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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评价理论的环境公益诉讼报道生态话语分析
一、环境公益诉讼及媒体报道的相关研究
(一)公益诉讼的现状与发展
我国在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53条明确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1]环境公益诉讼起源于美国,得到英、美、法系国家的广泛接受。美国在此领域的发展尤为广泛,而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也较早采纳了这一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已成为全球研究的热点,理论探讨活跃,涉及公共信托、环境权和代际公平等,并形成了包括美国公民诉讼、德国团体诉讼、日本公害诉讼在内的经典诉讼形式。[2]从世界范围来看,环境公益诉讼处于逐渐形成阶段。尽管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出现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或者判例,但立法及司法尚处入门阶段。
中国自198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以来,尽管环境事业有成就,形势依然严峻。目前普遍认为,环境组织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对污染或破坏生态的企业提起的诉讼,属于环境公益诉讼。[3]环境公益诉讼允许公民、法人、团体或国家机关在环境受到侵害时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保环境公共利益。[4]
(二)环境问题的媒体报道
环境保护意识起源于美国,环境新闻的概念最早在1842年被提出,最初指描述环境的文学文本。到了20世纪60年代,环境新闻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美国新闻界开始大量报道环境问题。[5]由于新闻记者的进一步深入实践,相应的研究机构对环境原因需要做更深层次的思考,从而促使环境新闻记者及时交流经验来指导实践,一些业界的研究机构相继建立。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MarkSeamon(马克西蒙)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讨论了环境新闻的监督作用。[6]他认为就某一环境问题立法的关键是如何在环境维权者(claims-maker)需要与媒体之间达到一种共鸣:如果环境维权者(claims-maker)与媒体的共鸣能够持续,环境维权者与公众舆论的共鸣就会产生,如果共鸣能够持续,法律与政策最终会受到影响。[7]波特兰大学JonelaRaeEstes(乔尼拉蕾·埃斯特斯)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分析了美国媒体关于环境政策的报道频率以及如何报道的问题 。她认为:“报纸和网站对环境政策的报道是零星的、不连续的。且不同总统任期内,环境政策的报道也不同。”[8]
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和中国媒体的焦点。尽管舆论监督缺乏强制力,它仍通过精神和道德影响引导社会共识,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起,新闻媒体在环境保护中发挥着关键的舆论监督作用,揭露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社会关注和政策执行。环境新闻工作者肩负社会责任,协助环境部门通过宣传和信息传递来增强公众参与和执法效果。在中国,舆论监督作为社会监督体系的一部分,虽无强制力,却能有效引发公众关注,对环境问题产生实质性影响,因其直接关联人们的生活和健康,具有很高的受众相关性。[9]
我国环境新闻研究起步晚,成果虽近年增多,但理论支撑不足,研究多停留在技术层面,对新特点和态势的探讨有待深化。
二、相关概念及研究框架
(一)公共媒体的角色
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关键媒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法治类媒体通过专业分析,帮助公众理解并判断信息,提升政府公信力。一些法治媒体以其客观报道和深入剖析,建立了专业权威的形象,成为政府信息的传播者。
媒体报道不仅能影响信息使用者的判断,还能改变被报道主体的行为。媒体通过追踪和深入加工信息,扩大了信息的影响力,并可能带来经济后果。这促使监管当局完善法律制度,约束被报道主体行为,也激励企业自我完善。媒体的作用不仅是传递信息,还包括监督和影响社会行为。
(二)媒体报道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研究发现,履行社会责任能提升主体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发布相关报告可增强企业社会责任与声誉的正相关性。一方面,媒体报道提升利益相关者对环境可持续性的关注度,激励政府和社会企业进行形象管理以提高声誉,从而促进社会责任信息的积极披露;另一方面,负面报道损害声誉,迫使企业采取措施如增加信息披露来恢复声誉,同时促使行政机构审视并完善相关法律,提高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标准。
