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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在纪录片里看到的活生生的人”
【编者按】
2016年，迈克尔·伍德创作的讲述中国历史的纪录片《中国故事》（The Story of China）在英国引发了关注，该纪录片向西方世界重塑并传递了真实的中国形象。2018年，伍德联合解读中国工作室，共同策划推出纪录片《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2020年4月6日，英国BBC电视台播放了一部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D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迈克尔·伍德以杜甫一生的坎坷经历和诗歌创作为线索，重走杜甫生前的足迹，追溯了诗圣波澜壮阔而又颠沛流离的一生。
第26届上海电视节邀请他就新形势下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进行分享。
历史就是我们当下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拍摄关于文化历史的纪录片，有各种各样的拍法。你可以向观众展现作品、艺术品、画作，也可以采访一些知名学者。我更喜欢让观众在片中见到普通的中国人—他们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文化。因为对我来说，历史就是我们当下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几年前我们在中国拍摄《中国故事》的时候,就见到很多普通人，说书人、路人、老人，在纪录片里能看到很多中国的普通人,英美观众对此也很喜欢,因为他们认为普通人使得电视内容更加丰富而且充满活力。在拍摄过程中，我发现中国人民非常热爱和喜欢谈论中国文化和历史。在去杜甫草堂拍摄之前，我们已经预想到，一定会在那里碰到很多热衷杜甫诗歌的人，虽然不知道会偶遇谁，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很棒的内容可以拍摄下来，特别是在中国。所以在拍摄前我们只做一些松散的规划，然后到实地,开机拍摄，有时候魔法就会发生。
我在拍摄《中国故事》时,常常有这样的魔法时刻。比如我们去开封，走到古旧的巷子里。大家如果看过《中国故事》的话，会知道关于开封建城，有一个传说：两个小男孩被放在篮子里，他们就是开封的创城祖先。我们在开封胡同里行走的时候，看到一位老人,穿着一个背心,躺在竹床上读书，我们问:你听说过开封创城祖先那两个小孩的故事吗？他一听,马上站起来，绘声绘色地把传说讲给我们听。这就是现场拍摄的魔力了。
每一部纪录片都是一场冒险旅程
我们希望，历史与今天能交相辉映。杜甫的人生跌宕起伏，经历了“安史之乱”。他的人生历程反映在他的诗作中。所以我们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跳上巴士，在他的故地，跟随他的脚步，来复制一遍他的旅程。这样一来，对影视工作者来说，就有了更多动态拍摄的可能。我作为纪录片的主持人也可以动起来，每到一地就和当地人进行互动；摄影师也可以移动起来，他的镜头不是静止的。这是最好的讲述一个历史人物的方法。我们每一部纪录片都是一个旅程，甚至可以说它是一场冒险。
中国人就是中国故事的宝库
中国到处都有鲜活的历史。中国人对他们的文化记忆深刻而丰富。有些学者说，历史断了，我们这代人是最后一代能够记得以前的文化传承以及历史故事的了，我对此并不认同。比如我们去贵州拍摄的时候，发现一些当地人对他们的历史文化的积累非常丰富、细致，他们有家族传说，有家谱，有口口相传的故事等等。所以我认为历史不一定由历史学家承载，中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普通人传承至今，中国人本身是活生生的历史。今天给到我的题目是“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我想在这里表达的是：中国人就是中国故事的宝库，我们要和活生生的中国人交往。不要以为这些故事都消失了，不，它们没有消失。所以我们作为当代的纪录片创作者在做历史纪录片时，这点意识很重要。
除了寓教于乐,还有同理心——历史纪录片的黄金标准
我认为纪录片最伟大的目标在BBC创始人100年前创建BBC的时候就说出来了，他说：如果你制作的节目能够给观众知识、起到教育作用，同时又能寓教于乐的话就非常好。我补充一句，如果你能把片子拍摄得非常美，给观众看他们之前没有看到过的东西也非常好。我拍的第一个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是1989年，那时候我们到了中国，拍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题材。这个纪录片上映之后我收到一封美国来信，是一位住在得克萨斯州的女士写来的。她说我必须要写这封信，因为在看这部纪录片之前，我从来没有梦想到过，这样美好的器物居然真的存在。作为一个纪录片的制作人，能够得到这样的反馈真是非常愉悦。
电视节目通常瞬间即逝，但是拍摄出好的纪录片，可能会让它有持久效应，比如说很久过去了，学校的孩子们还在观看你拍摄的纪录片。我再补充一点，这是我个人的目标。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国故事》和《杜甫》这样的纪录片放映之后，给我们来信的粉丝既有中国观众也有英国观众。正如在杜甫草堂的经历教给我的一样，不管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会碰到渴求知识、热爱文化的人。《中国故事》系列纪录片是个很大的项目，历时三年，开拍前我们开了一个会，我跟同事们说了，我希望除了历史方面可以厘清和搞定，最关键一点是，希望拍摄中体现出同理心，我们对中国、中国历史、中国人民的情感和温度。你知道有的西方人和中国之间可能会有一定距离感，特别是目前，可能会增加一些冷淡感，可是我觉得，对中国人的同理心非常重要。这么多年我一直来往于中英之间，我爱中国的人，我希望观众看到我的纪录片之后也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我爱纪录片里看到的活生生的人，我希望我也能够去到那里”。
对我来说，同理心在纪录片的拍摄中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