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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丁解牛】民生新闻中舆论监督报道的有效性探究
近年来,各大电视媒体纷纷推出或重点扶持民生新闻栏目,而作为民生新闻栏目中的重要一环,舆论监督报道在反映社情民意、促进问题解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赢得广泛受众、提高节目收视率的一项利器。中国传媒体制变迁,发生于宏观经济体制从计划向市场转轨的过程中。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道路后,我国国民经济呈现了高速发展的态势,一个巨大的媒介市场包括与之相关的消费市场、广告市场已经形成。[1]然而经过多年的发展,在一些民生新闻栏目中的舆论监督报道尚有提升的空间,有的是媒体舆论监督意识泛化,报道的着眼点缺乏客观均衡和大局观;有的是调查不够细致深入,以偏概全;有的是注重事件本身的曝光,而忽视问题的解决;有的是内容过于板正或表达方式简单粗糙。凡此种种,都源于没有把握舆论监督的本意和精髓。舆论监督报道要做到客观公正并让群众受益,“价值观引导”和“受众为本”就成为了重要课题。在研究这一课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逐步梳理民生新闻与舆论监督报道的理论化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电视化的内容和表达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逻辑逐步展开。
一、民生新闻与舆论监督报道的概念框架
在民生新闻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这种传播范式,提出其内涵包括“题材选择上的民生内容、报道立场上的平民视角、价值取向上的民本意识和报道方式上的民众话语。”[2]在本文看来,民生新闻首先不能跳脱出“民生”这一概念。“民生”一词的字面意思,如其最初出现于《左传》及其后来在《辞海》中的阐述,“民”取“人民、平民、群众”之意,“生”则取“生活、生计”之意。从词意里可以明确看出民生新闻诞生的一系列内在因素,包括其出现的原因、发展的逻辑,以及内容更迭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匹配性。
1.电视民生新闻节目出现与蓬勃发展的内在逻辑
电视民生新闻出现的原因,是民众开始将目光更多投向旁人的日常生活,以此为自己的日常生活提供乐趣、警醒与思考。而电视民生新闻更是需要家家户户先有电视才能具备基本的传播渠道。当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是不会有精力关心本可能与自己风马牛不相及的生活琐事的,也无法获取相应的信息接收渠道。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更多人民群众家中有了电视,而在基本解决了温饱后,开始遇到真正的“生活中”会出现的问题。这是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全国逐渐形成数量众多、广受群众好评的民生新闻节目的重要原因。
电视民生新闻节目的蓬勃发展也暗含电视新闻传播功能的变化逻辑。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电视新闻传播领域“开始了细化和分工……形成了集宣传、监督、告知、沟通和服务于一体的电视新闻功能的多元化局面”。[3]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带来的市场化,使得电视新闻传播面临一个急迫的问题——如何尽快转至“受众导向”。人们逐渐意识到“传媒应该做的不仅是传媒要做的,更是受众要传媒做的”。[4]为了保证收视率和节目的社会效应,电视节目制作就必须直接吸引群众的注意力,让节目真正走进群众生活,进而被更多的群众所接纳。
电视民生新闻的内容更迭,也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巨大发展与变化。电视民生新闻的传播速度和感染力远超以往的其他传播形式,往往以最快的速度在第一时间为群众带来最真实的现场情况,更容易激起广大群众的同理心或集体情感,让群众更直接地感受到节目希望传达的人文关怀。同时,随着各种社会问题在社会的转型期不断涌现,电视民生新闻的内容关注点也不断变化。从关注群众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到顺应群众对于娱乐化和生活中的趣味事件的要求,再到帮群众解决切实存在的问题,以及为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提供解决的方案甚至是模版。最终,人民群众在新的社会发展时期,开始呼吁更高层次的需求,即拥有畅通的渠道对社会重新建构监督体系并形成舆论的力量,从大环境和长远的角度促使社会变化至自身更为满意的形态。
作为上海第一档电视民生新闻栏目,《新闻坊》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就栏目的发展轨迹来看,从节目最初的主持人纯粹“聊新闻”模式,到集合19个区县电视台之力播报本土新闻,到集中记者力量推出《市民呼声》、《城市巡访》等舆论监督小专栏,再到如今最新改版后推出的一系列民生小专栏,以及由《市民大爆料》、《大家帮侬忙》、《城市巡访》等组成的加强版舆论监督板块,都反映了在时代发展大背景下,电视民生新闻为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变化的物质文化需求所做出的种种改变。尤其是在新的社会发展时期,人民群众对于改善自身境遇以及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需求日益突出,作为民生新闻重要组成部分的舆论监督报道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也就顺理成章了。
2.电视民生新闻中舆论监督报道之于社会结构完善的价值
