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三十六载 ——基于媒介框架的政治传播学研究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简称为央视春晚或春晚，是中央电视台在每年除夕之夜为了庆祝新年而举办的综合性文艺晚会。其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正式诞生于1983年。作为一场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盛事，春晚的受众范围广泛且自1983年开始伴随并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社会的变迁，政治改革、社会动态和价值观念变化都被春晚及时地、鲜明地记录下来并以节目的形式呈现，国家与市场、社会力量在春晚的媒体场域不断互动，因而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也获得了学界持续而广泛的关注。春晚作为中国特有的媒介形式和媒介表达方式，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国语境下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观念变迁的媒介样本。

 

一、媒介框架与春晚

框架的概念最初缘起于人类学，戈夫曼（Goffman）将“框架”引入社会学，普遍被认为是该理论的开山者。他在其1974年出版的《框架分析》一书中，提出了“框架”这一社会学的微观概念。他认为框架是个体理解客观世界的首要和最本源的视角和解释图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认知结构，是“个人将社会生活经验转变为主观认知时所依据的一套规则，能够使它的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那些看似无穷多的具体事实”^[1]。自戈夫曼开始，框架理论被广泛应用到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经吉特林（Gitlin）、恩特曼（Entman）等人的发展，框架（framing）理论如今与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启动（priming）并列为当前政治传播领域成果最多且影响力最大的三大理论。

框架研究主要可分为三大方向，从媒体生产、信息传播和媒介效果的角度，一是探究媒体框架的建构过程，二是考察媒介框架传播过程，三是信息接收方的受众框架^[2]。可见框架的编码、传播、解码的过程其整个流程都在框架理论的应用范围内，本研究聚焦的则是媒介框架（media frame）研究。

媒介框架的分类多样，恩特曼（Entman）曾针对新闻报道建构了通用议题框架：界定问题、因果分析、道德判断和处理结果。在恩特曼4种通用框架的基础上媒介框架又不断丰富，目前学界使用较多的媒介框架分类方式是斯密特克与瓦尔肯堡（Semetko&Valkenburg）在研究1997年欧洲国际会议期间的5家全国性报纸和电视新闻报道政治性议题时提出的新闻框架，分别为：责任归因、冲突、对人影响、经济—后果和道德。而后许多传播学研究就是在其基础框架分类上进行修改沿用，如瓦雷泽(Vreese)提出了新闻报道的两种框架——特定框架与通用框架，通过对前人研究者的新闻研究对象分类，他认为特定框架只在某些特定议题和新闻中出现，如报道经济—后果和冲突；而通用框架则是具有普遍性的，在任何媒介报道中都存在的基础框架。台湾政大学者钟蔚文和藏国仁则认为框架不能陷入咬文嚼字的文字游戏中，主张应关注文字背后的意义与价值，因此提出了框架的三层次分类，高/中/低层次框架，即高层框架关注新闻意义、中层框架关注新闻结构、低层框架关注文本特征。

框架理论为春晚提供了提纲挈领的切入视角，本研究基于学者钟蔚文和藏仁国的三层次框架构建了主题、表演者和话语三重框架，钟蔚文和藏国仁提出的高层次框架指对报道背后的主题、意义推导；中层次主要是研究媒体报道如何实现意义传达，如采用何种叙事模式传达、如何表达主要事件，如何溯因及如何评估等；低层次框架主要是在字词、句法等修辞话语的使用技巧方面。春晚虽不等同新闻报道，但是其与新闻同属于借由言语或符号再现社会真实传递价值的媒体形式，仍旧可以对应媒介框架的高、中、低层次实现框架分类：对媒介而言，高层次框架就是节目、表演背后所传达的主题和意义。中层次框架上由于春晚的文本内容并非程序规整的新闻报道，夹杂大量口语，节目的文本结构难以形成规律，因此探究传统的文本的表达结构并不适合；但是中层次框架的意指原为探究新闻实现意义传递的具体方式，在媒介中表演者就承担着意义转换的功能，无论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还是家国情感，只有通过表演者的实践转换才能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感的真实，表演者的角色、身份、背景甚至着装无不在转述意义，因此本文选取表演者框架代替中层次框架。低层次框架则是对文本话语等微观层次的框架分析。综上，笔者在三层次框架的基础上提取了媒介的主题、表演者和话语三个层面的框架分类。

