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话语中的形象建构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话语比较研究

 

一、引言

  2024年9月11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在费城国家宪法中心举行了总统竞选电视辩论，辩论持续了90分钟。辩论后的民调显示，哈里斯的胜率从52%上升到了56%，而特朗普则从51%下降到了48%。美国总统大选中的电视辩论话语不同于普通的政府声明、讲话，辩论对手之间是竞争性的冲突话语关系。两位候选人的辩论过程也是竞选话语的建构过程。心理语言学认为，个体的言语行为是性格特征、社会认知和意识形态的反映。通过对候选人进行语言特征、话语比较研究，我们可以考察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在话语冲突的情境下如何建构个人形象，以及背后的认知、心理和意识形态因素。

 

二、冲突话语中的个人形象建构

  话语本质上是对同一事物或现象的不同陈述进行研究之后提炼出的关于这个事物或现象的书写或言说。话语构建是指按照一定的目的，采取一定的方式，有意识地生产具有特定内容、特定表达方式的话语，如言说、表达和叙述等。美国总统竞选电视辩论中，候选人需要针对同一具体问题进行陈述、解释、反驳和总结，是一种以冲突为特点的话语形式。现代汉语词典对辩论的解释是：“辩论，指彼此用一定的理由来说明自己对事物或问题的见解，揭露对方的矛盾，以便最后得到共同的认识和意见。”[1]显然，辩论是话语冲突的一种言语行为。

  “冲突话语”的概念由格里姆肖（Grimshaw）提出。话语冲突表现为交际的一方反对另一方的言行举止，或就某人某事双方持有不同意见，进而发生话语冲突。[2]格里姆肖把冲突话语定义为争执、争吵、争论、反驳、反对等，是交际一方不停驳斥另外一方言语的相互作用。[3]心理语言学认为，冲突话语是竞争性交际的表现。竞争性语言的特点是辩解、不相关的争论、人身攻击、过度的要求和威胁等行为。竞争性语言的使用与对自我的关注和以牺牲对方为代价、最大化个人结果的动机有关。[4]

  有关话语冲突的研究主要围绕特定语言情境中话语冲突的语言表现展开。例如，赖小玉对夫妻冲突语境下的研究发现，冲突性话语的语言表现主要有反问句、负面评价语、直接否定语、否定性祈使句、詈骂语等。[5]洛伦佐-杜斯（Lorenzo-Dus）以四档法庭真人秀节目为语料，考察诉讼当事人之间以及诉讼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冲突话语。研究发现，诉讼当事人和法官在冲突话语中的对立通过使用否定、指责、威胁等话语，并同时伴有极具攻击性的身体语言来实现。[6]

  近年来，冲突话语中交际者的身份问题逐渐引起学界关注，且开始注重话语冲突的交际属性。这些研究多围绕说话人的自我身份建构，考察说话人为满足特定交际目的建构特定身份的过程和语境制约。[7]例如，徐学平、李依以高校与学生家庭之间真实的冲突性对话为语料，剖析家校交际中的身份建构。研究发现，高校辅导员和学生家长为实现冲突话语管理，通过多种话语实践建构了质疑者、自省者和群内身份。冲突双方在既冲突又合作的动态过程中建构和磋商语用身份，采用了挑战、安抚、回避和共情策略。[8]

  电视辩论是美国总统大选的重要话语构成，其具体形式由两位主持人就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大众关切的问题向候选人轮流提出问题，候选人有两分钟时间回答问题，两分钟用于反驳，一分钟用于追问、澄清或回应。发言不允许被打断，只有轮到发言时才会打开麦克风，不允许事先写好笔记。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在费城国家宪法中心举行。辩论由“今晚世界新闻”主播兼总编辑戴维·穆尔和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直播间“黄金时段”主播林赛·戴维斯主持。在上述辩论过程中，候选人以双方党派代表的个人形式出现，其话语建构的目的是获得更多选民认同。因而，总统竞选的电视辩论过程是以话语冲突为特点的政治构建。

