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社交媒体对中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报道主体与叙事结构 ——以BBC中文网推特对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报道为例

全球传播时代，推特等社交媒体成为重要的传播方式。推特因其即时性、互动性而具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已经成为国际传媒巨头进行国际新闻报道的重要手段。目前，包括英国BBC、金融时报、法国费加罗报、德国镜报、美国纽约时报、CNN，以及中国CGTN、人民日报等国际主要媒体已经拥有推特账号，许多国家领导人也是推特的用户。据显示，全球领导人中，有111人拥有自己的推特。^[1]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推特治国的典型。此外，评论转发功能让推特账号用户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信息的反馈，了解网民信息需求，针对性地调整传播内容和策略。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文化接触机会，这一情形是否有助于消解媒体偏见，使得在社交媒体呈现的国际新闻报道更加真实？还是将传统媒体的固有偏见转移到了新媒体，甚至加深了这种偏见？本文以BBC中文网推特为样本，试图从国际媒体推文在这一全球公共安全事件的报道中发现事实，寻找证据。

既往有关推特的传播学研究

考察有关推特的研究发现，目前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方法上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比较多见，二是在内容上关注国际政治传播更多一些。例如：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相德宝、乐文婉（2019）以推特为研究对象，从互联网社会资源的角度对全球政治领导人的社交网络进行了研究，呈现了不同国家领导人的社交影响力。他们的研究得出结论：“特朗普是全球领导人利用社交网络提升社交网络影响力的典范。全球政治领导人社交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位于核心网络的节点中，欧洲领导人数量最多。”^[2]

浙江大学韦路、丁方舟(2015)考察了国际媒体的推特传播，着眼于发现社交媒体是否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地位，同样是属于政治传播的范畴，采用的分析方法也是社会网络分析法。他们关注的问题是：在全球传播格局中，社交媒体是否改变了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地位？其理论出发点在于，信息传播技术不可能独立于社会情境之外，而是嵌入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中。作为媒介的现实同样也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建构和反映。研究发现：“全球媒介机构在推特上形成了紧密连接的社会网络关系。其中，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占据着社会资本和影响力上的优势，中国媒介机构在推特上也积极拓展国际传播影响力，但是在整体的社会资本上还处于弱势地位，国际传播影响力有限。”^[3]

周翔、户庐霞（2019）分析了我国主流媒体推特账号的话题选择与互动性之间的关系。

两位学者参照了肯特和泰勒“互联网对话原则”五个类目系统,形成“对话循环”“对话介入”“文本亲近性”“用户挽留”这四大对话原则，对照中国主流媒体的推特做内容分析。他们认为：“目前我国媒体在对话原则的应用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推特强大的对话潜能还有待媒体充分挖掘。”^[4]

汤景泰、星辰（2018）结合内容分析法与社会网络研究法对推特传播的具体个案进行了考察。他们具体考察了推特平台上围绕“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这一地区热点话题形成的相关议题及其话题子群,并考察这些议题在社交平台向更大范围传播的网络结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媒体提升国际影响力需要与关键子群进行良性互动。”^[5]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Jhih-SyuanLin与JorgePeña则考察了传统电视媒体在社交媒体上的推特账号的表现。他们参考Bales'Interaction Process Analysis的方法，考察了“任务主导型”的推特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他们发现“社会情感”维度的使用是影响推特转发、评价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传统电视媒体应该改变“任务主导型”的做法。^[6]

综合来看，推特作为社交媒体构成了新的全球社交网络的现实，吸引了“传播效果研究导向”的学者，这也是目前实证研究居于主导地位的体现。而对社交媒体本身的特性，以及这种特性在不同的推特主体上的体现则缺少更具体的研究。综合前述学者的研究来看，推特既是传统现实社会在新媒体上的一种“镜像”，传统社会的社会资源关系依然决定着社交媒体的社会资源关系；另一方面，推特的数字性、社交性必定使其在内容、形式、对象、目的、功能上区别于传统媒体，并因此而补充建构一种新型社会关系。

