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研究】从大众传播角度看口述历史的影像表达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国内的口述历史发展经历了数十年的缓慢发酵，如今已然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口述历史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被广泛应用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并且逐渐开始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美国口述史学者路易斯•斯塔尔（Louis Starr）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1]著名的美国口述史学家唐纳德·里奇（Donald A·Ritchie）认为：“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2]从这些学者的观点中可以看到，口述历史被定义为一种史料的收集工作，并且这种收集行为是通过录音的方式来完成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口述历史的记录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一、影像表达成为口述历史的新热点

口述历史近年来在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在大众范围内的兴起，离不开影像传播。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摄像技术以及设备的普及，口述历史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影像记录成为一种发展趋势。2010年，《我的抗战》将口述与木刻风格动画串联，以影像表达的方式将口述历史这一形式带入大众视角；2014年，首届“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的启动，帮助大学生群体和普通公众参与到口述历史的记录、传播当中；2017年8月14日，以2014年中国内地幸存的22位“慰安妇”的遭遇作为大背景拍摄制作的纪录片《二十二》在中国大陆公映，截至2017年8月18日上午8时30分，《二十二》累计票房达到6664万元，打破了国内院线纪录片票房纪录。

1.从口述史料到影像表达的转变

19世纪以前，口述历史一直是史料的重要来源，直到19世纪中叶德国“兰克学派”的兴起，口述历史开始在历史研究中被质疑和谨慎使用，兰克学派认为：“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这种观点显然是有失偏颇的。^[3]历史本就是由人记录、撰写的，那就无法避免客观史实会受到个人主观意向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结果。正如唐纳德·里奇将“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纳入到口述历史的范围，历史应当是多元的，存在于亲历者记忆中的历史与存在于档案、文献中的历史同样具有价值。口述历史作为对正史的一种补充，是对历史事件、细节的丰富和完善，而它的真实性，则需要口述工作者比照口述与口述的内容、口述与正史的内容，互相考证，去疑存真。

上海音像资料馆口述历史工作室自2006年起开展口述历史采集工作，经过十余年的深耕，在艺术、辛亥革命、世博、抗战等不同领域的多个主题上都积累了内容丰富的口述史料。从媒体的角度，口述历史的资料采集不同于普通的节目采访。至少它的初衷不在于节目的制作和播出，而是尽可能完整地记录口述者对某一主题的全部记忆，将这些记忆作为档案进行整理和保存。在经历了大量的素材积累之后，为了充分发挥这些口述档案的价值，从积累到应用的转变就成为一种自然的发展趋势。201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制作的60集系列微视频《老兵不死》就是基于大量抗战老兵口述素材和抗战历史影像制作而成。此后相继完成的以艺术创作为主题的《芳华》、献礼长征胜利80周年的《父辈的旗帜》，都是以口述历史为基础，从长达数小时的口述采访中提取亮点，以影像进行传播。

2.丰富的表现形式促进内容的传播

影像表达的呈现方式丰富多样。口述史料本身是枯燥的，精彩程度完全取决于口述者本身的语言表述能力。从社会科学的研究角度而言，对于口述史料关注的是内容本身的价值、意义、真实性等方面，生动、有趣与否对研究者而言并非关键。但是，当口述历史进入大众传播的领域，史学价值的重要性被淡化，生动、有趣、感人等容易与受众产生共鸣的因素更大程度上影响着内容的传播效果。

近年来，口述历史以影像的表现形式，在电视、网络甚至是大银幕上获得了大众的广泛关注，口述历史突破了精英和文字的双重限制，成为可听、可视的大众化的影像文化，为受众带来“身临其境”的历史体验。^[4]同样是口述历史在抗日战争题材中的表达，《我的抗战》中运用了木刻风格的动画来形象地再现口述者所描述的战争场景，《老兵不死》则是借助大量真实的历史影像资料和老照片来还原口述者的叙述内容。当枯燥的历史变成亲历者口中一段段鲜活、有温度的故事，辅以口述史料与动画、历史影像等形式的结合以及相互映衬，既丰富了口述内容的影像呈现，也助推了口述内容的传播，画面的多样性与趣味性能有效提升内容在大众传播中的关注度，口述者叙述时的表情、神态、动作等非语言符号，共同构成了影像的真实，让受众直观、全面地感受到叙述者的情感变化，这是单纯的文字或声音表达所无法实现的。

二、影像表达在大众传播中面临的困境

相较于传统的文字，影像在内容表达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大众传播领域。声音和画面带来的真实、原始的感受是文字所无法达到的；人物表情、环境烘托等元素使得内容的表达比单纯的文字更具感染力与说服力。然而，具有以上优势的同时，口述历史的影像传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并且对口述历史的史料收集的过程提出了新的要求。