  心理语言学认为，言语行为与说话者的动机目标密切相关。语言冲突性本质上就是语言在交际中的竞争性和合作性。竞争性语言的使用往往与对自我的关注和以牺牲对方为代价、最大化个人结果的动机有关，而合作性语言强调公平公正，试图满足各方需求，语言具有亲社会取向。[9]

  近年来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有学者从词汇、句法层面对冲突话语进行分析。例如，张立新认为，中国外交话语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委婉性、含蓄性、模糊性和折中性等特征，经济隐喻高频出现。[10]丁邵君以中国国防部和外交部网站上关于南海争端的报道为研究对象，采用语料库方法，通过对高频词和关键词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外交话语采用的话语策略多为负面进攻性策略甚至防御策略，较少运用指责的策略。[11]

  有关总统竞选电视辩论的冲突话语研究发现，2016年特朗普和希拉里在竞选美国总统的电视辩论中，两位候选人通过趋近化话语策略来合法化自身的言语行为。特朗普使用空间趋近化的频率高于希拉里，而希拉里则更倾向于使用代表指示中心实体的词汇因子，以此拉近与听众的距离，获得共鸣。[12]

  显然，总统候选人竞选电视辩论中的冲突话语既存在共性，也存在个体风格、话语策略之间的差异。总统竞选电视辩论的冲突话语主体既代表个人，也是各自党派的代表，他们辩论的目的是通过冲突话语获取选民的支持，构建总统胜任者的社会形象。本文试图回答如下问题：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电视辩论中候选人间的话语冲突是如何体现的？特朗普和哈里斯采取了怎样的冲突话语策略？这些话语策略构建了怎样的话语形象？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语料

  本研究建立了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语料库，收录了两位候选人9月11日在费城国家宪法大厅举行的电视辩论中的文本，使用EmEditor进行语料清洗，分别建立特朗普电视辩论语料和哈里斯电视辩论语料。

  （二）研究步骤

  经过语料清洗以后，我们以高频动词、名词、代词为考察对象，使用语料库分析软件AntConc3.4.3对特朗普和哈里斯的电视辩论文本进行词频、搭配关系和索引行分析。通常，高频实词反映说话主体关注的主题，描写说话主体经常采取的举措，涉及说话主体思想和行为，可以直接应用于说话主体形象的塑造。

  人称代词具有构建群际关系和人际社交功能。使用第一人称复数可以拉近与互动对象之间的距离，并进行自我形象建构。而第二人称单数和第三人称复数的使用具有强化群体对立关系的功能。此外，不同性别、性格特征、心理动机的话语主体的言语行为会在词汇选择、句法层面表现出差异。

  话语策略是指有意识地采取一些话语实践，从而达到某一目的。例如，述谓策略能够通过积极的或消极的评价性语言赋予社会行为者、物体、现象、事件及过程特征和属性。命名策略是对事物进行类别化的重要方式，旨在凭借指示词和名词的使用来命名、指称话语中的社会行为者、物体、现象、事件及过程和行为，将成员进行分类，以构建身份认同。本研究最后还通过词汇、语体考察两位候选人在冲突话语中的言语风格。

 

四、分析与结果

  （一）高频系动词使用与社会群体关系

  本研究应用语料库软件AntConc3.4.3分别制作了两位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文本的高频实词表，并选取位居前10位的高频动词、名词进行分析，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分析该表可见，两位候选人在排名前10位的高频实词中都大量使用了系动词（特朗普使用了5个，哈里斯使用了4个）。系动词一般用于对人和事物进行判断、澄清、归类。例如，针对消费税的提问，特朗普说“那不是一个正确的说法”。

  通过对上述高频词的搭配词以及索引行分析发现，与高频词“’re”搭配关系最强的词依次是：“猫”(cats)“无效的”(ineffective)“水压破裂法”(frack)“危险的”(dangerous)“建筑”(buildings)“吃”(eating)，以及“数字”(numbers)“失败的”(failing)“夺走”(taking)。如表3所示。

