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互动论视角下 音乐剧对上海城市品牌建设的影响 ——以综艺节目《爱乐之都》为例

 

引言

（一）研究背景

当今社会，城市品牌建设对于城市发展至关重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城市间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日益激烈。上海作为中国的国际化大都市，一直致力于提升自身的文化软实力和城市品牌形象。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打响 “上海文化” 品牌的战略，积极搭建长江三角洲文化产业合作平台、打造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平台、文化交流互动平台，推动长江三角洲文化产业均衡协调发展。因此，上海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文化形式和载体，以提升城市的文化魅力和影响力。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音乐剧逐渐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音乐剧作为一种融合音乐、戏剧和舞蹈的综合性文化艺术形式，近年来在中国得到了快速发展。音乐剧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及其较强的文化包容性和创新性，吸引观众的关注和参与，从而有效地传达情感和价值观，为中国观众带来新鲜的审美体验。音乐剧作为一种融合音乐、戏剧和舞蹈的综合性艺术形式，近年来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蓬勃的态势。尤其是在作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重要窗口的上海，自2001年上海大剧院引进《悲惨世界》以来，上海的音乐剧市场逐步成熟，形成了以音乐剧为核心的演艺产业链。

在国内演出界素有“全国演出看上海，上海演出看剧场”之说。据统计，2019年上半年，上海全市专业剧院共举办音乐剧演出292场，观众人数达到28.7万人次，票房收入为6152.63万元。上海市人民政府于2021年9月出台的《上海市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十四五”规划》中指出上海文化产业的重点之一是“打造亚洲演艺之都”[1]。2024上海演艺发展论坛以“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为主题探讨如何推动上海向成为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和亚洲演艺之都的目标迈进。据行业数据显示，上海音乐剧占据全国近六成市场份额，可见上海居于全国音乐剧市场的核心地位[2]，在打造“音乐剧之都”的道路上已取得显著成效。此外，上海还通过引进国外经典音乐剧和鼓励本土原创音乐剧的创作，不断丰富音乐剧的内容和形式，推动了音乐剧产业的多元化发展。

2022年，东方卫视推出首档全产业链音乐剧竞演综艺《爱乐之都》，该节目不仅为音乐剧演员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也为观众了解音乐剧提供了一个窗口。节目涵盖了国外经典、IP改编、中文原创等多元剧目，成功地将音乐剧这一艺术形式与上海的城市文化特质相结合，与其“推动中国音乐剧的原创生态繁荣，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观众关注音乐剧市场，推动中国音乐剧的发展，助力未来打造上海的演艺之都”的目的相契合。此外，节目还深入探讨了音乐剧在城市文化品牌建设中的作用。例如，节目通过呈现上海在音乐剧教育、场地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展示了这座城市在音乐剧产业中的天然优势和深厚积累。此外，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社会媒体促进的口碑传播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城市品牌传播渠道。在这个背景下，音乐剧作为一种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观赏性的文化形式，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进行传播和推广，提高上海城市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然而，须知音乐剧本土化进程机遇挑战并存。当音乐剧逐渐从“文化快餐”走向“文化大餐”，成为满足大众“审美消费”的重要方式时，如何使音乐剧的文化服务功能和不断扩张的市场需求匹配发展成为关键。而对于一个地区的音乐剧产业发展，一方面会涉及包括文化环境、文本创作、音乐创作以及特殊的唱词等内部因素；另一方面，外部因素则涉及呈现主体和市场运营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音乐剧本土化的现存问题，就难以进一步释放音乐剧对上海城市品牌建设的文化服务功能。

综上，在当前社会发展形势下，从符号互动论视角深入探究音乐剧对上海城市品牌建设的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战略价值，不仅有助于应对音乐剧本土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也将为上海城市品牌建设策略的有效实施提供有力支撑与全新思路。

（二）研究目的

本文提出音乐剧如何帮助上海城市品牌建设的问题，致力于运用符号互动论对其内在影响机制进行分析，为音乐剧对上海城市品牌的建设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可靠路径，帮助提升上海音乐剧产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推广上海城市品牌提供支持。同时，对音乐剧及其产业链从引入到壮大再到本土化发展传播全过程的研究，厘清传播的内生动力与政策加持，能够帮助我们建构将契合城市特色的文化符号转化为特色城市品牌的发展范式，对于其他城市文化形象定位与发展提供借鉴。

（三）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1.1 丰富符号互动论在城市文化品牌研究中的应用

符号互动论强调个体与社会符号之间的互动及意义构建过程[3]，本研究将其应用于音乐剧与上海城市品牌建设关系的探讨，拓展了该理论在城市文化领域的实践案例与分析视角，有助于深入理解文化符号如何通过互动塑造城市形象与公众认知，为符号互动论在城市文化品牌研究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实证依据与理论补充。

1.2 深化对文化艺术与城市品牌关系的理论认知

以往对于城市品牌建设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旅游等宏观层面，本研究聚焦于音乐剧这一特定文化艺术形式，系统分析其在城市品牌建设中的作用机制与多维度影响，有助于丰富和细化文化艺术与城市品牌关系的理论体系，为文化社会学、城市学等相关学科在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与理论思考方向。

1.3 促进跨学科理论整合与创新

研究过程涉及文化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的交叉运用，通过整合这些学科理论来剖析音乐剧对上海城市品牌建设的影响，有利于打破学科界限，推动跨学科理论的整合与创新，为多学科融合研究在城市文化品牌建设领域的应用提供示范与参考。

2.实践意义

2.1 助力上海城市品牌建设实践策略优化

通过深入分析音乐剧在文化基因、活力、支撑和交流等维度对上海城市品牌建设的作用，能够为上海制定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城市品牌建设策略提供实践指导。例如，基于研究结论可在城市文化活动策划、文化设施建设、文化产业政策制定等方面做出优化调整，充分发挥音乐剧的品牌传播优势，进一步提升上海城市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与独特性。

2.2 推动上海音乐剧产业可持续发展

明确音乐剧对上海城市品牌建设的积极影响，有助于提高社会各界对音乐剧产业的重视程度与支持力度。研究提出的加强音乐剧品牌与个体认同连接、创造跨圈层情感共鸣和塑造共同体意识等建议，为上海音乐剧产业在创作、营销、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实践提供了方向指引，有利于促进上海音乐剧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增强其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竞争力。