“舆论监督”作为党的正式文件确认的一个概念,自从首次出现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以后,1992年党的十四大、1997年党的十五大和2002年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均重复出现。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强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十六大报告指出:“认真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5]正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大背景,民生新闻中的舆论监督类报道应运而生。民生新闻的市场化导致的“受众导向”被普遍接纳,不但促使受众的监督性需求得到了回应,更是在互动和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巩固了电视民生新闻作为群众进行舆论监督主渠道的地位。
现代舆论学研究中的“舆论监督”是一个主谓结构的词组,指的是公众通过舆论这种集合性意见形态,对各种权力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包括著名记者)自由表达看法所产生的一种客观效果。[6]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群体中的舆论监督行为和通过电视民生新闻建构的舆论监督体系是有所区别的,前者带有强烈的自发性和道德评价机制,影响力一般也仅限于群体内部;而后者对受众而言虽然是被动的,却很容易产生扩散效应,形成更大的辐射面和影响力。
由于电视传媒机构都是国有单位,因此从结构上看,传媒监督尤其是电视民生新闻的舆论监督体系,可以被看作是我国权力及行为监督的基层延伸,通过渠道的不断下沉,配合国家及地方机构实行覆盖全民的有效检查监督。在这一过程中,公民意识和机构水准是互相促进、一同上升的。换言之,只有公民意识的整体性提升,才可以使得民生新闻的舆论监督有用武之地,而相关节目越贴近群众的所需所想,才可以得到群众更多的正向反馈,进而促使社会整体的公民意识升级。
纵观《新闻坊》栏目中舆论监督报道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舆论监督的渠道是如何实现一步步下沉的,也能清楚地看到近年来公民意识的显著提升和媒体传播手段的逐步多元化。可以说,《新闻坊》最初推出的舆论监督小专栏《市民呼声》其实是被动的,因为选题唯一的来源是热线电话和观众来信,记者常常坐等受众投诉并从中筛选出值得报道的内容。在这个时期,受众的投诉大多集中在与自身利益攸关的生活事件上,很少关注公共事务以及他人的生活方面。随后《新闻坊》又推出了《城市巡访》报道,由于这个小专栏最初是为配合世博会开设的,所以它的报道面覆盖到上海的大街小巷,关注点也聚焦到公共环境和公共事务方面,选题更多来自市民巡访员对各个街道社区的实地走访,节目中还设置了市民巡访员评论环节,首次让市民参与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这对于提升公民意识而言是一个启发式的进步。近几年《新闻坊》又进行了改版,推出的《市民大爆料》和《大家帮侬忙》与新媒体相结合,在《新闻坊》微信公众号上不仅开设了新的投诉渠道,报道的内容也通过微信公众号二次传播并形成与受众的互动,仅去年,《大家帮侬忙》就有十多篇舆论监督报道获得超过十万的点击量,就其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力而言,民生新闻作为群众进行舆论监督主渠道的地位已然基本确立了。
二、电视民生新闻在舆论监督报道过程中的实践经验及问题
通过《新闻坊》的具体实践我们意识到,在电视民生新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舆论监督报道能够产生更大的社会效应至少需要符合三个条件。
其一,节目需要直接服务群众,不断突出民生新闻的服务性,并将服务性代入到舆论监督环节之中。只有强化民生新闻的服务属性,才可以将市场化的“受众导向”真正落地。这也意味着在舆论监督报道中,必须以真实、专业和详实的态度对待群众,做到以群众为本。在诸多民生新闻节目的实践中,既有反映群众与地方政府、机构间的问题,也有不同类型的群众间的矛盾,从服务的角度出发,就必须尽力保证公正。如果是地方政府和机构的问题,就应该借助自己的资源和平台为群众发声;如果是群众自身的问题,则应该以此为契机宣传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如果是富裕阶层和普通群众间的矛盾,则应该宣扬正确的价值观,既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判断和引导,也对道德上的亮点进行充分报道。只有在公正的基础上展现出“人情味”和正向的价值观引导,才是对群众最好的服务。
其二,节目需要持续贴近群众,坚持从群众感兴趣的平常生活和日常小事入手。某种程度上,民生新闻节目应该适当地兼顾“大民生”和“小民生”。所谓的“大民生”就是以官方为主,所谓的“小民生”便是以平民视角关注与百姓息息相关的事,要关注百姓衣食住行。[7]只有引导群众在日常生活和周边日常当中,找到主人翁意识、培养主人翁精神,才可以使得群众更好地建立并拥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时代有诸多的新气象,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从形态到面貌都焕然一新,不能用过时的评价标准来盲目地批判新现象,只有贴近百姓生活的变化,才能得到群众真正的认可。由于舆论监督报道涉及强烈的公信力问题,如果节目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哪怕是正常的舆论监督报道,也很容易使群众产生相反的意见,严重者会认为节目是在火上浇油。所以民生新闻节目必须接地气,舆论监督也势必要在新时代坚持与时俱进。