 

表3：特朗普语料高频词“re”的搭配分析

 进一步对上述强搭配关系词的索引行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强搭配关系指向具体的社会群体。例如，与“’re”搭配关系最强的“猫”(cats)指向大批从边境涌入美国的移民群体。当哈里斯指出人们因为特朗普政治集会的无聊而离开时，特朗普开始抨击民主党的移民政策说：

 

 译文：“那些进入美国的人，他们吃猫，吃当地人饲养的宠物。这就是正在美国发生的。”

  位居搭配强度第二梯次的词是“无效的”(ineffective)“水压破裂法”(frack)“危险的”(dangerous)“建筑”(buildings)。这些词除了继续指向移民群体以外，也指向拜登政府。

  例如，the biggest pipeline anywhere in the world going to Germany and all over Europe? Because they're weak and they're ineffective. And Biden, by the way –—

  译文：“世界上最大的输油管道通往德国和整个欧洲？ 那是因为他们软弱无能。另外，还有拜登……”

  索引行分析显示，搭配关系位居前5位的9个词中有5个词指向外来移民。分别是“猫”(cats) “危险的”(dangerous)“建筑”(buildings)“吃”(eating)“夺走”(taking)。

  You look at Springfield, Ohio. You look at Aurora in Colorado. They are taking over the towns. They're taking over buildings. They're going in violently. These are the people that she and Biden let into our country. And they're destroying our country. They're dangerous.

  译文：“看看俄亥俄州的斯普林菲尔德。看看科罗拉多州的奥罗拉。他们正在占领城镇。他们正在占领建筑物。他们正在猛烈地进攻。这些人是她和拜登让他们进入我们国家的。他们正在摧毁我们的国家。他们是危险的。”

  高频词的话语分析显示，特朗普在辩论中通过系动词的使用将移民、拜登政府能源和乌克兰政策三个问题上的表现进行了明确的负面归类。如表4所示：

 

本研究同时对哈里斯的高频系动词“are”做了搭配关系强度和索引行分析。如下表5所示：

  以上可见，与哈里斯的高频系词“are”搭配强度最紧密的是“感激的”，对特朗普不再继续担任总统表示肯定。与“are”搭配强度居于第二位的是“丧尽天良的”，对特朗普禁止流产的政策进行了归类，而不是对特朗普本人进行负面归类。值得指出的是，单数系动词“is”位于两名总统候选人高频词首位。该词的搭配和索引行分析显示，特朗普使用系词“is”直接对哈里斯进行了“负面归类”，称哈里斯是“马克思主义者”。

 

  译文：“她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尽人皆知，她父亲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教授……”

  在以下哈里斯语料中，与“is”搭配关系最强的词是“社会安全”，并没有直接对特朗普进行归类评价，而是对自我的社会安全工作职责进行描述。

 

  译文：“那些最容易受伤害的人，我的工作是保障社会安全和医疗。”

  （二）高频名词与话语主题

  前述表2的高频词表中，位居特朗普使用前10位实词中的名词是“人们”和“国家”，哈里斯位居前10位的高频名词则是“总统”“人们”“特朗普”“唐纳德”。虽然“人们”一词都出现在特朗普和哈里斯辩论的高频词中，但两位总统候选人对其有不同的理解。词簇分析显示，当特朗普使用“人们”时更多是指某一类人群，如“进入美国的人”“投票的人”“阿拉巴马的人们”“电视上的人们”等。特朗普辩论语料中共56次出现高频名词“国家”。

  而哈里斯使用“人们”一词的情境是指广义上的全体“美国人”。搭配分析显示，哈里斯语料中，与高频名词“总统”搭配关系最强的词是“副的”。这说明，哈里斯在辩论中大量使用“副总统”的社会身份来指示自己。与“副总统”搭配关系最紧密的词汇是“周游世界的”“令人欣慰的”。索引行分析发现，哈里斯通过这两个强搭配关系表达了下列语义：