2.3 为其他城市文化品牌建设提供借鉴范例

本研究构建的将契合城市特色的文化符号（音乐剧）转化为特色城市品牌的发展范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可复制性。其他城市可借鉴上海的经验，挖掘和培育自身独特的文化艺术资源，探索文化艺术与城市品牌建设的有效结合路径，推动城市文化形象塑造与品牌建设实践的创新发展，促进区域文化的繁荣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二、文献综述

（一）符号互动论

1.符号互动论的起源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在其著作和教学中阐述了个体如何在社会互动中通过角色扮演和符号交流来发展自我意识和社会认知。他提出的 “主我”（I）与 “客我”（Me）的概念，深刻地揭示了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的内在心理机制，即个体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以符合社会期望和规范，同时也通过自我反思和创新来塑造独特的自我形象（王振林、王松岩，2014）。之后，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了符号互动论。布鲁默提出了符号互动论的三个基本前提：人们根据事物对他们的意义而对这些事物采取行动；这些事物的意义来自社会互动；这些意义在个体应对所遇到的事物时通过解释过程而被修改和完善。他强调了互动过程中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及符号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布鲁默的贡献使得符号互动论成为一个具有明确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社会学理论流派，并在 20 世纪中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Muhtar a, Budi Setiyono b, Fitriyah c, Nur Hidayat Sardini，2022）。

随着时间的推移，符号互动论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成果，逐渐发展出多个分支和变体，如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在传播学领域，它被广泛应用于人际传播、大众传播以及新媒体传播等研究中，揭示了信息传播过程中符号的编码、解码以及意义建构的复杂过程。

2.核心概念

首先，“符号”是符号互动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它可以是语言、文字、图像、手势、表情等各种形式的表意载体，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例如，语言作为一种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人们通过词汇、语句的组合来表达思想、情感和意图，并在交流过程中不断赋予语言新的意义和内涵（李金云，2020）。其次，“自我”概念在符号互动论中具有重要地位。米德认为自我是在社会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它是个体对自己的认知和评价，包括 “主我” 和 “客我” 两个方面。“主我” 是个体的本能冲动和创造性行为的体现，而 “客我” 则是个体对社会规范、他人期望的内化和反映。个体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不断调整 “主我” 与 “客我” 之间的关系，以实现自我认同和社会适应（张瑜，2021）。此外，“角色扮演”概念也是其中之一，指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理解和体验他人角色的过程。通过角色扮演，个体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看待问题，理解他人的行为动机和情感体验，从而更好地与他人进行互动和沟通（林远泽，2017）。例如，在家庭、学校、工作场所等各种社会情境中，个体都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如子女、学生、员工等，并且根据不同角色的要求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态度。最后，还包括指代个体进行社会互动的具体环境和背景的“互动情境”。它包括物理环境、社会文化背景、人际关系等多个方面，对个体的行为和意义建构具有重要的影响（张青、何靓华、袁媛，2022）。例如，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相同的符号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个体在互动过程中需要根据情境的变化来理解和运用符号。

3.传播学领域的应用

在传播学研究中，符号互动论为理解信息传播过程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它强调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意义的建构和共享过程。例如，在人际传播研究中，符号互动论分析了传播双方如何通过符号的编码和解码来实现有效的沟通和理解，以及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误解和偏差。在大众传播研究中，符号互动论关注媒体如何通过符号的选择和呈现来塑造公众的认知和态度，以及公众如何对媒体信息进行解读和反馈。此外，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符号互动论在社交媒体、网络传播等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探讨了新媒体环境下个体的互动方式、信息传播模式以及网络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4.符号互动论研究的热点与不足

4.1 研究热点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体成为了符号互动的重要平台。当前研究热点之一是探讨新媒体环境下符号互动的新特点、新形式以及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其次，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跨文化符号互动成为了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学者们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符号的差异与共性，以及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符号的误解与调适问题。此外，社会运动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符号互动在社会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分析社会运动中符号的动员功能、意义建构以及与政治权力的互动关系至关重要。

4.2 研究不足

虽然符号互动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概念和理论观点，但在实证研究方面相对薄弱。许多研究仍然停留在理论探讨和案例分析层面，缺乏大规模、系统性的实证研究来验证和完善理论。对于符号互动过程中个体的心理机制和行为变化，缺乏深入的量化研究和实验研究。符号互动论主要侧重于微观层面的个体互动和意义建构，对宏观社会结构的分析相对较少。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个体的互动和意义建构是在宏观社会结构的背景下进行的，宏观社会结构对个体的行为和思想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同时，符号互动论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学科理论产生了广泛的交叉和融合，但在理论整合与创新方面还存在不足。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将符号互动论与其他理论简单地结合应用，缺乏对不同理论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深入挖掘和创新性整合，难以形成具有突破性的新理论框架。

（二）音乐剧在中国

音乐剧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形式，自19世纪末在英国和美国诞生以来，迅速发展成为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在中国，音乐剧的发展经历了从引进到本土化再到原创探索的过程。

音乐剧在中国的引入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音乐剧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并逐渐受到国内观众的喜爱（杨媚，2012）。这一时期，中国观众对音乐剧的了解主要集中在引进和搬演欧美经典音乐剧，如《猫》《歌剧魅影》等。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国内的舞台艺术形式，也激发了国内艺术家对音乐剧创作的兴趣。

进入21世纪后，中国音乐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快速发展，国内观众对音乐剧的需求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原创音乐剧作品开始涌现。另一方面，国内音乐剧创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注重民族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趋势。

然而，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市场尚未完全成熟，许多作品难以达到国际水平，音乐剧的教育和人才培养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因此中国音乐剧的可持续发展和文化服务功能的把握仍任重道远。

 

三、研究问题

（一）研究问题

1.《爱乐之都》及音乐剧对上海城市文化品牌各维度的影响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我们引入了MEPIS城市文化力发展指数模型[4]。MEPIS城市文化力发展指数模型是由中国学者在研究城市文化力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时提出的。该模型旨在全面衡量文化在城市发展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从而引导城市在各层面充分调动文化的力量。这一指数体系结合了以往理论及指标值得借鉴之处，充分考虑新时期文化发展的特点，从文化基因、文化活力、文化渗透、文化交流、文化支撑五项核心要素出发，客观衡量城市文化力的文化原创力、文化生产力、文化创新力和文化软实力四个方面，形成科学系统的指数体系。我们根据本研究目的建构出文化基因维度、文化活力维度、文化支撑维度及文化交流维度四个可能的影响维度和相应指标进行考察：文化基因维度对应传统文化认知度指标;文化活力维度对应文化产业发展规模、文化产业创新能力、从业人员比重、文化产业增加值比重4项指标;文化支撑维度对应专项教育支持水平、文化政策要素和政策落地情况、互联网声量、投入产业经费总额4项指标[5];文化交流维度对应承接音乐剧展演水平音乐剧吸引来的旅游接待量、音乐剧展演水平3项指标。下文中我们将从具体的指标入手，探究音乐剧是如何从多维度对上海城市文化品牌进行影响与塑造的。

