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产品与民调报告：公众意见何处寻

  2024年美国大选，交易平台Kalshi首次上架选举相关金融合约产品。这些产品多为事件合约，每个事件被设计为“是/否”的二元形式。用户可以在特定事件上下注，例如“谁会赢得总统大选”“某候选人是否会赢得某州的选票”或“某党派是否能在国会赢得多数席位”。在事件结果未知的情况下，用户可以在平台上自由出价买卖合约，由此带动合约价格随着市场供需情况变化而波动。

  这些产品的价格波动被视作一个观察美国大选民意的窗口。在某种程度上，Kalshi平台确实比媒体机构的民意调查更准确地预知了本次大选：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赢得了所有摇摆州选票。这与10月24日至11月2日《纽约时报》/锡耶纳学院民意调查的结果几乎完全相反，而与同期Kalshi平台上相关事件合约的价格情况相近。在对总统选举最终结果的预测上，大多数民调结果反映哈里斯和特朗普的支持率旗鼓相当，《纽约时报》首席政治分析师Nate Cohn直接提出：“从来没有一场竞选活动的最终民意调查显示出如此势均力敌的竞争。”而在交易平台Kalshi，11月5日晚上8点，特朗普胜选事件合约的价格达到57.5美分，远远高于哈里斯胜选事件合约价格，似乎更准确地预示了本次大选的结果。

  对民调准确性的质疑由来已久。首先，民调的代表性样本是其准确性的基石。然而，在样本抽取上，对民调机构缺乏信任者更可能拒绝参与调查，农村居民、低学历者、政治不活跃等群体更容易在样本中被低估，导致民调样本的代表性出现偏差。其次，权重调整是民调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一个主观性较强的人为过程。如果权重类别未能纠正覆盖偏差和非响应偏差，或者在调整过程中引入了新的偏差，民调结果可能会偏离实际选举结果。最后，未决定选民的最终决定对民调来说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因素，这些选民可能在最后时刻突然变化决策，倾向于某一方。此外，尽管尚未被研究验证，有观点认为存在部分“害羞”选民可能因社会压力而不愿表达真实政治倾向，这同样造成了民调的误差。

  相比之下，高度市场化的金融产品似乎是一个更好的预测指标——广泛的参与度，切实的利益相关，灵活、便捷、迅速的动态调整，高度隐私的投资行为，共同组成了一个庞大、真实、敏感的交易市场，反映出投资者对候选人胜率的信心。在市场“无形之手”的操作下，事件合同的价格似乎更准确地透露了2024年大选的结果，在与民调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

  然而，分析其运作过程，市场的“胜利”不如说是另一种偏见的胜利。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汉雷提（Chris Hanretty）提出：“博彩市场往往吸引喜欢与享受风险的人，而喜欢和享受风险的人往往是不成比例的男性。川普选民也是不成比例的男性。因此，川普支持者下注博彩市场的可能性，远远超过哈里斯的支持者。”如果说民调失灵反映了民调机构“精英的傲慢”，特朗普在金融交易市场上胜利也不过是“红脖子赌徒”的狂欢。

  相比于民调试图以权重调整还原真相，市场更倾向于放大狂热。民调需要精心设计问题、抽取样本、分析回答，往往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而市场几乎每分钟都在刷新，不断对新信息做出即时的、甚至是非理性的反应。突发的新闻，部分交易者的观点，甚至一些与实际不相关的事件，都可能对市场价格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比如2024年7月，特朗普遭遇枪击事件后，中国A股的“川大智胜”也随之无厘头涨停。

  最重要的是，人们在Kalshi的投资基于对谁会赢得选举的预期，而不是本人的投票偏好。风险对冲、价格操纵等等市场行为在选举事件合约中依然存在，其本质是一个市场交易行为，而不是一个选举意向的指标。

  对二者的混淆和选举政治的敏感性导致市场化选举合约面临着合规性与道德性的讨论。联邦上诉法院曾一度禁止这类选举事件合约交易，担心“外国个人或政府利用它们直接或间接地操纵选举合约市场”。并且，“外国势力可能通过在市场上大量买入或卖出特定合约，以人为方式提升某位候选人的获胜几率，从而影响美国选民的看法”。正如金融市场中的价格操纵行为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选举市场的操纵同样可能改变选民的认知。这种“金融化政治”的现象，同样应当引起警惕和反思。

  总之，“公众”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民意”在人性的复杂维度上更表露得变幻莫测。与其寻找一个权威的“结论”，不如将指标还原为指标。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22级新闻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