因循这一理论思路，有关推特的“研究效果导向”与“社会网络分析的导向”的局限性就一目了然了。而具体的内容、形式、对象、目的、功能的分析更有助于人们认识这一新的社会交往形式及其所带来的对现实社会的意义。

本文研究方法与方向

BBC中文网是海外华人以及中文使用者了解国际新闻的重要渠道，自2007年加入推特，截至2020年年初，共有粉丝超过170万。检索其追随、关注的国际媒体组织，可发现主要来自欧美国家，包括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路透社等，还有白宫、美国国务院等美国政府组织，也包括许多自由撰稿人和国际组织，共计232个组织和个人（截至2020年2月15日）。但这其中并不包括人民日报、CGTN、新华社等中国主流媒体组织和个人的推特。以报道中国为最主要对象，却从不关注对象国的主流媒体推特，这本身就很耐人寻味。

本文研究了BBC中文推特从新冠疫情的重要时间节点1月23日武汉封城开始，到2月13日截止，所编发的有关新冠疫情的推文。研究采用系统抽样调查的方式，选取报道中以“中国新冠疫情”或其他相关表述为主题的推文，以及其他与中国疫情相关度高的报道(必须是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包括港澳台，发生在海外的不包括在内，与中国相关但是无中国主体在其中的数据被剔除）本文作者在21天的时间内共挑选出230篇符合要求的报道，对230篇报道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选取出30篇作为样本，高于95%的置信率；使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对30个样本的报道主体（主要报道对象）、报道采用的叙事结构、报道属性、报道者支持或者反对的态度等，本文进行了归类分析。

报道主体按照报道当中涉及的主要人物的社会身份和在疫情中所处的地位来划分，大致分为政府官员主体、病患主体、医务人员主体、普通民众主体、社会生活主体等，以此来分类建构。

叙事结构类目分为四种类型：1.单纯事实，2.单纯事实+正面突出，3.单纯事实+负面突出，4.情感凸显。

态度情感则依据对报道主体的赞成或反对、肯定或否定的情绪方向来确定。具体是以+1、0、-1来标识，+1表示对报道主体的明确赞同态度情感，0表示完全中立，没有倾向立场，-1表示对主体做法持否定情感和态度。

宣传手法上分为：就事论事型，例举引证型，凸显弱化型，凸显转移型，个人讲述等几个类目。

具体而言，本研究试图考察这样几个问题：

1.BBC中文网的推文在有关中国新冠疫情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报道中在报道主体的选择上存在什么倾向？

2.BBC中文网的推文在有关中国新冠疫情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报道中的叙事框架是什么？

3.BBC中文网的推文在有关中国新冠疫情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报道中倾向于哪种类型的主题？

4.BBC中文网的推文在有关中国新冠疫情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报道中使用的宣传策略是怎样的？

5.BBC中文网的推文在有关中国新冠疫情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报道中，报道主体的选择与报道主题的选择是否存在关联性？

由图1可见，从报道主体来看，BBC推文报道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有关政府官员（包括港澳台地方政府）在新冠疫情的报道中占比高达40%。其次是普通民众的生活，占比20%。其次是社会生活17%，科研人员13%，病患7%，占比最小的是医务人员3%。

具体来看，在30个样本中，有关医务人员的报道只有一条。题目是：“为何李文亮在中国的媒体报道里死了两次？”在对医务人员的这一显著群体报道对象的选择上，BBC中文网推特采用了“弱化凸显”的宣传策略。即弱化医生“积极奉献，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强化其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种貌似客观公正的手法隐藏了其背后强烈的主观意愿。事实上放大到230个推文的总体中，有关医务人员的报道全部是围绕李文亮的，没有一则是有关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报道，这与国内媒体报道的主体选择相比差异极大，与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总体性质不协调，也与中国政府采取的积极派遣医疗队支援武汉的情形不相符合。