2.不同种类音乐剧展现上海品牌形象特质的方式

研究拟将本土音乐剧分为三类:上海本土原创音乐剧、红色音乐剧、国外引进音乐剧。《爱乐之都》中体现的不同种类音乐剧分别如何展现出上海的品牌形象特质：创新创造，城市经济文化等富有活力；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纵向上融合历史江南文化和红色文化等形成海派文化，横向上吸收外来文化，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宜居的发展环境，先进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人民的精神文化提供发展空间。

《爱乐之都》节目中对不同种类音乐剧进行了创作与演出，既有对上海本地IP的挖掘和呈现，又有对国外经典音乐剧的创新性引进和对上海红色文化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在对本地IP的挖掘中创作出大量原创音乐剧剧目成果，包括《蝶变》等具有老上海风情的音乐剧和《犹太人在上海》等国际化题材的音乐剧，既有对上海二三十年代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底蕴的呈现，也展现了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在音乐剧呈现中引入点唱机新模式，创新性呈现《摇滚莫扎特》《芝加哥》《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国外原版经典音乐剧。探讨改编知名IP（如《鹿鼎记》《隐秘的角落》《伪装者》）和采用网络化方式（如夸张造型）在音乐剧创作中的作用，助推音乐剧这一舶来品的本土化。上海“亚洲演艺之都”的城市定位为不同类型音乐剧的创作与演出提供了资源与人才基础，不同种类的音乐剧通过多样化的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展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和品牌形象。

《爱乐之都》节目对于不同类型音乐剧的尝试与创新，对于研究上海城市文化品牌建设有其研究价值与研究意义。

（二）研究路径

本文首先通过文献阅读建立以符号互动论为核心理论基础，结合品牌传播与文化研究理论，构建起适用于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进而通过深度访谈，观察品牌塑造端的实践实效与策略选择。最后利用符号互动论对音乐剧影响上海品牌建设路径进行创新性理论探讨。

 

四、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1.《爱乐之都》参演音乐剧演员

音乐剧演员拥有行业态势的近距离感知，音乐剧演员通过舞台表演与观众建立情感联系、塑造和强化城市的文化氛围和品牌形象，从而完成符号的交互。

2.《爱乐之都》节目制作人

通过节目制作人了解《爱乐之都》项目的孵化过程、节目设计，理解《爱乐之都》如何以综艺的形式促进音乐剧在国内的发展以及大型国有文化产业集团通过音乐剧形式传播上海文化的经验，并进一步探讨音乐剧对上海城市品牌建设的影响。

3.音乐剧行业人员

行业人员对上海音乐剧发展现状、创作生态和未来趋势规划有较宏观的视野，利于本文分析上海城市对于音乐剧产业的推力（产业内部和外部的支持条件）和拉力（市场需求和消费者的吸引力）。

（二）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利用学术数据库、图书馆资源、专业音乐剧及城市文化研究期刊、网络文化艺术平台等，全面搜索国内外关于音乐剧的起源、发展历程、艺术特色、市场运营模式等方面的文献，以及城市品牌形象的概念、构成要素、塑造策略、国内外成功案例等相关研究成果。

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分类整理，运用内容分析法，提炼出关键观点、研究方法和主要结论。重点关注音乐剧与城市品牌形象相互关联的研究，详细剖析已有研究在理论框架构建、实证分析方法应用以及实践案例探讨等方面的优点与不足，为本次研究找准切入点和创新方向，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明确可行的研究思路。

2.深度访谈

为探究音乐剧是否对上海城市品牌建设有影响以及音乐剧是否从文化基因维度、文化活力维度、文化支撑维度及文化交流维度四个维度对上海城市品牌建设有影响。我们邀请《爱乐之都》节目制作人、《爱乐之都青春季》参演演员、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行业人员进行深度访谈，了解音乐剧演员的现况、节目制作背后的考量、对音乐剧产业在上海发展的预期以及其在城市文化品牌建设中的角色认知等，进而了解其对于不同维度具体指标的实际感受与切身付出的努力，获取一手资料，丰富研究内容。

 

五、研究结果

（一）《爱乐之都》及音乐剧对上海城市文化品牌各维度的影响

1.效果端需求分析

探究音乐剧对上海城市文化品牌的影响，首先要了解当前上海品牌文化建设成效几何。那么，如何评价一个城市文化品牌？评价指标体系至少应包括文化独特性、文化开放性、文化活力和文化吸引力等方面。上海在城市文化品牌建设方面已经积聚了深厚的基础和优势，2018-2022年，上海的城市文化品牌影响力指数走势较为稳定，尽管在2022年有小幅下滑，但整体上均比全国城市文化品牌影响力指数高0.444及以上，表明上海的城市文化品牌建设与城市品牌影响力发展步伐较为一致。从整体上看，北京与上海两座城市的文化品牌指数与其他对标城市已拉开较大的差距。

 

然而上海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在引领和带动城市品牌建设方面，特别是文化独特性和文化吸引力方面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以2022年CBII数据为例，上海城市文化品牌影响力指数为0.706（见图1）排名全国第2，但文化独特性（文化渊源、特色和独特性感知等维度）和文化潜力（城市产业及文化氛围等维度）指数分别为0.559（排名第10）和0.525（排名第5），对整体城市文化品牌表现形成掣肘。这表明进一步彰显文化独特性和发掘文化发展潜力，应是上海文化品牌建设的主要发力点。综上，从上海城市品牌文化现状来看，需要一种新型大众艺术形式，塑造城市艺术氛围，吸纳上海多元化文化元素，同时在国内国外延伸品牌文化影响力。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音乐剧是否在文化独特性与可持续性方面有所增益。