 

二、春晚框架分析

研究选取1983年到2018年间历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单和春晚文本内容（节目文本），整理形成自建数据库。研究数据样本选取自央视网公开节目单与主持词，部分缺失材料通过维基百科、百度百科搜索并确认真实性后予以补充。

（一）主题框架

研究的数据基础是对春晚1349个节目内容进行人工编码。为纵观春晚历年来政治色彩的整体强弱变化，本研究首先编码考察主旋律类主题的节目变迁。主旋律定义具有多义性,学者王潇曾构建“政治宣传主流类”^[3]原则用于对春晚的定量分析，而笔者认为，主旋律从属于并包含在政治宣传主流类中，但与主流意识形态并非同一概念，本研究在做主旋律类框架编码时，取主旋律节目的狭义概念，即侧重于体现、凸显和捍卫党政军队的统治性、主体性、权威性的节目。

除开这一特定主题内容，对于“政治宣传主流类”的其余部分，本研究以意识形态和制度规范为编码在后文做进一步分类分析。

1.主旋律节目：该节目历年比例波动中递增，主旋律节目模式化

从36年春晚中主旋律节目占总体节目的比例来看，1349场表演中有117场呈现了主旋律主题，占节目总数的8.7％。总体上来说主旋律节目的比例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这表明春晚政治性色彩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波动过程，并且1983年以来国家对媒介——春晚的控制在波动中增强。上图呈现了春晚1983年以来主旋律主题节目的详细变化。

通过对数据的历时性分析可发现，春晚主旋律节目的波动起伏大致可以划分为4个时段^[4]：

图1:历年春晚主旋律节目趋势变化图

 

 

20世纪80到90年代，总体来看主旋律节目比例呈波动下降状态，这也与当时改革开放、多元话语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崛起有密切关系。1990年主旋律类节目比重属较低水平，近3.33%，仅次于2012年最低值。这与当时的1989年政治风波，国家谨慎体察民意并全面收紧宣传口径不无关系。

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总体来看主旋律节目设置比例波动中上升，并在1998-2000年达到该段内峰值，最高为1999年26.3%。这与该阶段国家的外事节奏密切相关，1997-1999年间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怀抱，带来该时间段内主旋律类节目比重大幅提高。

21世纪前十年，总体上主旋律类节目的比重保持相对稳定，基本保持在10%-15%之间，该时间段内2003年为峰值，主旋律类节目比例为19.5%，这与2002—2003年SARS事件肆虐全国，国家亟需在媒介中塑造国家形象、维护社会稳定有密切关系。

2010年后，总体上主旋律类节目的比重先减后增，并且增势迅速，从2012年最低值——2.7%到2016年的30.56%峰值仅经过4年，折射了该阶段对春晚的议题设置由相对宽松随意到精密把控的状态。21世纪前十年国家对媒体的稳定管制带来了2011-2013年政治节目的较低比例，此阶段媒体的自主性增强，2012年春晚提出改版尝试，为了致敬即将到来的春晚30年，该年春晚曾表示2012年春晚将回归1983年的娱乐化晚会庆典，在节目设置上避开社会话题、敏感话题^[5]。不过春晚的改版尝试未能坚持。2013年以后至2016年，春晚主旋律类节目比重迅速上升，并于2016年达到30.56%的峰值，展现了中国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面对复杂的舆论环境和国内外形势，对媒介的管理有所加强。