其三,节目需要不断沟通群众,坚持从群众的反馈当中寻找灵感,通过与群众的互动进一步树立自身形象。群众的积极参与既是民生类节目制作的初衷,也是坚持的动力和目的,作为以群众为首要关切和服务对象的传媒形式,民生新闻尤其是舆论监督类报道,更要注重与群众的及时沟通。必须做到群众有问题就第一时间解答,群众有要求就第一时间满足,使群众意识到民生新闻栏目是可靠的,通过这样的栏目发声,很有可能帮助自己实现以往难以企及的目标。只有和群众高效及时地互动,才能最终形成正向循环,有越来越多的群众愿意以这个平台来自发实现舆论监督,平台的内容对于普通群众也便有了更多的借鉴意义。
但在民生新闻的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值得业界思考。比如之前我们提到的媒体舆论监督意识泛化、重曝光轻解决、内容和形式的欠缺等等。这些问题当中有很多是民生新闻所共同面临的,但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形成重要的改变。
三、电视民生新闻中舆论监督报道的有效表达
1.民生新闻的舆论监督报道要注重价值观引导
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民生新闻在重视市场化的“受众导向”的同时,也应时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时代新思想。在民生新闻的实践中,我们也时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记者在进行舆论监督报道时存在角色错位的现象,在未弄清基本事实及其发生背景的情况下提出犀利批评,甚至代替执法部门和职能部门匆匆得出结论,这种舆论监督意识的泛化,不仅影响到受众对事件的了解和判断,也对正常的行政程序和行政执法产生了负面影响。另外我们常说,舆论监督报道用词要准确,逻辑要严密;要客观真实记录,不能妄加推断和评论。这就要求从事舆论监督报道的新闻工作者,从思想上和工作作风上要格外审慎,不能因为民生新闻“短、平、快”的特点,就疏忽了新闻工作者应有的社会责任感。此外,一些报道为追求收视率,流行“标题党”和“博人眼球”的做法也是应该摒弃的,媒体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来自节目正确的价值观,来自客观公正的报道。作为舆论监督报道,具备这样的认知是至关重要的。
2.以受众为本,倡导建设性舆论监督
近年来,民生新闻的舆论监督报道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有了明显的变化。从其趋势来看,当前的舆论监督报道正在向着建设性方向发展。所谓建设性的舆论监督报道,往往并不满足于“曝光”了事,而是更注重推动问题的解决。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公民意识日渐提升的过程中,群众乐于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并提出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在得到职能部门采纳后,加快了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记者已不再充当仅仅是曝光者的角色,而是一路深入走访相关部门,让群众的诉求得到正面回应并推动事件取得圆满的整治成果。在《新闻坊》的实践中,这种反馈类报道时常见诸荧屏。而这种为群众发声、为群众解决切身困难的做法也深受欢迎,被群众称之为“负责任的节目”。
3.注重“三贴近”,发挥电视媒体特点
电视与其他传统媒体最大的不同,是它独有的画面语言。电视将视觉和听觉相结合,并传达给受众,因而有了“看电视”这一说。电视民生新闻中的舆论监督报道,首先要在内容上有别于其他媒体,不能写出与报纸如出一辙的文稿,这类文稿更像“读”而不像“说”。无疑这种书面式的报道,是不能让电视受众产生喜闻乐见的感受的,至少他们觉得这样的报道是有距离感、不那么有亲和力的。其次,运用好画面语言,也会起到深化主题的效果。比如多角度地拍摄,可以突出问题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或影响面有多广。动态的画面,会给人以事件进行中的感受,并带动受众思维与之同步。只有报道的内容和表现手法切实改进了,舆论监督报道才能达到最大化的传播效果。
结语: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何进一步贴近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已成为民生新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新的媒介时代,民生新闻的舆论监督大有用武之地,可有效促进行政水准和公民意识的提升。民生新闻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始终以群众的利益为着眼点,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进步。
(作者为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坊》 栏目编审)
参考文献:
【1】
孟建、刘华宾:《对“电视民生新闻”现象的理论阐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7期
【2】
董天策:《民生新闻: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范式》,《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6期
【3】朱寿桐:《论电视民生新闻理论的可能性》,《中国电视》,2005年第12期
【4】
朱菁、江黎黎:《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电视民生新闻的可持续发展探讨》,《新闻实践》,2005年第2期
【5】陈力丹:《我国舆论监督的理论与建构》,《新闻界》,2004年4月
【6】陈力丹:《论我国舆论监督的性质》,《新闻知识》,2003年11月
【7】上官丽珠:《民生新闻节目如何创新》,《电视指南》,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