2.音乐剧作用分析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我们引入了MEPIS城市文化力发展指数模型，建构出文化基因维度、文化活力维度、文化支撑维度及文化交流维度四个可能的影响维度。文化基因维度对应传统文化认知度指标;文化活力维度对应文化产业发展规模、文化产业创新能力、从业人员比重、文化产业增加值比重 4项指标;文化支撑维度对应专项教育支持水平、文化政策要素和政策落地情况、互联网声量、投入产业经费总额4项指标;文化交流维度对应承接音乐剧展演水平音乐剧吸引来的旅游接待量、音乐剧展演水平3项指标。下文中我们将从具体的指标入手，探究音乐剧是如何从多维度对上海城市文化品牌进行影响与塑造的。

2.1 文化基因维度

传统文化认知度指标：音乐剧作为一种文化载体，通过演绎中国原创音乐剧如《蝶变》等，不仅强化了对上海传统文化的认知，而且通过使用上海话等地方语言进行表演，增加了剧目的本土特色和文化认同感。红色音乐剧作为传承红色精神的新载体，增强了公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上海悠久的革命历史相结合，唤起观众历史记忆与情感共鸣。

2.2 文化活力维度

在文化产业发展规模上，上海音乐剧演出场次占全国近六成市场份额，凸显上海在全国音乐剧市场的主导地位。在观众人数、上座率等方面表现亮眼。同时，上海市围绕打造“亚洲演艺之都”目标，对多个剧场和展演空间进行区域整合，构建起“演艺大世界——人民广场剧场群”，成为沪上最具标志性的演艺集聚区。

在文化产业创新能力上，音乐剧创作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结合现代审美，创作出具有文化底蕴的原创作品。音乐剧演员在演绎国外剧目时，面临文化和语言差异，需要本土化调整，这也促进了创新。

在从业人员比重上，音乐剧演员的专业能力和数量体现了上海音乐剧产业的活力，演员通过不同剧目的演绎，展现了音乐剧的多样性。

在文化产业增加值比重上，上海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在2023年达到2.34万亿元人民币，音乐剧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

2.3 文化支撑维度

在专项教育支持水平上，通过“教创演研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和校企合作，如音乐剧进校园活动，推广音乐剧行业，提供给年轻人了解和参与音乐剧的机会。

在文化政策要素和政策落地情况上，上海文化艺术基金对剧场演出和个人、青年艺术家提供资金支持，政策支持力度大，促进了音乐剧产业的发展。

在互联网声量上，《爱乐之都》节目通过电视和互联网平台提高了音乐剧的知名度，使更多人了解和关注音乐剧。

在投入产业经费总额上，上海对音乐剧产业的投入显著，包括剧场建设、剧目制作等，为音乐剧产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4 文化交流维度

在承接音乐剧展演水平上，上海具备高水平的剧场和演出设施，能够承接高质量的音乐剧展演，如《爱乐之都》节目中的高水准视听效果。

在音乐剧拉动的旅游接待量上，音乐剧成为上海旅游的一部分，吸引外地观众来沪观看，增加了旅游接待量。例如，音乐剧《剧院魅影》的回归演出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带动了周边餐饮和酒店业的业绩增长。

在音乐剧展演水平上，上海音乐剧的展演水平高，能够吸引观众，提升城市文化形象，如《爱乐之都》节目展示了音乐剧的魅力，提升了上海的文化吸引力。

2.5 市场表现与专业评价

在市场表现上，2024年1月至10月，全国音乐剧票房达到13.96亿元，同比增长26.7%，全年有望超16亿元，显示出音乐剧市场的强劲增长态势。音乐剧观众评论分享意愿最强，尤其是女性观众在中国音乐剧市场占比相对较高，自2019年以来一直稳定在75%以上。

在专业评价上，音乐剧以其戏剧性、现代性等特点，综合了多种形式、多种风格，特别是常常把歌剧、轻歌剧和爵士乐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与歌剧使用美声唱法不同，音乐剧是真声演唱，有宽广的情感表现空间。音乐剧与大歌剧相比较，大歌剧受完整音乐形式的制约，而音乐剧有更多戏剧形式的优势，矛盾冲突尖锐复杂、悬念不断，且紧紧围绕戏剧情节的发展强化戏剧张力，节奏紧凑。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上海音乐剧产业在文化基因、文化活力、文化支撑和文化交流四个维度上对上海城市文化品牌产生的积极影响。这些影响不仅体现在文化传承和创新上，也体现在产业发展、政策支持和国际交流上，共同塑造了上海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形象。

（二）不同种类音乐剧展现上海品牌形象特质的方式

1.上海本土原创音乐剧

上海本土原创音乐剧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展现了上海的创新创造精神，也体现了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和宜居的发展环境。

1.1 创新创造精神

上海本土原创音乐剧在创作过程中，积极探索新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如结合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舞台设计，运用多样化的音乐元素和舞蹈动作，以及探索新的叙事方式和观众互动模式等。这种创新不仅推动了音乐剧产业的发展，也展现了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力。《大唐印象》《武龙印象》等实景音乐剧体现了上海的音乐剧展现形式的多样化，《隐秘的角落》《伪装者》《在远方》等原创剧目，通过对影视化作品的改编，助推了音乐剧这一舶来品的本土化，进而赢得观众审美共情。

“在节目中，我们采用了点唱机模式，就是把一首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改编成一个剧情，成为一个音乐剧；另一方面运用比较网络化的方式，用夸张的造型来做音乐剧，在音乐剧行业是一次比较大胆的创新尝试。”

——《爱乐之都》节目总导演

《爱乐之都》尝试用电视综艺的形式表现和演绎音乐剧，以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宣传和推广音乐剧这个比较冷门的行业，同时将其打造为节目核心优势，迅速地占领市场。

1.2 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

上海的文化特质在于其开放包容，这种特质在音乐剧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上海本土原创音乐剧在题材选择上，注重挖掘和提炼上海的历史文化和城市精神，同时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外优秀的音乐剧创作理念和表现手法。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不仅丰富了音乐剧的文化内涵，也促进了上海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上海本土的知识产权（IP）作品中，如《蝶变》，展现了浓郁的老上海风情。”                                     