基于此,笔者提出一个研究框架:“媒体报道→声誉机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公众理解”,用以构建研究假设。笔者认为媒体报道通过声誉机制影响公众对环境可持续性的理解,同时,被报道主体为优化形象,会主动管理形象并关注与公众利益和认知差异相关的信息。因此,本文分析了公众解读媒体的能力与环境公益诉讼信息披露的生态相关性,以及媒体报道如何促进公众参与环境可持续发展。
三、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本文重点分析媒体报道中的生态话语体系,探讨媒体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参与及其对公众参与的影响。
(一)生态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区分为描述性和批判性,前者分析文本内容,后者揭示社会实践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生态话语分析着重语言与环境的互动,目标是提升环境意识,与批评话语分析相比,更关注自然的语言表述。辛志英、黄国文(2013)指出,批评话语分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话语分析,它们之间存在多方面的差异。深入分析生态文本的语言特征和反映的生态思想,对于提升公众的生态意识至关重要。Stibbe(2015)提出了以“生存”为核心的生态观,主张尊重所有生命形式,考虑长远发展而非仅关注眼前,认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推动资源的公平分配,并强调生态复原的重要性。这些观点构成了本文生态哲学思想的基础,并指导对新闻报道进行生态话语分析。
(二)评价理论
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言看成表达意义的资源,并认为语言同时具有三种元功能:语篇功能、人际功能和概念功能。评价理论是对人际功能的发展。[10]评价理论是关于语篇中所协商的各种态度、所涉及的情感的强度以及表明价值和与读者形成联盟的各种方式(Martin&Rose,2003)。[11]评价系统的中心是“系统”,焦点是“评价”,语言在该系统中是“手段”。透过对语言的分析可以评价语言使用者对事态的立场和态度。
四、环境公益诉讼报道的生态话语分析
(一)样本采集
本文借鉴李培功等的方法,选取了2015年至2024年3月《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社》《中国日报》《法治天地》《法治日报》《长安网》等七大主流媒体的报道,从中获取环境公益诉讼媒体报道的相关数据。具体做法如下:在互联网搜索出“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政府”“法律制度”的全称和简称,利用高级检索搜集所有标题或关键词中含有样本全称或简称的新闻报道,经筛选核对,分析自2015年《环境保护法》修订实施以来,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媒体报道数量以及对应的公众点击量和评论量。
根据表1可知,近年来,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媒体报道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同时也反映出公众参与媒体评价的意向逐年增加。其中,报道数量在2018年后出现了猛增的情况,这可能是由于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相关报道的单篇浏览量超过10万。2022年后,报道数量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可能由于疫情后公众对社会问题重新聚焦。虽然公众参与评论的数值较低,但从整体的分布来看依然是呈连年上涨的态势。为更好地判断报道内容对公众理解环境可持续的影响,笔者挑选出2021年平均数据较高的10篇报道进行话语分析。
(二)对主流媒体10篇报道的态度资源分析
笔者对10篇环境公益诉讼新闻报道中的态度评价资源进行了标注和量化分析,并考虑了语义和文化语境的影响。分析发现,报道中共有413个小句,使用了218次态度资源,其中情感资源37次(占17%),判断资源111次(占51%),鉴赏资源70次(占32%)。这些数据揭示了媒体报道中的意识形态倾向。
表 2 新闻报道中评价对象及态度资源分布
1.情感资源
情感资源在报道中使用37次,25次肯定情感。情感表达的价值在于它可能是说话人对某个现象采取的姿态最明显的表现。说话人用这些语言资源来表达事件或现象在情感上对他们的影响,并从情感的角度评价该现象。[15]报道者通过肯定情感表达对长三角的喜爱,倡导环境保护,并对政府官员观点表示赞同及尊重。
报道者对环境资源审判案例持支持态度,但对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不良影响表示否定。报道中指出社会公益组织在诉讼中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同时还指出我国环境法治建设面临行政监管依赖、法律法规不健全、诉讼主体范围有限和证据获取困难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环境诉讼案件数量少,环境司法作用不明显。媒体的报道展现了对环境法治建设的情感关注和客观反映,表达了对现状的担忧。