1.大众传播对内容、画面、声音提出新的要求

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美国历史学评论》上发表《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一文，首次提出“影视史学”（Historiophoty）的概念，主张“以影视的方式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5]这一概念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口述历史”类电视节目诞生。

当影像取代文字、录音成为记录、表达口述历史的载体，当我们将关注的焦点从大的史学观念中剥离转而关注个体的历史记忆的时候，我们认为参与口述工作的门槛降低了。因为文字表达能力、史学知识储备等相对专业的能力不再成为口述参与者的必备素养。甚至只需要一部只智能手机，通过网络，就可以完成口述史料的记录以及内容的传播。但是，当口述历史与大众传播相结合，对影像的要求不再局限于内容的记录，而有了“艺术”层面的需求——光影、画面、构图、声音效果，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受众的感官体验。所以从大众传播的效果来看，影像传播对口述记录者提出了新的要求。

但需要注意的是，口述历史影像表达的基础是“真实”，一切的艺术加工和表现手段都是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的。这就要求影像的记录者在运用声、光、构图等元素来烘托氛围的时候，又要尽可能地减弱这种人工介入的痕迹。毕竟，原生态的质朴感是口述历史超越其他表现形式的关键之一。

此外，出于内容呈现上的需求，口述历史的记录范围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口述者的讲述部分，其生活环境、个人相关收藏、老照片等都因可能成为最终影像表达中的佐证或辅助材料，因此也应当予以记录。

2.如何将碎片化的内容拼凑成完整的表达

口述史料的记录与新闻采访、访谈节目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没有时间上的限制。为了尽可能完整地记录下口述者个体记忆中的各种细节，往往要经过长达数小时，甚至多次的拍摄记录才能完成。同时，由于许多口述项目都是抢救性质的，比如近年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抗战老兵，受访者的年龄通常都在90岁以上，他们的记忆、身体状况、语言表达往往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要求口述工作者在做内容整理的时候，一方面要将原始素材进行完整地保存，另一方面要对大量内容做筛选整理，提取重点，并对部分内容进行考证分析。

从原始素材到最终影像的呈现，是对口述参与者的考验。《我的抗战》中，以一场战役或一个事件、地点为契机，围绕这一主题，将多位老人的个体记忆进行糅合，最终呈现的是集体的共同记忆。《老兵不死》则是以个人为主体独立成段，从完整的原始素材中提炼老人对抗日战争印象最深的部分予以展现，每个老人的口述所展现的都是抗日战场的某个小点。如果说《我的抗战》是一种整体呈现，《老兵不死》重在表现细节，那么《二十二》就是情绪的表达。由于题材的特殊性，老人们的回忆中几乎没有什么对曾经苦难遭遇的细节，往往还没有触及过往就已经说不下去了。但这种回避在画面中被完整地呈现出来了，没有细节，甚至没有语言，但受众依旧能够感受到那份情绪。

3.方言成为影像传播的阻碍

影像的表达同样优于文字和声音，是因为它更直观、生动。但这种直观有时也会变成阻碍，比如方言。

口述历史的来源和形式，是个人的“口述”。它是一种言语活动，由采访人与受访人对话交流和协商建构。^[6]在口述史料的采集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受访人只会说方言，采访人与受访人之间的交流不得不借助受访者家人等第三方的介入才能够完成。在采集阶段，这种间接的语言交流是否会影响受访人的表述意愿和表述效果，难以估量。到了传播阶段，语言的阻碍直接影响着受众对内容的接收。虽然可以通过字幕的方式来减少这种阻碍的影响，但对于内容呈现的直观性必然也有所降低。

影像的记录优于文字和声音，是因为影像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转化成文字或者声音的方式进行呈现。但是当语言成为信息传递的阻碍时，单纯以声音为载体的传播变得难以实现。

三、档案馆、资料馆开展口述工作的优势

档案馆、资料馆开展口述历史工作所具备的最大优势就是资源。

以上海音像资料馆为例。上海音像资料馆口述历史工作室自2006年起开展口述历史的工作，至今已有十余年。相较于电视、广播之类的主流媒体，口述历史工作室没有播出压力，因此能够花费近十年的时间专注于口述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积累丰富的口述资料。相较于民间组织或自媒体，作为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SMG）直属事业部之一，上海音像资料馆一方面具备更好的采录设备以及资料保存条件；另一方面，在应用传播阶段具有更好的宣传、播出平台。