众所周知，在集体节目日渐增多的春晚舞台上能够单独表演节目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而在进一步观察编码为主旋律主题的节目时，笔者发现，主旋律类节目出现单独演出的情况相对较多。并且与春晚所有独演节目对比发现，虽然历年春晚独演节目数量总体上是在波动中下降的趋势，但是主旋律类独演节目的数量却相对稳定，特别是2006年后，基本保持1-2个固定主旋律节目。结合对春晚的实证观察，我们会更容易描绘出特定主旋律节目的表演框架——每年节目数量保持在1-2个，演出者多为1人，表演者多为军旅演员。此类主旋律节目的存在是春晚节目中保持不变的“标准节目”，具体节目统计如下表，36年间共计40个节目。

 

表1

 

 

2.意识形态与制度规范节目：该类节目历年比例在波动中递增，以塑造国家民族意识和倡导社会和谐为主

根据对历年春晚进行的编码结果显示，向民众传递特定的意识形态与制度规范的节目比例在波动中增加，历年春晚节目的主题集中于塑造民众的国家、民族意识和倡导社会秩序这两类，更强调国家和民族意识、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秩序感。展现政府绩效的主题和倡导公民权利两个主题在春晚上亦有所提及，但占比相对较小。

1983—2018年间体现国家民族意识的节目有465个（占总节目比例的34.5%），其中爱国主义议题节目294个，民族主义议题节目171个；社会秩序倡导节目405个（占总节目比例30%），其中社会和谐议题节目331个，敬业诚信节目议题74个；绩效主题178个（占总节目比例13.2%），其中经济发展议题节目117个，技术进步议题节目61个；公民权利导向节目49个（占总节目比例3.6%），展现社会公正、民主法治和自由平等主题分别为11个、23个和15个。以下两图（图2、图3）显示了样本中更具体的主题分布特征。

图2

 

 

图3

 

在国家民族意识这一主题上，春晚表达爱国主义的节目比例总体在波动中增加，而表达民族主义的节目比例在波动中下降，爱国主义节目比例总的来说高于民族主义节目。自春晚诞生到21世纪初，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走向趋势相同，并且在1998年，爱国主义节目和民族主义节目均达到节目比例最高值，这一现象与当时社会政治事件密切联系：香港回归。2004年是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分界点，此后民族主义节目比例在波动中逐渐降低，而爱国主义的节目比例则在波动中迅速增加。这展现了媒介在不同时代对民族和国家观念应用不同：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初，在动荡的社会改革时期，民族和国家两者并驾齐驱，被共同用来唤起人民情感，增强民众家国认同感；20世纪初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国家能力和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国家意识形态地位逐渐超越民族意识形态。目前春晚在传达国族形象时以国家意识为主，民族意识为辅，致力于展现一个国家强盛背景下民族团结、富强、繁荣的国家形象。

编码为倡导社会和谐类的节目中，倡导社会和谐的节目比例在波动中递增，且比例普遍高于其他类别的主题框架。倡导维护经济秩序的敬业诚信节目比例在波动中保持相对稳定，一般在10%以内。这展现了倡导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教化是春晚这类媒介重要的宣传任务。

相较于前两类节目，编码为绩效类的节目比例相对较低，证明在春晚舞台上展现政府绩效并非国家最主要的宣传方向。而公民权利类的节目总体比例最低，证明基于春晚独特节日属性，公民权利意识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并非春晚舞台上主要的宣传议题。虽然不是主要的宣传议题，但是这些主题的表达也有自身的波动变化，如改革开放后、港澳回归、奥运会等时刻，政府的绩效实力被强调；1986年、1989年及2014年后，公民权利的议题比例较高，证明我们刻板印象中“不变的春晚”并非铁板一块。

 

 

图4^[6]

 

 

（二）表演者框架

表演者相当于媒介与大众的连接者，经由表演者，人们在这个特定的神圣时间内，获得了在现实世界与媒介世界之间穿梭转换的机会。无论是社会主义新时代大国崛起的文化想象，还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价值等一系列抽象话语，只有转化成赵本山、黄宏、王宝强、朗朗、TFBOYS等呈现的农民、邻居、打工者、励志明星这些具体形象和具体事件，才能被最广泛的观众感知、认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研究中表演者统计均为名字单独在字幕中出现的主要参演人员，伴舞及团体演员并未计算在内。由于早期春晚存在一人表演多个节目的情况，为减少误差，参演次数按参加春晚的年份计算，若在同一年表演多个节目仍计为参与一次春晚。^[7]