2.判断资源
判断资源共使用111次,其中有78次肯定判断,33次否定判断。判断是对人类行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作评判时,通常把一个行为判定为道德或不道德的、合法或不合法的、社会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以及正常或不正常。[12]在这10篇新闻报道中,报道者肯定了包括“全国首例公民个人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等在内的多起案件结果,认为这些案例展现了公益诉讼的有效性。报道还提到了《联合国环境法》和“三原县人民检察院诉三原县大程镇人民政府”案,该案作为中国环境资源审判案例之一,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收录,显示了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国际示范效应。
报道者引用最高人民检察院数据,指出2017年至2020年10月,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共立案20万余起公益诉讼案件,执行到位的生态环境补偿款超过30亿元,明确展示了诉讼带来的经济效应。
同时,报道者对不承认环境变化由人类活动引起的观点持否定态度,认为环境变化是侵犯自然的结果,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呼吁必须采取措施改变现状。报道者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给出了否定评价,认为这不利于全球生态和谐发展。
3.鉴赏资源
在这10篇新闻报道中,鉴赏资源被用来表达对环境问题的评价,共使用70次,包括32次正面和38次负面评价。报道普遍认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不容忽视。对于否认人类活动影响的观点,报道给予了负面评价,强调人类对自然的破坏。
报道者对检察机关的持续监督持正面评价,认为这有助于社会、组织和个人协同解决环境问题,并预期未来会有积极效果。同时,对于现行解决措施,报道者也持肯定态度,并提倡采取更有效的方法。报道者表达了对环境变化的担忧,呼吁公众认识到保护环境的紧迫性,并在必要时采取法律行动。通过正面和负面鉴赏的使用,报道者强调了解决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三)媒体报道中映射出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在语言使用中无处不在,话语的主观性能体现特定的意识形态。评价理论关注语篇或说话人如何使用语言资源来表达和协商意识形态。媒体报道通过语言反映生态思想并影响人们的生态意识。
1.忽略人与自然的真正关系
环境变化对所有生物产生影响,一些生物甚至面临灭绝。Stibbe(2015)主张所有生命形式,包括人类和其他生物,都应得到尊重和认可,因为它们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环境公益诉讼报道往往未能强调这一点,忽略了环境变化对所有生物的影响。报道倾向于聚焦人类利益,从而未能准确反映生态发展的重要性和人与自然的真正关系。
2.过多强调监察机构的作用
报道者强调环境问题由人类行为引起,批评否认此观点的个人和组织。共识认为人类过度利用资源导致环境破坏。报道者倡导公众认识到环境危机的严重性和解决的迫切性,强调全球合作的必要性。同时,报道者提倡生态和谐观念,但也指出过分强调国家机构作用和将环境问题政治化可能误导,认为应对环境危机需全社会行动,非仅依赖国家或部门。
3.社会组织的重要性
媒体报道对公众思维和生活方式有影响。环境公益诉讼自2015年《环境保护法》修订后发展迅速,社会组织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社会组织面临专业律师团队缺乏和成本问题。公益诉讼律师费低,环境案件技术性强且耗时长,鉴定费用高昂,导致案件难以结案。全球环境治理复杂,中国虽有众多社会组织,但国际影响力有限,涉外NGO占比不足1%。
结语
生态话语分析能够反映语言和其他生态现象之间的关系,能够从意识上唤醒、引导和改变人类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评价理论对于揭示文本中隐藏的意识形态至关重要。通过分析可看出,国内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媒体报道具有一定的生态意识,对于环境变化表达了担忧,承认环境变化主要是由人类的不当行为引起的,提倡社会各界应该共同应对危机,但对于监察机构的作用过于强调,缺乏对人本意志的唤醒。为此,对于那些有利于生态和谐发展的话语,报道者可以予以鼓励和宣传,而对于那些与生态不和谐的话语,应予以抵制,并做出更多的披露,以免影响公众的价值判断。
(作者单位: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为法国第三里昂大学优秀硕士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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