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文化都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
中国社会的文化源远流长,又海纳百川,呈现出思想多元的状态。其中,最值得我们深思和融通的,就是三大思想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这与当代哲学家们提出的思想道路,例如中山大学甘阳教授的“通三统”,不谋而合。对于电视及大众媒体而言,要进行文化传承与创新,也要在这三方面着力。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坚持;国外优秀的文化内容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必须善于取精用弘。今天,我想聚焦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谈谈电视人及媒体人的文化责任和文化使命。我主要谈三个方面:第一,为什么媒体要传承和创新中华传统文化?第二,媒体应该传承和创新什么样的中华传统文化?又应该如何去做?第三,媒体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究竟该如何去考量?
(一)
百余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历经风雨沧桑,起起伏伏,但始终处于我们的精神内核之中。思想家唐君毅曾经打过一个比方,说“花果飘零,灵根自植”。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近年来,以《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节目为代表的电视内容产品,不仅在内容和格调上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面貌,而且在形式和表现力上做出了创新与探索,激发了社会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这足以证明,传统文化仍具有吸引力。
以电视及大众媒体来传承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有三方面的价值。
第一,重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
媒体可以汇民心、聚民意,通过公共交流达成社会共识。毋庸讳言,当代转型期存在着社会矛盾乃至社会裂痕。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是各阶层、各民族、各社会群体的最大公约数,它有潜力借助电视及大众媒体,成为新时代的黏合剂。
第二,重构国际传播的文化吸引力。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外部环境的建设有赖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借助媒体的传播渠道与平台,能够提升我国形象,也提升中外关系,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助力。
第三,重建电视媒体的文化公信力。
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也是它的根本生命力。在过去的繁荣时代,商业规范引领下的电视媒体,在一定程度上离“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渐行渐远。回归传统文化,能否重新打通电视与民众的心灵沟通之路?这值得我们深思,也值得我们追寻。
(二)
由电视来传承、创新传统文化,并不那么容易。
中国之外,也有电视台在努力从历史和文化中汲取养料。例如,《见字如面》的节目灵感就来自英国的剧场活动。作为传统文化资源丰厚的国度,印度有好几档电视诗歌栏目,包括SAB电视台2012年推出的诗歌朗诵节目《哇噻,太棒了》、塔塔卫星电视的诗歌朗诵节目《大文豪》,以及印度国家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歌词梵文翻译比赛等。日本人钟情于俳句,也发展了多个电视栏目,以NHK的《全国俳句大会》为代表。
1996年,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经在巴黎电视一台作过两次关于电视的演讲。他认为,电视通过各种机制,对艺术、文学、科学、哲学、法律等文化生产的诸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危险。核心原因就在于,电视这个场域受到商业逻辑的控制。不过,他通过电视媒介来为电视“解魅”,也揭示了这一媒介通道本身的正向力量。
中国电视业的情形与法国不同,当前电视面临的媒介格局也与20世纪90年代大相径庭。如何充分发挥电视及大众媒体的正面力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创新?我想提三个“超越”。
第一,超越煽情,走向思考。
大众媒体追求“雅俗共赏”。在商业逻辑下,很有可能走向“媚俗”。文化的真正力量,不在于一己悲欢,而在于心灵共鸣。大众媒体在致力于发扬传统文化的时候,不能因过度追求节目效果,忽视了思想的启发性。真正的文化作品,一定是有理性光辉、有艺术色彩、有人文关怀的。以艺术的法则来锻造经典,电视节目也可以拥有更大的生命力。
第二,超越单向灌输,走向互动协商。
传统媒体惯于进行由一到多、由点及面的单向式传输。然而,新媒体已经带来颠覆式革新。共享思维、用户观念、智能技术、数据产品、多元业态、开放机制,可能改变传统媒体,使我们的媒体文化,从单向走向互动,从灌输走向协商。广播电视,为传统文化提供了视觉与听觉的维度,而新兴媒体则补充了体验与互动的元素。例如,敦煌艺术博大精深,通过虚拟现实技术的呈现可以为更多人所了解;古代历史漫长而复杂,通过动漫化、碎片化、弹幕化,也更易于为年轻人所接受。
第三,超越简单再现,走向创造性转化。
传统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世易时移,文化的内涵也需要不断更新,方能与本土实践形成更紧密的结合。最近有人讲“女德”,看似来自传统文化,但已经与时代格格不入。哲学家林毓生提出“创造性转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本届大会的两个关键词“传承”与“创新”,用得非常到位。电视和大众媒体也要在传承之外,加大创新力度,增强文化节目的时代性,不仅要为往圣继绝学,也要为后人树经典。
(三)
为了探讨媒体与文化的关系,我们可以用“器与道”来做简化的类比——媒体是器物与工具,文化则是其中流转传承的智慧。
在农业时代,中国人率先发明了纸张、印刷术和其他器具,这不仅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先进性,而且本身就带来更高的传播可能性。通过使节互通、僧侣交流、商队往来、民间交际,甚至是战争带来的流散,中华文明随着传播载体流向四面八方,造就了东亚中华文明圈,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面貌。
在工业时代,器具的发明多伴随着工业拓展而发生在西方,欧美的富庶形成了新的吸引力,而近代报纸、出版、广播、电视则成为西方思想、制度与文化的传播工具。
如今,随着信息革命的逐步深化,新的信息时代再次见证中国的国力强盛与民族复兴,也对中国的文明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有可能为世界各国提供借鉴,“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分别从思想与行动上对世界秩序提供了中国方案。在互联网时代,中国又重新与西方世界在器物创造上处于同一起跑线,而互联网恰恰给世界提供了一个多元文化迸发的机会。媒体如何“以器载道”,将中国思想、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向全球,从而为人类做出贡献?
总之,大众媒体与传统文化,彼此需要、相辅相成,是当前时代需要着力把握的文化创造点。但我们在传承的同时,更要注重“创新”。习总书记曾说:“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如果说,所有的电视文化栏目都是手段,那么,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习总书记提出的这一要求,既通过电视文化栏目发掘中国传统智慧的生命力,并创新性地融入中国方案之中,也要通过电视之“器”将中国之“道”推广开来。
中国是否可以给人类提供更好的道路方案?中国的电视是否可以为中国方案的推广做出贡献?中国的电视人,又是否有能力为全球电视行业乃至媒体行业,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这是所有电视人的共同使命与责任。任重道远,值得我们上下求索、勇往直前。
(胡正荣为中国传媒大学校长、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张磊为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
【2】
甘阳,《通三统》,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3】
唐君毅,《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见《祖国》周刊第四十四卷第四期,1964年
【4】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5】
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6】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7】
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8日
【8】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