  ——《爱乐之都》节目演员

另一方面，上海本土原创音乐剧聚焦于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独特地位，该城市常作为国内外交流的桥梁，出现与国外文化交融的题材，例如《犹太人在上海》便属此类。在《蝶变》所反映的二三十年代这一历史时期，上海社会蕴藏着丰富的叙事素材，众多未充分显露的社会暗流与深层动态提供了广阔的话语空间。此外，上海都市生活及小资女性题材也是另一重要的创作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在拍摄《蝶变》时，剧组选择能够使用上海方言的本地演员，还特别开设了上海话专场演出，将海派文化融入本土原创音乐剧中。

1.3 适宜的发展环境

上海本土原创音乐剧的成功创作和演出，离不开上海先进的文化设施和良好的城市环境。上海拥有众多现代化的剧院和演出场所，为音乐剧的演出提供了优质的舞台和音响设备。同时，上海还注重城市环境的改善和提升，为市民提供了宜居的生活环境，这也为音乐剧的创作和演出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土壤。

上海市在2017年提出打造“亚洲演艺之都”的目标，7年来持续推出了大量的支持政策推动建设更大规模的上海演艺新空间，形成了高密度的剧场群；2015年至2022年间，国家艺术基金累计立项资助音乐剧项目73项，资助资金总额达到2.8亿元，其中上海音乐学院等驻沪艺术类高校的立项率和资助总额均居全国前列；同时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与上海戏剧学院等高校展开深度合作，整合学校创新资源和社会优质资源，为上海原创制作和国际化巡演储备了大量音乐剧人才和主创团队。

“上海包容性很强，什么剧都可以创作，在制作上阻力和其他城市相比稍微小一点。”   

——《爱乐之都》节目演员

上海以其高度的包容性著称，为各类戏剧作品的创作提供了相对宽泛的空间，相较于其他城市，其在制作层面面临的阻力相对较小。在创作环境的自由度方面，北京与上海均展现出较为突出的优势。当前，上海音乐剧领域得到了政策的显著支持，不仅积极引进海外优秀剧目，还广泛促进了国际间的交流合作，通过邀请国际知名大师开设工作坊和讲座，搭建了更为广阔的学习与展示平台。这些举措不仅拓宽了从业者的国际视野，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国内外进修的宝贵机会，体现了较为先进的教育理念。

2. 红色音乐剧

红色音乐剧作为上海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展现了上海的红色文化特质，也体现了创新创造和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

2.1 红色文化特质

红色音乐剧以革命历史为背景，通过艺术化的表现手法，展现了上海的红色文化特质和革命精神。这种红色文化的展现不仅增强了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感，也传承了上海的红色文化基因。在某种程度上，部分红色音乐剧可以被视为一种创新的尝试。尽管这些音乐剧所讲述的故事广为人知，但它们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舞台呈现技巧以及独特的剧场舞美设计，成功吸引了观众走进剧场进行观赏。这种新颖性不仅体现在内容的传达上，更在于艺术表现形式和剧场体验的创新，从而激发了观众的兴趣与参与度。

2.2 创新创造精神

红色音乐剧在创作过程中，不断探索新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如结合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舞台设计，运用多样化的音乐元素和舞蹈动作等。这种创新不仅提升了红色音乐剧的艺术表现力，也推动了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在红色题材音乐剧（简称“红剧”）的创作与选择上，《爱乐之都》创作团队并未设定硬性比例要求。相反，重视选取旋律优美、具有吸引力的音乐作品，因为若歌曲缺乏吸引力，即便是红色题材，也可能适得其反，产生所谓的“低级红”效应，即内容虽正面但表现形式粗俗，难以赢得观众的共鸣与喜爱。

2.3 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

红色音乐剧在创作和演出过程中，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外优秀的音乐剧创作理念和表现手法，同时也注重与上海本土文化的融合与交流。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不仅丰富了红色音乐剧的文化内涵，也促进了红色文化与上海本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红色音乐剧在音乐风格上展现出显著的多元性特征，涵盖了激昂的革命颂歌、抒情的民谣以及通俗歌曲等多种类型。这种多元化的音乐风格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红色音乐剧的艺术表达层次，还使其更加契合当代观众的审美偏好与期待。具体而言，某些代表作品如《血色湘江》，巧妙地将桂北民谣、民族大歌、通俗唱法及原生态音乐与交响音乐、多声部合唱等西方音乐元素相结合，创造出别具一格的音乐风貌。此外，在描绘上海革命历史的红色音乐剧中，创作者们亦尝试将上海的老建筑、老街道、老弄堂等地域特色以及独特的市井文化和市民生活场景融入其中，这些元素的融入不仅深化了红色音乐剧的文化底蕴，还赋予其鲜明的地域性和历史厚重感。

3.国外引进音乐剧

国外引进音乐剧作为上海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展现了上海的开放包容文化特质，也体现了宜居的发展环境和创新创造精神。

3.1 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

上海积极引进国际经典音乐剧作品，为观众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化选择。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不仅展现了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自信和包容性，也促进了国内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上海作为率先引进海外音乐剧的城市，在过去十余年间，通过引入《剧院魅影》《音乐之声》《芝加哥》及《摇滚学校》等一系列原创原版音乐剧，对上海的城市形象产生了多维度的影响。

——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总经理

首要意义在于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国外原版音乐剧蕴含深厚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其引进后极大地丰富了上海的文化生态，增强了城市的品牌形象。通过多样化的艺术表现手法，这些音乐剧为上海观众提供了新颖独特的艺术体验，进而增强了城市的文化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

其次，音乐剧的引进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一过程不仅是艺术层面的交流，更是深层次的文化互动。这些音乐剧往往融合了多元的文化元素，通过舞台表演与观众互动，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融合。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以其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通过引进音乐剧进一步推动了与全球各国的文化交流，其中也包括了诸如法语音乐剧《摇滚莫扎特》等作品，它们的引入为上海的文化生态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音乐剧的引进与演出对上海的文化产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过程中，票务、广告、餐饮、旅游等相关产业得到了协同发展，为城市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有助于维持并推动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

3.2 开放的发展环境

国外引进音乐剧的成功演出，离不开上海先进的文化设施和良好的城市环境。上海拥有众多现代化的剧院和演出场所，为音乐剧的演出提供了优质的舞台和音响设备。同时，上海还注重城市环境的改善和提升，为市民提供了宜居的生活环境，这也为国外引进音乐剧的演出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土壤。

