通过生动的实验演示或历史故事讲述，结合情境化的布景和道具，使观众感觉仿佛置身其中，极大地提升了内容的吸引力和教育效果。私密场景设置不仅在教育领域得到应用，还在产品评测、美食制作等领域也显示出其有效性。例如，美食制作类账号“下厨房”通过模拟家庭厨房的场景设计，使得观众在学习烹饪技巧时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和亲切感。这些策略的应用体现了短视频在人际化传播方面的独特优势，也为创作者在竞争激烈的短视频行业中保持竞争力提供了启示。

三、结语

  在数字化时代，短视频平台作为人人可以创作的传播中介，为创作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意公子”的团队利用小屏传播的特性，通过运用台灯、抱枕等道具，巧妙实现私密场景的还原，将讲述情境从舞台搬迁到卧室，让受众真实地感受到视频创作者流露的真情实感。这种私密场景的呈现拉近了传者和受者之间的接受距离。语态的亲切化、问答形式的互动设计，都激发了受众更强烈的参与欲望，增强了受众对内容的黏性。通过这些策略，成功地拉近了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塑造了更加私密的情境，进而提升了受众对小屏传播的接受程度。然而，对于短视频的创作者来说，模拟人际化传播只是一种传播手段。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不断发掘精品内容，向受众传递真实有效的信息。在保持文化传承的同时，进行内容创新是小屏传播面临的另一个挑战。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成熟，如何在短视频中有效地进行内容传播，平衡传播手段与优质内容之间的关系，打造一个多元健康的数字传播空间，是当前和未来需要共同关注和探讨的议题。

（作者单位: 陈立青,上海广播电视台；王昌源,上海戏剧学院）

【1】蒋晓丽,林正.传播隐私管理视阈下社会化媒体个人信息分享的边际困境[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2(01):145-153.DOI:10.13582/j..

【2】[美]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02:155-156

【3】战迪.试析当今语境下播音主持语言艺术的特征[J].中国电视,2011(11):40-43.

【4】蔡斐，苏磊，李世秋.科技期刊争取优质稿源的重要抓手：策划出版专刊/专栏［J］.编辑学报，2018（04）：416-419.

【5】布洛（Edward Bullough）.(1912).“Psychical Distance as the General Law of Literary Attitude and the Principle of Art for Art’s Sak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3(2),87-118.

【6】高楠.审美距离的消解——谈通俗艺术的审美接受[J].艺术广角，1997（02）

【7】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923)."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In C. K.Ogden & I. A. Richards(Eds.),The Meaning of Meaning (pp. 296-336). Routledge.

【8】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1985).《空间感的失落：电子传播媒介对与社会行为的影响》.

【9】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59).《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