总体来看，截止到2018年春晚，历年参与春晚次数最多的前三位演艺人员分别是冯巩（32届）、蔡明（28届）、黄宏（25届）。其余宋祖英（24届）、赵本山（23届）、张也（23届）、姜昆（22届）、彭丽媛（21届）、郭冬临（20届）、郭达（20届）。常被认为参与春晚最多次的李谷一仅参加过17届春晚，并未进入“春晚钉子户”前十。当然除了演员参演次数的基础数据，本研究进一步发掘了演员数据背后传达的信息。

1.表演者数量：演员丰富化，独演节目展现特殊意义

本研究首先将参演者人数进行分类，以历年官方节目单为准，将节目划分为参演人数1人、2-10人和10人以上三种。根据春晚的表演人数百分比图来看，表演人数在2-10人之间的节目比例保持相对稳定；尽管部分年份有反复，但是总体上个人表演的比例在降低，取而代之的是集体组合表演节目逐年增多。众所周知，春晚作为举国关注的舞台，分秒必争，独演机会变得越来越珍贵。图表显示出的结论与春晚不断壮大、参演人数逐渐增多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但是在如此紧张的时间安排中，再出现单独表演的项目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因此笔者着重观察了参演人数为1的节目。36年间单独表演的节目共计297个，以歌唱节目为主，个人表演次数最多的演员为宋祖英14次、彭丽媛12次、董文华11次，可见军旅歌手是独演节目的主力军；港澳台及外籍演员是另一主力军，共有59个节目，占总节目比例的20%；独演节目主题往往集中于歌颂祖国、赞扬美好生活。

2.表演者籍贯：多元化趋势，对内交流转为内外兼顾

演出者的身份实则是国家传播政策的“信号灯”。从图中可以看出，从诞生之日起春晚就已经有来自境外的演员参与。第一位登上春晚的境外演员并非大家记忆中的张明敏，而是台湾演员林丽芳。早在1983年第一届春晚她就已经登台表演诗朗诵节目《每逢佳节倍思亲》。节目内容主要为展现两岸同根同源，呼唤祖国早日统一。成龙、周杰伦与刘德华并列参与春晚的境外演员次数第一名，均参加过5次春晚。而从历时性数据看主要参演人员中港澳台及国外演员比例总体上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20世纪80、90年代以邀请港澳台表演者为主，反映了当时我国政治传播策略的主要重心在中华大家庭的对内交流，致力于打造“中华共同体”，增强民族认同感，对内巩固国家政权；而21世纪特别是2010年后，外籍参演者比例激增，其中邀请外籍参演者最多的年份是2018年春晚，共计11人，占总表演人数的21%，刷新春晚外籍演员参演人数历史记录。这反映了我国政治传播的方向由对内交流转为内外兼顾，并致力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传播策略。越发开放的大国气象，通过演员的设置也得以呈现。

3.特定表演群体：不变的模式化形象框架

（1）少数民族形象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了巩固多民族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少数民族身份也是春晚表征意义构建时必不可少的符号。本研究将1349个节目中少数民族演员参演的节目进行统计，共计105个节目，节目形式包含歌曲、舞蹈、小品、相声，内容以展现民族特色、强调民族和谐为主。总的来说历年春晚少数民族演员的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在2-4人左右，近年来少数民族演员登台的机会逐渐增多，数量总体上呈波动中上升的趋势。

 

图8

 

 

 

（2）军人形象

军人是党国形象最直观的代表，因此在春晚的节目中着军装的军人形象出现往往成为受众感受国家权威最直接的渠道，对整个节目的价值传递和意义表达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本研究对1349个节目中着军装并展现军人形象的节目进行统计，36年间共计62个节目。并通过与历年参演春晚的部队演员比例做对比后发现，春晚诞生以来尽管部队演员参演人数经历起伏变化，但是自1985年以来，着军装的军人形象节目的比重基本保持不变，每年保持在1-2个，节目形式以歌舞为主，较少出现语言类节目，内容以展现军人精神面貌、歌颂军人及家属为国奉献为主。这证明了展现军人形象的节目也是春晚框架设置的一个稳定组成部分。