国外经典音乐剧的引进，对上海的文化设施与基础设施提出了国际化的高标准要求。上海通过建设一系列现代化剧院、音乐厅等文化地标，如上海大剧院、上海音乐厅，以及不断优化的交通网络、安保系统、餐饮服务等配套设施，不仅满足了音乐剧演出的硬件需求，更体现了城市在文化设施与基础设施方面的国际化标准构建。这些设施的完善，不仅提升了城市的文化承载力，也为居民与游客提供了高品质的文化体验环境，是上海宜居发展环境在物质层面的重要体现。国外经典音乐剧的引进，有效促进了上海文化产业与服务业的链式协同发展。一方面，音乐剧的引进与演出直接带动了票务代理、广告宣传、媒体传播等文化产业链的上下游发展，为城市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与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音乐剧作为高端文化消费项目，吸引了大量国内外观众，间接促进了餐饮、旅游、住宿等服务业的繁荣，形成了文化产业与服务业的良性互动与协同发展。这种链式协同发展模式，不仅增强了上海的文化产业竞争力，也为城市的宜居发展环境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3.3 创新创造精神

在引进国外音乐剧的过程中，上海不仅注重作品的引进和演出，还积极探索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这种创新不仅推动了国外引进音乐剧在本土的落地生根和繁荣发展，也促进了上海本土音乐剧产业的创新与发展。《爱乐之都》在音乐剧呈现中引入点唱机新模式，创新性呈现《摇滚莫扎特》《芝加哥》《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国外原版经典音乐剧。

在艺术创新层面，上海通过引进国外经典音乐剧，实现了对全球艺术精华的汲取与本土文化的创新性融合。这些音乐剧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精湛的演艺技巧，为上海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艺术体验。同时，上海在引进过程中，并非简单地复制或移植，而是注重与本土文化的结合与创新，通过跨界合作、本土元素融入等方式，推动了艺术形式的多样化与内容的丰富性，展现了上海在文化创新方面的敏锐洞察力与卓越实践能力。

在文化产业创新方面，国外经典音乐剧的引进为上海的文化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音乐剧的引进与演出，不仅带动了票务、广告、媒体传播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还促进了本土音乐剧创作水平的提升与市场竞争力的增强。上海通过与国际知名音乐剧制作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借鉴其先进的创作理念与运营模式，推动了本土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为城市的文化产业繁荣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方面，国外经典音乐剧的引进为上海搭建了与国际文化艺术界交流与合作的桥梁。

“好多外国朋友来上海都说，‘上海原来这么好啊’。”

——《爱乐之都》节目演员

《爱乐之都》为不同国家音乐剧演员提供了交流合作的平台，在交流合作中深化了对上海的城市文化品牌的了解。以音乐剧《猫》为例，该剧在上海的演出不仅创造了票房佳绩，更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如音乐剧教育培训、衍生品开发等。国外原版音乐剧的引进与演出，吸引了国内外观众的广泛关注，促进了中外文化艺术的相互了解与深入交流。上海通过与国际知名音乐剧制作机构、艺术家的合作，共同推动音乐剧艺术的创新与发展，不仅提升了城市的国际影响力，也展现了上海开放包容、创新创造的城市品格。

综上所述，《爱乐之都》本土原创音乐剧、红色音乐剧和国外引进音乐剧三种类型的音乐剧各自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展现了上海创新创造、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以及宜居的发展环境等品牌形象特质。这些音乐剧不仅丰富了上海的文化生活，也推动了上海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国际知名度的提升。未来，随着上海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相信音乐剧将继续为上海的品牌形象注入新的魅力和内涵。同时，这些音乐剧也为其他城市在利用文化艺术塑造和传播城市品牌形象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六、结论与展望

拆解符号互动论基本概念可得知，其核心要素为符号、意义与社会互动。在上海音乐剧产业语境下，表演形式本身与其所包含的内容题材、IP热梗及演员卡司等均符合符号概念中象征性、中介性的特点[6]。这些符号一方面参与特定圈层构造，为音乐剧直接受众提供交流空间；另一方面又推动音乐剧文化通过数字传播途径实现“破圈”，为不同圈层、年龄段的民众提供一定共同语言。形式与形象的意义在受众的讨论过程中被重新塑造与丰富，而讨论这一社会互动行为本身深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沟通，呼唤人们内心对艺术、爱与创作的热情，为人们提供了共同的精神栖息地。

（一）符号互动：上海城市品牌的音乐剧路径认同建构

1.情感化的符号生产

在符号学中，符号的感知与内化是意义生成的前提，而情感则是这一过程的核心。符号通过替代和表征功能，将抽象的情感转化为具体的形象，从而在个体之间传递和共享情感体验，使个体间情感认同的形成成为可能。上海音乐剧产业借助于新媒体提高了传播力，在上海城市品牌数字传播中，围绕着音乐剧产生的情感化符号是构建社会对上海城市品牌形象认同的关键环节之一。音乐剧的视觉符号有利于情感建构，音乐剧舞台的视觉艺术形式建构的拟态环境，强化了艺术歌舞的表达格调，提高了受众的音乐剧剧本内涵感知。例如红色原创音乐剧题材，音乐剧所承载的视觉符号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接触红色历史文化的渠道。同时，符号互动理论指出，符号的互动是情感机制生成的重要路径。在音乐剧中，情感的符号化呈现可以通过唤醒情感记忆、推动文化认同以及促进情感感染来实现社会文化建构。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总经理在访谈中提道：“我们一直在努力普及更多的红色文化给观众和市民，其中音乐剧是一个新的艺术门类，所以给到观众的是新的感官刺激。之前我们通过电影、电视剧或话剧，而现在我们多了一个音乐剧品类，它鲜活的表达方式是有助于接受度的提高的。”此外，文化场景中的符号运用也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场景内的符号燃起对话的火花，达成共识与默契，从而促成人们的行为模式转变。例如，音乐剧剧院通过符号元素的运用，构建了一个沉浸、宏大、有仪式感的空间，增强了国内受众对上海文化发展程度的感知，从而更好地展现出上海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历史文化与外来文化并存、兼收并蓄、海纳百川，提高了受众对上海品牌形象文化基因维度的感知。

2.仪式化的公众文本创作

在群际间层面，公众通过参与仪式化的文本创作，可以促进群际间的意义生产和认同。鉴于上海在音乐剧发展过程中的突出表现，在数字传播过程中上海与音乐剧的关联得到增强。互联网上关于上海音乐剧的讨论中产生仪式化的文本创作，有利于促进不同文化地区的群际间跨过文化差异，生产更具有文化包容性的意义和认同。