在叙事结构上，BBC中文推特基本能够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但是，基于事实的“发挥”成为其独特的叙事风格。研究显示：63%的报道属于“告知事实”类型，即陈述发生的事实，不做特别的引申。但是，仍然有27%的推文采用了“事实+负面突出”，3%采用了“事实+正面突出”的叙事结构。例如：2月13日编发的一则推文标题是：“政法系统官员频繁空降，应勇空降救火”。其表述内容就是典型的事实陈述+负面突出的例子。这种叙事结构比比皆是。2月12日推文“新冠病毒成为两岸角力场”也是“事实+负面突出”的模式。本研究试图发现在报道主体与叙事结构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并做了独立性检验的卡方检验。（编者注：卡方检验是一种用途很广的计数资料的假设检验方法，主要用于分类变量，根据样本数据推断总体的分布与期望分布是否有显著差异，或推断两个分类变量是否相关或相互独立。用spss软件可通过交叉列表来分析数据资料。）

在“报道主体，叙述结构”的交叉制表中，报道主体中的政府官员对应“告知事实”的计数是7，期望计数是7.6。可见对于政府官员主体“告知事实”是主要的叙事结构。在政府官员主体对应“事实+突出问题、困境”叙事结构中，计数是4，期望计数是3.2，说明“事实+突出问题、困境”的叙事与政府官员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例如，2月12日两则推文的标题分别为：1.多国针对中国或者中港澳发出旅游禁令，2.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警告高层官员防疫措施威胁中国经济。两者都采取了“事实+突出问题、困境”的叙事结构，推文的重点转移到“疫情导致的外交困境与外交问题”和“疫情带来的经济压力”。但是，对于香港政府主体的叙事结构则有所不同，采用了“事实+问题可控，措施得力”这样的叙事结构，当然这一点可能与有关香港政府官员的样本数量偏少有关。

/TABLES=报道主体 BY 叙述结构卡方检验

a.23单元格(95.8%) 的期望计数少于5。最小期望计数为.03。

从总体上看，在研究中，零假设为：几个类别的报道主体选择与叙事结构之间没有关联性。卡方检验显示Sig值=0.461,远大于0.05,说明在报道主体与叙事结构之间没有发现相关性。

另外，30个样本中，话题分布（即话题的属性）呈现出比较大明显的规律性。话题分布如下：

“政府治理”和“社会影响”是分布最广的话题，而“病患影响”和“经济影响”在图中并不明显。这一方面可能和样本量有关系，另一方面可能与事件发展的具体阶段有关。作者选取样本的时期矛盾比较多地集中在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影响两个层面。但是，也可以明显看出，BBC推文在报道他国重大事件时经常采用的话题属性，即从国家矛盾、社会影响两个维度建构话题，并且在这类负面事件的话题建构中经常采用个人讲述故事的形式，以增加可信度和直观感染力。

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在变量报道主体与报道主旨即话题性质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交叉表显示在以政府为主体的报道中58.3%选择了以“政府治理”为话题主旨。

“报道主体，内容主旨”卡方检验

a.42单元格(100.0%) 的期望计数少于5。最小期望计数为.03。

卡方检验显示，Sig值小于0.05，可以认为在报道主体与话题属性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性。在所有报道主体中的30%是以国家治理为报道主旨的，普通民众主体的报道中66.7%是以社会影响为主旨的，其余则指向个人生活等。

宣传手法上，大部分的推文采用“就事论事”法，对报道不做引申，或者是做有限的引申。以政府官员类别为例，50%以政府官员为主体的报道采用了“就事论事”法，25%采用了“凸显转移”法，16.7%采用了“举例引证”法，8.3%采用了“凸显弱化”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有关“中国政府向疫区派遣医疗队”这一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极为关键的救助措施，BBC推文就使用了“凸显弱化”法。1月26日BBC中文发布推文，标题是：“中国政府已经向湖北派出7支900多人的医疗队”。推文中不但没有只言片语关于医疗队的具体描述，如：人员配备、救治工作安排、工作目标等，而是转而凸显政府治理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更加令人不解的是，这则有关派遣医疗队的推文采用了某地居民跪地祈祷的图片。其“凸显弱化”的手法一目了然。