 

 

图9

 

（三）话语框架

话语框架是考察媒体在字词、句法、叙事话语等微观层面的使用技巧。因此对本部分将采用定性的文本分析法，通过分析历年春晚节目的题目和文本内容观察春晚如何搭建话语框架。

1.题目：神圣性、庆典性的话语特征

图10：春晚节目名称关键词词云

 

题目往往凝聚着一个节目的精华和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因此，本研究对历年春晚的题目进行分词和文本处理，发现题目文本分析的结果表征意义突出，凸显了春晚“仪式性”的叙事特点。除了每年的保留曲目《难忘今宵》占比较大外，如“阳光”、“春天”等表征意义较强的词语，以及“和谐”、“幸福”、“欢乐”、“快乐”等词语成为主旨，无不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证明了在除夕夜播出的春晚具备了神圣性和庆典性的仪式性质，这种仪式性特征自春晚诞生开始便始终贯彻。

2.节目文本：家庭和国家话语占主导地位

除了对题目的分析，想要了解“春晚到底在说些什么”，需要从春晚的文本内容入手。本研究对1349个节目进行内容分析，通过数据搜集和询问获得1106个节目文本，占节目总数的82%，其余244个节目因难以获取全文文本以节目名称代替文本内容纳入分析。下图展现了春晚名词词频的前20组词语，其中表示家庭的词语出现频率最高，如家庭、孩子、儿子、妈妈、爸爸等；展现国家角色的词语次之——“中国”出现了638次，“祖国”出现了264次，“中华”出现了195次。当然除了展现家国价值的词语，还有展现社会和个人关系的词语，如自己、朋友等，以及革命时代话语“同志”，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这些词语的出现证明了春晚舞台上多元价值取向，这也生动地展现了在春晚舞台上的叙事技巧：以“家”为基本框架的日常生活表现，以“国”为共同体想象带来文化身份认同，家与国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兼顾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个人价值观念的崛起和全球化观念和革命时代的历史遗产。

 

图11：1983-2018年春晚文本分析名词词频图

 

根据上述词云和关键词词频分析，我们初步纵览了春晚是如何表达的，但是春晚的表达内容又发生了怎样的变迁？有研究发现国家某一事件节点的宣传战略是紧密围绕着当时的党政政策方针设置的，因此本研究进一步以时代政策为界对1983-2018年春晚的文本内容进行文本的历时性分析，发现：

改革开放之后到21世纪初，春晚的文本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多元价值的碰撞与中国社会逐步走向全面开放的过程。如“世界”一词在两位领导人任期内的春晚舞台都是热词。而从1983-1990（邓小平时代）和1991-2002（江泽民时代）两者对比可见，随着时间的变化，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中国故事”在逐渐被表征为“告别革命”和“拥抱市场”。诸如“同志”“英雄”等话语称谓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朋友”“大哥”等称谓。究其根本，这阶段呈现出这些特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社会生活巨大变迁，来自市场、自由、开放的价值观冲击并逐步取代了传统革命时代的计划、集体价值观。这也与当时的国家形势相符，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初如何打破最广大民众思想上的藩篱，树立政策合法性，春晚无疑是最好的传播渠道。透过精心编排的节目，可以达到向民众传递“改革开放”“走向世界”“市场经济”等观念，形塑民众对改革开放的认知作用。

21世纪初的前十年，这一时期的春晚文本表现出该时代的语言特色突出世俗关系，回归传统道德价值，国家以更加隐性的形式输出话语，“孩子”“回家”“儿子”“爸爸”等关于家庭关系的词语全面置换国家身份话语。这也与当时市场经济崛起带来的社会巨变有关，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推动社会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倡导社会秩序成为这一阶段的话语主旨。