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其音乐剧场的作用从特定的角度反映了这个城市的文化状态和城市化程度，突出了创新创造，经济文化发展富有活力的城市特质，提高了受众对文化产业创新能力这一文化活力维度指标的认知。音乐剧场不仅满足了市民的文化需求，还对市民的思想意识、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影响。这种文化影响力在数字化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尤其是在线上音乐剧的传播中，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观众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参与仪式，实现意义共享[7]。此外，社交媒体在音乐剧传播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它为音乐剧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多维度、参与式的交流平台，使他们能够通过实时互动、评论和分享来扩展与音乐剧的关系。这种参与式关系不仅增加了观众的情感投入和粉丝忠诚度，还促进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观众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尤其在本土原创音乐剧中，情感流动是认同生产的核心要素。通过吸引受众投入情感、主动扩散情感，最终获得情感回报，建立起稳定和可持续的认同观念。这种情感流动不仅限于个体之间，更在群际间通过仪式化的文本创作得以实现。

（二）以《爱乐之都》为例的上海城市品牌传播实践

1.个体层面认同的激发

兰德尔·柯林斯所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强调互动仪式中的身体在场、共同关注点、共同情绪与情感体验以及共享符号系统等要素对身份认同的构建作用[8]。在《爱乐之都》的情境下，节目作为一种互动仪式的载体，通过精心打造的音乐剧表演，吸引观众参与其中，形成共同关注点，激发共同情绪与情感体验，并借助一系列情感化符号构建共享符号系统，从而促进观众个体对音乐剧品牌的认同。这种认同不仅是对节目本身的喜爱，更是在文化和情感层面与音乐剧所代表的价值体系产生连接，进而影响观众对自身身份的认知与表达。

音乐剧本身的门槛并不高，从情节的简单性以及音乐、表演等表现形式上，它符合人们最基本需求，因此可以说音乐剧实际上是一个大众艺术。基于这样的定位，《爱乐之都》节目采用了多种策略让观众更容易接受音乐剧。在剧目改编方面，运用点唱机模式将流行歌曲改编成剧情音乐剧、选择熟悉的IP进行改编、采用网络化夸张造型的表现方式，都是为了降低观众的理解门槛，提高接受度。这些改编后的剧目在情节设置上相对简单明了，符合音乐剧剧情不复杂、无过多反转的特点，减轻了观众的情节负担，使观众能够更轻松地投入到对表演的欣赏中，专注于演员的表演、音乐和情感传递，这样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就更易建立起与节目之间的情感联系，增强个体对音乐剧品牌的初始认同。

在明确了音乐剧大众艺术的本质定位后，我们具体聚焦音乐剧以及《爱乐之都》综艺的情感化符号。无论是音乐剧的情节背景、音乐元素、舞美设计或是演员本身的表演等等，其实都是情感化符号生产、表达与诠释的过程。

在情节上，与音乐剧演员的访谈中，演员提到音乐剧《蝶变》的情节背景是二三十年代老上海风情，演员通过对剧中人物在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情感演绎，无论是人物间复杂的情感纠葛，还是当时时代下人们对未来的迷茫与憧憬等，都能唤起观众对历史的遐想与情感共鸣，而上海话专场的尝试更是增强了这种共鸣。对于本地观众而言，这些元素是对家乡文化的直接呼应，能迅速唤起他们的情感记忆，使他们在情感上更加贴近音乐剧；对于外地观众来说，这是了解上海文化的窗口，激发他们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探索欲望。同样，像《犹太人在上海》这类题材，演员在诠释跨文化交流故事时，传递出上海的包容与开放。来自不同地区的观众都能在感受不同文化碰撞的情节中，产生对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情感认同，进一步丰富了个体情感共鸣的维度，让音乐剧成为传递城市文化与激发个体情感的有力载体。

在音乐元素与舞美设计上，所调动的是观众听觉与视觉上的双重感受。对于听觉来说，传达情感共鸣的核心其实就在于好听、入耳，与音乐剧的整体情节相配合，烘托出氛围与角色的心情，带领观众沉浸式地去代入到音乐剧中，完成“角色嵌入”的第一环；而舞台视觉效果的构思则紧密围绕着角色内心的情感核心[9]。例如《人间失格》中以“溺水的镜头”作为演出的背景大屏，精准地捕捉到人物内心的挣扎与沉沦，舞台上呈现出的画面将观众带入幽闭且压抑的水下世界，去感受角色在其中奋力挣扎却难以逃脱命运的漩涡。以这种类似的视觉隐喻外化了角色的内心困境，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进而引发了深刻的情感共鸣，去完成“角色嵌入”的第二环。

那么观众要真正完成“角色嵌入”，至关重要的是演员对于这些情感的诠释，对于演员而言，不同类型的剧目的诠释也有所差别。在演绎一些本土化改编的国外经典剧目时，实际上是存在着明显的文化与语言差异。文化层面，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角色情感表达逻辑、人际交往模式与中国传统习惯大相径庭，因此在表现角色间的情感冲突或亲密互动时，容易出现与本土观众情感预期不符的情况。语言上，外语台词的发音准确性、语义理解的深度以及语言背后文化内涵的把握，都考验着演员的能力。例如，一些西方文化特有的幽默表达、隐喻修辞在翻译和表演中难以完全精准地传达给本土观众，导致情感传递的损耗与偏差。因此，演员会尝试在尊重原版框架的基础上，融入一些本土化的理解与表达元素，以缩小文化距离。

而本土原创音乐剧为演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表演环境，给予演员更大的自由度。与国外引进剧目严格的表演框架不同，演员可以根据自身对角色的独特理解，在剧情框架内灵活调整表演节奏、情感表达方式，为角色注入更多鲜活的生命力。同时，由于故事基于本土文化创作，演员对故事所涉及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人物心理有着深入骨髓的熟悉感。因此，表演也就更具有真实性和嵌入性，为观众构建出更深度的共鸣，让观众在演员的表演中找到了情感的寄托与归属感。

通过情感化符号，在节目与观众之间搭建起一座无形的桥梁，促进个体认同的产生。也正是因为音乐剧构建的情感化符号互动体系，观众才能从中去嵌入角色、产生共鸣，真正意义上的广泛互动交流才得以开启，去催生观众群体共同参与到音乐剧相关话题探讨与二次创作之中，激起跨越不同受众群体界限的情感共振。

