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与“新节目”的诞生

“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1]。近年来，以《急诊室故事》（2014）、《人间世》（2016）、《巡逻现场实录2018》、《我们在行动》（2018）、《闪亮的名字》（2019）、《忘不了餐厅》（2019）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新节目”，引领了现实主义题材和话语的回归，为国内视听内容生态带来了阵阵新风。

面对传统媒体影响力和收视率的下跌，中国主流视听内容究竟选择什么样的突围方向，我们从这些“新节目”的发展脉络中，或许能看到一些线索。

一、“死循环”促使现实主义的回归

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影视发展中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左翼”到“延安”的现实主义作品，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倡导的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抒写时代、培育新人的最优选。我们熟悉的说法是：文艺作品要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要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谓生活的本质，简而言之即典型环境、典型人物。问题在于，不同时代的典型环境如何抓取，不同时代的典型人物能否按照一个套路来塑造？

同时，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语境下，大量国外影视节目及其生产模式涌入国内，内容上的娱乐化、营销上的资本化，以及伴随而来的明星制作、收视率和版权引进等，逐渐将国内视听节目的生产带入了一个“死循环”：电视台为外部资本打工、制作费用中明星和版权方拿大头、习惯跟风抄袭害怕自主研发。进入web2.0时代之后，随着互联网影视节目传播成为可能，各大商业互联网巨头在视听节目上也砸下重金，从购买节目到自制节目，在将传统电视观众转化为互联网用户的同时，其遵循的资本逻辑也进一步恶化了节目生态系统、扭曲了评价机制。

面对这样的局面，国家管理部门和学界业界并非没有警觉，但是在“市场导向”“用户需求”等理由的遮蔽之下，很多节目依然强调“大制作”“现象级”，在给观众带来“笑爆了”“笑尿了”的所谓效果的同时，放弃了对现实问题的观照，营造出虚幻的社会景观。有研究发现，2004年之后近十年的以“净化荧屏”“反三俗”和“反泛娱乐化”为目标的广电总局禁令中，大量禁令的内容雷同却被反复下发，由此得出结论：“当市场化媒体以‘公共性’和大众化的外衣获得受众的认同之后，媒介市场化和市场化媒体本身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力量，他们与国家规制的关系变得暧昧。”^[2]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对此问题的重视和政策执行力度的加强，情况出现了明显好转。2017年8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把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的通知》，要求在加强对电视节目监管的同时，更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打造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引导其积极做党和政府声音的传播者、社会主流价值的弘扬者、正向趣味能量的引领者、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践行者。2018年年初，全国广播电视宣传管理工作会议上强调“聚焦现实题材，推出讴歌新时代精神的力作……”。

因此，上述“新节目”的诞生，是中国视听节目贯彻现实主义理念，寻找新时代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结合的范本；同时也是中国传媒人在改革中探索试错的结果，体现了国家从宏观上对文化走向的要求。

二、内容直面“历史、现实、人”

从形态上看，上述节目中有的是纪录片，有的是真人秀；有的介于二者之间，也可以说是新的节目样态，但是它们都有共通的现实指向与问题意识，都有创新的拍摄制作手法，都呈现了中国当下社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从纪录片这个类型看，《急诊室故事》《人间世》《巡逻现场实录2018》等告别了中国纪录片的常见话题（美食美景、历史文化等），以纪录片特有的品格，冷静处理和看待中国社会的焦点议题，以现实关怀为底色、以现实问题为指向、以纪实主义为风格，既让观众触摸到社会发展中真实的脉搏，又凸显了纪录片在传播共同理念、沟通社会阶层、化解社会矛盾中的吃重地位。从真人秀综艺节目来看，《我们在行动》《忘不了餐厅》等既区别于早期的大型选秀节目，也不同于现今的偶像养成类节目，不再靠才艺、唱歌跳舞等形式，也不再聚焦“一夜成名”“眼球效应”，杜绝“恶搞”“噱头”“搏出位”的做法。国家扶贫战略如何落地，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如何关爱，这些有意义的选题得到了大众的响应，“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在节目中也得到了诠释。而《闪亮的名字》则代表着纪录片与真人秀的深度融合，节目将英雄们的历史资料与现实寻访、当事人口述与情景再现结合起来，以现代影像手段尽可能复原故事与场景，用明星演绎历史人物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新节目之所以能称之为现实主义的，在于哪怕是综艺性的内容也唤起了大众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与思考、追问与澄清，而不是回避、漠视、抗拒。早在上世纪40年代，西方传播学理论就指出，大众媒介最显著的功能在于监测外部环境、联系社会成员和传承文明。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精细化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人作为社会中的个体面临被“原子化”的危险，更多时候是通过媒介化的内容来认识世界，同时根据这些认识去构建自己的世界观。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电视机构也制作了一系列节目，促进了警民、医患等群体之间的交流，部分缓解了某些社会矛盾，如FOX电视网播出的《警察》（COPS，1989年至今）；TRU TV频道的《创伤：急诊室里的生命》（Trauma: Life in the E.R.，1997-2002年）、《急诊室的秘密故事》（Untold stories of the E.R.，2004年至今）；A&E有线网推出的《直击追捕现场》（LIVE PD，2016年至今）等。