即便在以科技为报道主旨的推文中，BBC中文也经常使用“凸显与弱化”法。2月6日编发的“源自武汉的疫情十万火急，DNA测序有望开发新型疫苗”推文，其报道主题是全球合作开发新型疫苗，但其中唯独缺少有关中国科学家参与的描写。

本研究通过卡方检验了多种报道主体与宣传手段关联性如下：

“报道主体，宣传手法”卡方检验

a.29单元格(96.7%)的期望计数少于5。最小期望计数为.07。

Sig值等于0.399大于0.005显示没有发现两者关联性，这主要在于样本数量所限导致。

30个样本中，明显表示出否定、负面态度感情倾向占比23.3%，中立倾向的66.7%，10%持积极肯定态度。在各个报道主体中，对政府主体类态度情感的负面、中立、肯定的占比分别是33.3%、58.3%和8.3%；对普通民众主体的负面、中立、肯定的占比分别为16.7%、83.6%和0%。

“报道主体，态度情感”卡方检验

a.17单元格(94.4%)的期望计数少于5。最小期望计数为.10。

在“报道主体 BY 态度情感”的卡方检验中，也未发现两者的关联性。

结论和讨论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得出结论，BBC新闻报道并非如人们印象中的客观公正，在客观性、平衡性、报道对象的选择、强化政府治理问题、弱化社会组织动员方面存在不小的偏见。中国各个省区派出大量医疗队，大量医务人员在疫情中冒着生命危险奋战在一线，中国政府派出军队紧急驰援当地医院，用于紧急收治病人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以不可思议的“中国速度”建成，大量基层社区工作人员、警务工作者、社会志愿者为疫情防控所做的工作均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这充分说明西方对中国报道的“选择性失明”。灾难的防治、公共突发事件的处理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这充分说明中国自己的媒体在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上肩负的责任。

本研究的不足点在于，样本选取期间，事件尚处在关键发展阶段，所选择的数据虽然处于重要发展期，但是缺乏完整性，不能代表整个BBC推文在这次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报道中的总体面貌。此外在统计上，本研究使用的是交叉表和卡方检验。由于样本数量比较有限，对于频数偏小的类目，其统计结果缺乏说服力，故对有些类目未加以解释。但总体来说这也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方向。比如在关于对中国大陆政府与中国香港政府的报道中，同是政府作为主体的报道，但在叙事结构上有明显的不同。对于大陆政府采取的是“事实+负面突出”模式，而对香港政府采取的是“事实+正面突出”模式。但是因为数据尚不充分，无法就此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同样，我们还从这次疫情报道中印证了西方媒体在报道突发事件中的叙事框架。Semetko和Valkenburg(2000)提出了欧美新闻报道中最常用的五类框架，包括冲突框架、人道主义框架、道德框架、归因框架和经济框架等。^[7]这几种框架在这次疫情的报道中都有所体现。只是面对更为具体的情形，这些框架呈现出更加细化的特点。

（作者单位：SMG东方广播中心，播音主持名:寒江）

【1】相德宝，乐文婉，“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全球政治领导人社交网络影响力研究”.

【2】相德宝，乐文婉，“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全球政治领导人社交网络影响力研究”.

【3】韦路,丁方舟，“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全球传播图景：基于Twitter媒介机构账号的社会网络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5卷第６期2015年11月.

【4】周翔，户庐霞，“我国主流媒体Twitter账号对外传播的对话问题分析”，《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6），P41-46.

【5】汤景泰，星辰，高敬文，“论“一带一路”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基于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Twitter传播数据的分析”,新闻大学,2018第150卷【期号】第5期P56-65， 148-149.

【6】Jhih-Syuan Lin与Jorge Pe a,“Are You Following Me? A Content Analysis of TV Networks’Brand Communication on Twitter”.

【7】HA Semetko,PM Valkenburg(2000), Framing European politics: a content analysis of press and television new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0:293-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