2014年后，从图中高频词语“中国”、“祖国”等我们可以看出，新时代春晚的表达特色是中国本身的国家角色被再次突出强调，而与改革开放初期话语不同的是，这一阶段宣传的主体话语不再是“世界”，而是一种中国本位的“大国观”。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春晚话语还有“开放中国，走向世界”的意味，新时代的春晚话语“美丽中国、幸福中国”则更多地展现了一种“兼容并济”的文化、社会、制度的自信气度。

通过文本分析，笔者发现春晚的叙事内容包含国家主义话语、回归家庭的传统道德观念、社会—个人价值观、全球化观念和革命时代的历史遗产等。但不同代际仍有不同时代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官方主流媒体的政治传播的侧重方向——改革开放初期“告别革命”，21世纪初“拥抱市场”到21世纪前十年的世俗性议题构建，以及新时代宏大的国家议题构建。但是笔者也发现，自春晚诞生之日，任何年代“祖国”、“国家”、“中国”都始终是热词，可见不管以显性或更隐性的方式传递意识形态，促进社会教化，在除夕夜这个神圣时刻，这场仪式中国家从未缺席。

 

图12: 改革开放后-90年代时代词云（1983-1990）

 

图13: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时代词云（1991-2002）

 

图14:  21世纪前十年时代词云（2002-2013）

 

图15: 新时代词云（2014-2018）

 

 

 

三、结语

春晚作为一年一度的“集体记忆”发展至今，其意义已然不仅是一场简单的联欢晚会。它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折射出中国宣传管理体系的变迁过程。透过春晚笔者发现春晚此类媒介框架有着应时而变和稳定不变之处。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春晚作为一场大众狂欢，既有模式化的主旋律节目：表演框架——每年节目数量保持在1-2个，多为独演节目，表演者多为军旅演员，此类主旋律节目的存在是春晚节目中保持不变的“标准节目”；也有不断变化的一面：春晚越来越强调塑造民众国家、民族意识和宣扬社会价值。这展现了倡导社会秩序和谐，实现社会教化是春晚这类媒介最主要的宣传任务。而代表市场力量的绩效主题和代表公民意识的公民权利主题在春晚虽较少提及，但是从春晚的主题变迁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虽然国家作为主导力量，市场与公民的呼声并不是完全被漠视的。在中国前行的关键历史时刻，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春晚从表达议题到表达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展现着越来越自信、开放的大国气象。

一直以来，如元宵晚会、颁奖晚会等与春晚同类型的媒介都是传统政治学和传播学领域相对边缘的研究对象。然而正是这些有着最广泛的研究受众、占据最神圣时刻的媒介，是国家重要的政治宣传的平台。在国家重大时刻，这些媒介总是在场，被设置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刻板印象认为这些媒介场域是“一成不变”的，然而本研究通过前文对以春晚为代表的媒介框架的梳理分析，发现作为重要的政治传播的平台，尽管其党和政府喉舌的定位在新的媒介环境中不断清晰和强化，但同时它也有自己的历史波动和政治色彩的强弱变化，会根据社会现实情况灵活调整。本研究也希望，对春晚的媒介框架的研究，能够丰富中国语境下对国家政治传播系统的多样化理解。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政务学院）

 

 

【1】Goffman E.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21.

【2】陈阳. 框架分析:一个亟待澄清的理论概念[J]. 国际新闻界, 2007(4):19-23.

【3】王潇构建的政治原则为（a）引用/引入新机构（即国家统一与主权）（b）对政党的评价（c）让公众熟悉当前的政治事件，问题或政策（d）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例如爱国和为国家工作）以及（e）提及更好的富裕生活及原因。

【4】由于春晚主要是前一年的总结性活动，因此影响当年春晚的节目因素为前一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件。如1990年春晚节目的设置主要受1989年事件的影响。

【5】参见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70731/16943956.html，2012年01月23日。

【6】允许同一节目多重编码，如该节目展现爱国主义的同时也倡导社会和谐，则两种价值观都在节目中有所体现。

【7】如1983 年春晚李谷一连唱7首歌，计作参与1983年一次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