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大众媒介依然要通过提供优质内容，去执行相应的功能。然而中国主流的视听节目既不能是舶来的“娱乐至死”式的，也无法套用以往的“高大全”模式。由此，我们感兴趣的是，能在《闪亮的名字》中听到战友讲述以往从未提及的英雄杨根思对自己婚姻问题的态度；在《忘不了餐厅》中目睹明星嘉宾作为“绿叶”式的角色存在，去引导、陪伴和帮助健忘老人；在《人间世》中感受医生不为常人所知的辛苦以及医学无能为力的时刻；在《巡逻现场实录2018》中窥见一线民警在处理突发事件、守护城市安全上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风险。

“普通人的故事、下沉的视角、自己为自己解说”曾经在上世纪末引领了中国电视节目的走向，例如当时央视的《生活空间》和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通过“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获得了上上下下的高度认可。我们倡导“新节目”回归现实主义，从聚焦平凡开始，在普通人身上探寻时代的脉搏，其实就是要找回传播在本质和本真上的交往沟通功能，用节目让观众走进历史、关注当下，用影像促进各个群体之间的弥合与认同，最终实现化解矛盾、凝聚共识。

三、未来：行稳方能致远

美国文艺理论家杰姆逊曾说：“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3]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学、传媒、影视等都是和国家国运绑定在一起的，中国人当年从西方引进“现实主义”的概念，正是出于一种共同的民族情感需要，带有明确民族解放和振兴的意愿，而“现实主义”如何投射关于国家的“寓言”，各个时代都应当有生动而切实的展开。

重新归来的现实主义值得我们珍视，秉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团队值得点赞。在这批新节目中，充满纪实性的镜头成为了连接戏里戏外、关系各方的桥梁。医生在镜头面前展现的“始终为患者考虑”的精神或是警察对着镜头讲述自己的苦衷，都通过影像的中介传达给了每一位可能成为“患者”或者“当事人”的观众。同样的，节目中的“患者”或是“当事人”诉说自己的故事乃至难处时，也在节目中获得了回应。于是，在节目的引导下，在观众的期待中，拍摄者与被摄对象、主人公与观看者完成了多轮沟通。这样的纪实性再往前延伸，就是真实感，而观众产生的真实感是信任和沟通的前提。诸如《人间世》《忘不了餐厅》都是从海量的素材中选取、剪辑而成的，主创人员沉下心、俯下身参与创作，才是节目成功的根本保证。

对于电视台和制作机构而言，在现有作品之外还有许多可以涉足的领域，不少社会热点和痛点的话题都可以进入节目，进而推动和谐社会关系的再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通过主流大众传媒，把寻求意义的过程变为节目来讨论和引领，而不是简单给出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寻求意义的历程，通过分享对意义的追寻，分享心灵的困惑、人生的艰难困苦，使得意义的追寻变成一个寻求对话、寻求共识的过程”^[4]。当然，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相关节目成功之后，要防止“伪现实主义”节目的出现。正如石涛借用陶渊明的诗句说的那样“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一旦创作出现模式化、肤浅化就面临着无源之水的危险。事实上，打着“亲子、公益、扶贫”旗号“挂羊头卖狗肉”的节目仍然存在，将乡村、远方、底层群体作为“影像剥削”对象的做法也时有发生。

从国家层面看，应该进一步鼓励现实主义精品力作，强化视听产品的高质量发展和绿色收视率。市场机制和资本的力量是影视发展的强劲动力，视听节目要市场化，但不能“唯市场化”：当市场和资本成为吞噬国家和社会的势力，它就变成了异化的力量。长期以来，中国的传媒研究有这样的认知惯性——认为国家引导就是“低效与控制”，市场主导就是“高效与民主”——这样简单的、机械的二元对立分析必须被打破。中国的媒体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是控制与利用资本,还是被资本控制和利用？市场化的外部性、负面效果如何应对？视听节目二十年来发展的轨迹就是明证。传媒领域既有经济属性，又有意识形态属性，不能简单分开，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在于，传媒领域不是悬浮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而是整个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一个国家包括视听节目在内的文化产品的生产，是由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综合决定的；一类节目的成功，也要回应特定时空下社会文化、社会思潮和社会问题。这就是当下现实主义节目回归的核心逻辑。

综上，伴随着国家传媒体制的完善和宣传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伴随着国家对互联网上视听内容的持续管理和净化，伴随着融媒体传播技术的不断深化，现实主义题材的视听节目必将更加丰富、更加多样，重新赢得传媒生态中应有的地位。

（陈一，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张旺、卢子凌均为苏州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1】
对清人石涛的这句话，今人有不同理解，本文在此不做讨论，引述主要为了强调艺术与现实的紧密关系。

【2】
赵瑜：《媒介市场化、市场化媒体与国家规制——从净化荧屏、反三俗和限娱令谈起》，《新闻大学》2015年第1期，第56-64页。

【3】
［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张京媛译：《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当代电影，1989年6月。

【4】
吕新雨：《<朗读者>与中国综艺节目的未来》，《错位：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叙述与视觉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