  1.我要告诉大家，作为美国副总统，我曾周游世界。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在嘲笑特朗普。

  2.如果有人是乳腺癌幸存者，如果祖父母患有糖尿病？值得庆幸的是，在我担任副总统期间，我们在过去四年里加强了《平价医疗法案》。

  哈里斯通过高频词、指代词突出了个人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贡献和正面的政府公职人员形象。而对于特朗普则直呼其名，与高频词“特朗普”搭配最紧密的词是“留下”“最糟糕的”“失业”。如下表6、表7所示：

 

 

  译文：“唐纳德·特朗普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唐纳德·特朗普给我们留下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失业问题。”

      “特朗普留给我们最糟糕的公共健康疾病。”

      “特朗普留给我们对民主制度最糟糕的攻击。”

  显然，哈里斯通过谈论特朗普的执政业绩构建了特朗普失败的个人形象，突出自己在医疗保健领域的积极形象。

  （三）高频代词与自我形象建构

  人称代词在话语行为中除了具有施加影响、自我保护和表示亲和与礼貌外，还具有社交功能，可以拉近或者扩大与互动对象的社交距离，对社会群体进行划分、归类。本研究制作了两位总统候选人在辩论中代词使用的词表。如表8所示。

  总体看，特朗普使用代词的频数大大超过了哈里斯使用代词的频数。两位总统候选人第一人称单数代词“我”的使用都是频数最高的。从特朗普语料中“我”的词簇分析可见，与其共现率最高的结构是具有强烈去语境化功能的“我是……”，其次是“我将……”。反观哈里斯在使用高频词“我”时，其共现率最高的结构是“我完成了……”“我有……”。这说明，特朗普以去语境化的宽泛归类的方式构建形象，哈里斯则通过语境中具体发生的事实来构建个人形象。例如：

  “我是一本打开的书”（I am an open book）

  “我是一个不同类型的人”（I am a different kind of person）

  “我是太阳能的忠实粉丝”（I'm a big fan of solar）

  “我希望我错了。”（And I hope I'm wrong about that one.）

  特朗普使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达到123次，与“我们”搭配强度最高的词是“墙”（我们需要墙）。这说明特朗普强烈的群体区分意识，在话语中体现出将移民群体和美国主流人群进行区隔的强烈愿望。而哈里斯语料中“我们”居于高频代词的第二位，搭配强度最高的是“依赖”“人质”。进一步分析语义得知，“我们”在语境中指美国国家和政府。

  “我们不会过度依赖外国的石油。”

  “它必须立即结束，而结束的方式就是我们需要达成停火协议，我们需要人质离开。”

  哈里斯语料中，与“我们”共现率最高的结构是“我们完成了……”。在这些结构中，哈里斯对政府的工作现状进行描述。例如，与“我们”搭配强度最高的是：

  “我们增加了天然气的生产。”

  “以及我们为维护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人争取独立的能力所做的工作。”

  以上可见，哈里斯话语中的“我们”是指政府的国家行为。分析可见，“我们”指代的人群在两位总统候选人中有不同的内涵。这反映了两位总统候选人言语行为背后不同的认知方式和社会群体意识形态。

  进一步分析哈里斯高频词“他”的使用发现，与“他”共现率最高的词是过去时“他是”(he was)。这一结构的索引行分析陈述了特朗普过去所做的事实。

 

 

  译文：“他被指控34项重罪之后。”

      “他在担任总统期间达成了你能想象到的最弱的协议之一。”

      “唐纳德·特朗普是如何开始的。他是一个，他拥有土地，他拥有建筑。”

      “他被调查是因为他拒绝把财产租给黑人家庭……”

  哈里斯通过具体正式的动词来对特朗普行使总统职权时的行为进行描述，例如“被指控”“担任总统”等，而不是通过使用系动词对其进行去语境化归类。

 