2.群际层面认同的促进

在音乐剧的广泛传播与发展进程中，其影响力不仅局限于个体层面的情感共鸣与认同构建，在群际层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仪式化公众文本创作作为音乐剧与观众群体互动的重要延伸，成为促进群际认同的关键因素。

首先是舞台表演的仪式化呈现，音乐剧的舞台表演相当于精心编排的仪式，具有强烈的规范性与象征性。从演员的入场、表演流程到谢幕环节，每一个步骤都遵循着特定的顺序与节奏，形成一种稳定的表演模式。演员们在表演过程中的舞蹈动作、歌唱形式以及角色互动，也都具有固定的模式与风格，在不同的题材里也蕴含着特定的文化与情感象征意义，观众在观看过程中通过对这些仪式化表演元素的感知，逐渐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认知与情感体验基础，为后续的群际认同奠定了基石。

其次，社交媒体平台为音乐剧的公众文本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观众在观看音乐剧后，可能会在微博、豆瓣、抖音等社交媒体上发表自己的观剧评论、剧情解读、角色分析以及对音乐和舞蹈的感受等内容。众多观众的社交媒体文本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关于音乐剧的公众话语网络。这种讨论使原本互不相识的观众因为对音乐剧的共同兴趣而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凝聚力的群体。在群体内部，成员们通过分享自己的观点与感受，进一步加深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与身份认同；在群体之间，不同群体的讨论话题相互交叉、融合，促进了群际之间的信息流通与文化交流，逐渐打破群体之间的隔阂，使更多的观众在共同话题的引领下，融入到音乐剧所构建的文化社群之中，从而促进了群际认同的提升。

从上海的角度来看，上海人民广场周边汇聚的剧院群构成了城市独特的文化景观与艺术生态。这些剧院为音乐剧的演出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场地选择，从大型综合性剧院到小型精致的演艺空间，满足了不同规模、风格音乐剧的演出需求。例如，上海大剧院以其宏大的建筑规模与先进的舞台设施，成为承接国际知名音乐剧大型巡演的重要场所；而一些小型剧院则更侧重于本土原创音乐剧或小众风格音乐剧的展演，为新兴音乐剧作品提供了成长与试练的平台。这种剧院群的集聚效应，不仅促进了音乐剧市场的繁荣，吸引了国内外众多优秀音乐剧资源汇聚上海，也为音乐剧爱好者提供了便捷的观剧体验，降低了观剧门槛，使更多人能够参与到音乐剧文化活动中来。音乐剧爱好者群体内部形成的强烈认同与归属感，促使他们成为上海品牌形象的积极传播者，使上海品牌形象在更广泛的群体中得到传播与认可。

3.共同体层面认同的塑造

音乐剧作为一种跨媒介叙事载体，其叙事基因特殊地融入了音乐剧文本及音乐本体中。音乐剧通过不同媒介进行文学重构，重新阐释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将经典文学作品从纸张呈现到舞台承载和音乐演绎，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例如，音乐剧《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中的叙事空间、叙事视角、音乐叙事和媒介性，探讨音乐剧演绎与原版小说对叙事的不同利用方式，以及给叙事学研究带来的新的可能性。这种跨媒介叙事不仅重现了历史，也强化了观众对共同体历史的认同感。

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群体的“抵抗”是寻求认同的过程，即个体将自我身份与其他身份相互融合[10]。音乐剧通过其情节构建和艺术表现手法，能够凝聚社会共同体、传承文化价值观。音乐剧中的故事情节往往与当代社会的问题息息相关，通过剧中人物的内心独白和对白，音乐剧传达着对社会正义、平等和自由的追求。例如，音乐剧《悲惨世界》以法国历史为背景，描述了一个穷苦人民反抗贵族压迫的故事，批判了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这样的音乐剧作品能够引发观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激发社会上对于改革和进步的呼声。

对于本土音乐剧而言，也是同样的，不同题材类型的音乐剧在共同体层面的时代叙事与认同塑造中从不同方面发挥凝聚社会共同体、传承文化价值观，并促进跨群体交流的作用。

基于本土故事的红色音乐剧在提高上海的“公众音乐剧文化产品的接受度”上有着显著的贡献。

以“红色故事”为主题的音乐剧，例如《瞿秋白》和《新华报童》等作品，通过音乐剧的形式展现了红色主题与现代流行艺术形式的碰撞，使得舞台呈现、音乐制作富有现代气息，它们往往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反映了上海乃至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与人们的共同记忆息息相关，同时也让红色精神在青年一代中赓续传扬。音乐剧《觉醒年代》通过“通唱式”的艺术表达形式和原创音乐串联起整体剧情和人物情感，紧扣宏大叙事主题的同时，呈现出更加多元饱满的整体性，在重现历史的同时强化了观众对共同体历史的认同感。

而在以历史为题材的音乐剧中，通过讲述具有时代特征的故事，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传递对社会公义、平等等理念的追求。音乐剧《南孔》讲述孔子后裔与浙江衢州的深厚渊源，展现了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样的叙事结构使得音乐剧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促进了观众对共同体精神的认同。

研究基于符号互动论视角，以综艺节目《爱乐之都》为案例，系统探讨了音乐剧对上海城市品牌建设的多维影响。研究发现，音乐剧作为一种文化符号，通过其艺术表现力、情感传递功能及社会互动属性，在文化基因、文化活力、文化支撑和文化交流四个维度上对上海城市品牌形象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具体而言，上海本土原创音乐剧通过挖掘本土文化元素（如海派文化、红色历史等），强化了城市文化独特性与认同感；红色音乐剧创新融合现代艺术形式，既传承了红色精神，又展现了上海的创新活力；国外引进音乐剧则依托上海开放包容的城市特质，推动国际文化交流，提升城市国际影响力。此外，《爱乐之都》节目通过综艺形式降低了音乐剧的观赏门槛，借助社交媒体传播扩大了受众范围，进一步将音乐剧与上海城市品牌紧密关联，形成情感共鸣与集体认同。

未来，建议上海在政策制定中强化音乐剧产业与城市品牌的联动，例如支持本土原创剧目的孵化、优化人才培养机制、推动音乐剧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等。同时，需关注音乐剧本土化进程中艺术性与商业化的平衡，避免同质化创作。本研究的结论不仅为上海城市品牌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也可为其他城市通过文化艺术塑造品牌形象提供参考，助力中国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全面提升。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课题组指导教师：王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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