从口述历史影像表达和影像传播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短至几分钟的微视频，还是长达数十分钟的专题片，都不可能仅仅依靠口述画面进行支撑，单一、乏味的画面只适用于研究领域而无法在大众传播中得到认可。比如《我的抗战》运用木刻风格动画来重现抗日战场；《二十二》运用天气、环境画面来串联老人的口述，动画、环境画面等元素的添加是为了让画面更多元、更生动，同时填补口述内容中因老人语言表达或后期剪辑造成的空白和断点。档案馆、资料馆所具备的优势此时就得以显现——丰富的馆藏资料和专业的历史研究。在上海音像资料馆口述历史工作室制作的《老兵不死》、《芳华》等短片中，大量运用了历史影像资料对口述内容进行补充和完善，这完全得益于上海音像资料馆丰富的历史影像资料馆藏。例如《老兵不死》中，抗战老兵对战场的回忆辅以抗战历史影像，在真实感和画面的和谐感上会优于其他元素的介入。资料馆除了具备丰富的馆藏，还会对馆藏进行专业的研究分析。对历史影像的专业分析可以避免在画面匹配中出现敌我不分、地域不符、年代错位之类的状况。“真实”是口述历史工作中始终相伴的关键词。

四、口述历史影像表达的多元化应用

2003年5月，中央电视台创办的《大家》栏目，应该是国内第一个口述历史类的电视栏目，其后相继诞生了《口述历史》《我的抗战》《南京》等，口述历史在电视节目、纪录片、新闻报道中的应用近年来已经屡见不鲜。除此之外，口述历史还有哪些应用的可能？

1.非遗传承

以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为例，自 2009年以来，“非遗”口述史的课题立项在专业领域中逐渐增多。这种趋势不仅反映了学界对口述史研究方法的认可，同时也反映出学界已经意识到利用口述史来研究和抢救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7]“非遗”口述项目的设立可以为社科研究领域提供丰富的史料，与此同时，对于非遗传承也具有特殊意义。

以戏曲类非遗为例。戏曲的教学传承主要依靠老师的言传身教，在一代代戏曲人的传承过程中，很多细节或者具有个人风格的特点发生了改变甚至遗失，这是由于记忆、时代、个人风格等诸多因素所导致的。而口述历史的影像记录可以将作品与个人陈述相结合，以“原生态”的方式记录并永久保存。这对于后来的学习者、研究者都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2.陈列展示

公共展览是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实现传播和教育功能的主要途径之一。口述历史由于更多聚焦个体的记忆，口述主体作为历史长河中的某一阶段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这种自下而上的历史表达往往比传统自上而下的历史记录更能够与受众达到情感上的共鸣。

每一份个人的记忆，都是一份独一无二的人性档案。^[8]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不同的受访者会有不同的记忆点，正是这种差异性构成了历史的生动。口述历史在公共展览中的合理引入，可以理解为试图通过某一社会历史背景下诸多差异而又统一的个体特征来整体呈现一个群体的面貌。^[9]这种引入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创新，也是口述历史教育价值的一种体现。

3.其他应用

除了上述应用途径，口述历史还可以应用在旅游导览、文艺演出等场合。

在旅游导览中的应用以名人故居为例。除了与故居相关的名人、后代关于建筑的相关回忆之外，建筑相关设计、建造、养护者，曾经在此生活的普通住户都可以成为口述的主体，讲述他们关于房子的记忆。这种记忆完全可以是碎片化的，分布在房子的各个角落，参观者可以通过二维码的途径获取音视频内容。

同样地，文艺演出中，作品相关、演员相关的口述内容可以通过屏幕、展板及二维码等途径陈列于演出场馆内。这样的展示完全可以作为内容上的一种补充，帮助观众更好地了解、体验演出内容和背景。

当然，口述历史的实际应用远不止以上所述的这些途径，它还有待于所有的口述历史参与者继续开发，更好地应用、发挥好口述历史的价值。

(作者供职于上海音像资料馆口述历史工作室)

【1】
杨祥银.试论口述史学的功用和困难[J].史学理论研究，2000（3）：37.

【2】
[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M].王芝芝，姚力，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3】
王伟.口述历史的意义与价值辨析[J].文艺生活，2014（11）：65.

【4】
朱奕婷.论口述历史的“影像转向”[J].现代传播，2016（6）：158-159.

【5】
赵京梅.用镜头展现“口述历史”的魅力[J].新闻与写作，2015（7）：104-106.

【6】
陈墨.口述历史与语言学[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7）：125.

【7】
王拓.“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研究的困境与向度[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3（12）：89.

【8】
陈墨.口述历史——个人记忆与人类个体记忆库[J].当代电影，2012（11）：85-94.

【9】
盛卿，肖鹏.口述历史在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展示设计中的应用研究——以苏格兰国家博物馆“苏格兰：不断发展的民族”展厅为例[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6（5）：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