总结

  综合上述话语分析，特朗普在总统竞选电视辩论中表现出比哈里斯更强的话语冲突。特朗普通过一系列话语策略对自我的正当性进行了突出，对哈里斯进行了个人攻击和威胁，力图构建一个开放的、平民化的、有内涵的、积极的社会形象。两人在语言策略上、风格上存在不小的差异。特朗普的竞选主题集中在美国主流社会群体与外来移民群体的矛盾、美国经济与外部的竞争关系、美国社会资源与所谓的外来“入侵者”之间的矛盾，矛盾的源头直接指向了拜登政府宽松的移民政策；哈里斯辩论主题则集中在个人作为美国副总统期间的成就，特别是在医疗健康问题、枪支问题、妇女儿童弱势群体保护问题上的成就。两位总统候选人都使用了竞争性的话语策略建构了竞选冲突话语，特朗普表现出的话语竞争性大大超过了哈里斯的话语竞争性。特朗普利用谓述结构及形容词、名词短语的去情境性化作用对竞选对手进行负面类属化。哈里斯没有采取去情境化的、带有强烈主观性的话语策略，而是通过情境化的动词使用对特朗普进行了具体的负面评价。研究还发现，特朗普在代词使用中对哈里斯进行了标签化的负面关联，而哈里斯的负面关联则指向特朗普作为总统的诸多失误。上述差异一方面与两人话语风格差异有关。特朗普更加倾向于采用简单的、平民化的、非正式口语化的表达方式。例如，特朗普使用系动词时大量使用简写形式，用we’re代替we are，用it’s代替it is。平均单词长度4.19，平均句子长度是10.37，型符类符比33.28%。而哈里斯则从不使用简写形式，平均词长达到4.42，平均句子长度是17.65，型符类符比是37.76%。前者显然更加易于观众理解。另一方面，上述差异也反映出两者社会认知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竞选中，两位总统候选人虽然大量使用“人们”一词，但是两人对该词的理解相差甚远。特朗普理解的“人们”并非一个抽象的、拥有共同国家身份的整体，而是一个个充满对立的社会群体。研究据此认为，特朗普的竞选话语激化了移民群体与主流社会群体间的矛盾，强化了两党之间以及美国与外部世界的文化差异，美国社会对特朗普政治话语的危害性需要警惕。在即将开始的第二个任期，特朗普将会继续在移民、两党矛盾、经济贸易、文化冲突领域制造更多的矛盾冲突。

 

(作者为上海广播电视台播音员、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87.

【2】赵英玲.冲突话语分析[J].外语学刊,2004,(5): 37-42+112

【3】Grimshaw. A. D. Conflict Talk: Sociolinguistic Investigations of Arguments in Conversation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5.

【4】Giebels, E., & Noelanders, S. (2004). Crisis negotiations: A multiparty perspective. Veenendaal, The Netherlands: Universal Press.

【5】赖小玉．汉语语境下夫妻间冲突性话语的顺应性研究［J］．外语学刊，2011（4）：59－63.

【6】Lorenzo-Dus, Nuria.“Real Disorder in the Court: An Investigation of Conflict Talk in US Television Courtroom Show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0.1 (2008): 81-107. Print.

【7】郭亚东，陈新仁.冲突话语中身份的操作、认知与磋商[J].语言文字应用,2019,(3): 144

【8】徐学平,李依.冲突话语管理中语用身份的话语建构与磋商[J].现代外语, 2022,45(05):585-596.

【9】Holtgraves, Thoma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4.Print. Oxford Library of Psychology. DOI: 10.1093/oxfordhb/9780199838639.013.012

【10】张立新著.外交话语隐喻认知叙事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8

【11】梁晓波主编.国防语言与话语研究[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7

【11】梁晓波主编.国防语言与话语研究[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7

【12】李玲.论辩性语篇的趋近化研究——以2016年特朗普与希拉里选举辩论为例[D].null,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