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延续：沪语广播（1949—1963）

 

一、绪论

（一）研究动机、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上海历史与上海经验并没有在1949年这个历史转折点上戛然而止。^[1]尤其是语言——沪语的传播，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仍有一定的空间。沪语所承载的地方性经验，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变迁而增加，并不会断裂于国家与革命强力书写的历史进程中。语言是一个文化表征，能够折射某一时期特定的权力关系。

打破1949年的鸿沟，从延续和转型（或断裂）的视角观察1950年代的中国，业已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学术取向与兴趣所在。^[2]近年来，广播史研究者也呼吁范式转移，“从历史角度回答国家与广播的关系问题”，^[3]从媒介特性的角度考察广播与社会的互动，跳出政治史（包括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基本框架和“事件-人物”的操作模式，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分析产生对历史的理解。本文将广播技术与沪语的结合视为一种“声景”（soundscape）。“声景”这一概念，最初由加拿大作曲家R. Murray Schafer于1970年代提出。声景不仅仅意指一个外在于人的声音环境，更加强调经由“听觉方式”或“感官文化”的作用，在主体界限内所形成的对这一声音环境的印象，甚至是内心中“听到”/构想的各种声音。^[4]那么，沪语播音营造了怎样的声景？沪语节目与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哪些互动？沪语广播如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广播国营化、国语化、保守化、政治化转型的过程中，沪语播音员们的人生和心灵经历过哪些震荡？同时，本文将沪语广播视为一种媒介，视为人际交往和人格化传播的一种形态，运用历史文献和深度访谈等方法，描述其中介化的实践所创造的横跨民国与共和国两个时代的历史。

（二）解放前的沪语广播

近些年既有文献对民国期间上海广播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播音员^[5]、语言^[6]、行业^[7]与社会^[8]。

解放前，沪语广播是各方势力“兵家必争之地”。民众熟悉的语言被用于制造同感、共鸣，产生“自己人效应”。有学者考证，1924年5月15日，美商经营的开洛电台（KRC）申报馆分台开始播音，使用的就是上海话。^[9]“孤岛”时期，日伪控制的大上海电台（XOJB），在11:50用沪语报时，14:30用沪语报告《经济新闻》，18:30用沪语报告新闻^[10]。1941年9月27日苏联呼声广播电台（XRWN）的节目表显示，该台在14:30和23:00各播出一次沪语新闻报告。1946年9月21日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处上海广播电台（XORA）中波部分的节目表显示，在9:00-9:15播报《沪语新闻》，21:30-21:50播报《沪语商情报告》。军政广播电台在16:00播出《国语沪语新闻全国经济概况》。^[11]

杨乐郎、唐霞辉、山文堡、陈素莲、张茂渊等一批沪语节目主持人深受听众欢迎。1930年代末，“上海之莺”唐霞辉堪称“采编播合一”型主持人的代表。她起初负责播广告，通过修改文稿、重新组织编排、融入个性化表达，播得颇有情趣。不久，有赞助商在华东电台买下晚间两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唐要负责播新闻、讲故事，请演员现场唱越剧或申曲，并与听众互动，读信回信、“直播带货”等。有听众反映自己没钱买药的问题，唐随即在节目中号召捐助，得到大家的响应。此后求医问药的信件激增，华东电台特设“唐小姐秘书处”，专事处理听众来信，还聘请了一位专业的医药顾问，唐小姐根据他的专业意见，解答听众问题。由于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外地听众来信，只写“上海唐小姐收”，即可收到。唐小姐的品牌效应形成后，电台进一步将其“明星化”：特请教授为唐小姐上国文课，规定凡电话购货满50元者，可请唐小姐朗诵《滕王阁序》等古文一段，电话购货满1元者，赠《唐小姐问答集》小册子一本。^[12]今天看来，华东电台对唐小姐的品牌运营，充分体现了“主持是技术，人是核心”。

1940年代中后期，沪语广播界还出现了一位能写能播的主创型主持人杨乐郎。他本名程天程，在“中国文化台”主持一档《杨乐郎空谈》节目。“空谈”二字一语双关，既有空中电波谈话节目之意，又有“说了也白说”的调侃味道。^[13]他每天讲一则故事，既有社会新闻、坊间生活，也有历史掌故、民间传说和外国故事等。这些都源于他在《力报》、《飞报》等民营报纸做记者时的积累。 后来，节目文稿汇编成《洋泾浜猎奇录》（四辑）、《洋泾浜猎奇录新编》、《洋泾浜猎奇录精华》等6本书。

 

二、转型年代的广播事业

上海解放的最初十年间，广播的性质、任务、面貌均有较大改变。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广播格局从以民营电台为主，转向以国营电台为主；播音语言从以沪语为主转向以国语为主；播出方式从以直播为主转向以录播为主；广播功能从以休闲、消费、娱乐为主转向以教育、宣传、动员为主。

（一）国营化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尚有23家私营广播电台。6月13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关于上海市私营广播电台暂行管制条例》，规定凡要求开设和复业的私营电台必须先行登记。新闻出版处登记并审核后，准许继续播音的有22家。当年10月，按“两个电台合用一个频率”，缩减各台节目时间。具体为：

 

表1：各民营电台周率表（1950年10月起实施）

670千赫	亚美、麟记
750千赫	元昌、合众
930千赫	大中华、大陆
1070千赫	大沪、沪声
1310千赫	东方、华美
1340千赫	民声、中华自由
1370千赫	九九、大美
1400千赫	金都、鹤鸣
1430千赫	建成、新声
1460千赫	大中国、大同
1490千赫	福音、亚洲

（资料来源：《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关于呈奉“关于调整上海私营广播电台周率与电力的报告”的函》，1950年10月23日，上海档案馆档号A22-2-9-52）

 

同时，政府着手对私营电台进行改造试点，将大沪、沪声广播电台公私合营。1951年，因违反军事管制条例和人民政府法令，亚洲、新声等6家私营电台被责令停播。其余16家私营电台使用8个频率播音。1952年，各私营台经济上难以维持，主动要求公私合营。当年9月1日起，全市私营电台临时用4个频率播音，每天合计播出50小时15分，约为1949年私营台全天播音时间的四分之一。

1953年6月27日，上海联合广播电台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当年9月，原私营电台负责人请求政府收购私股。上海电台以9亿元（旧人民币）收购。至此，联合台并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1956年，联合台名称停用。

私营台萎缩的同时，人民广播茁壮成长。1949年9月1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拥有2套节目，使用2个频率，播出时间36小时30分。华东人民广播电台成立后，总共办有6套节目，使用7个频率，到1952年11月，每天播出时间达122小时44分。后几经调整，至1959年5月4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共有6套节目，全天播音时间74小时48分。

（二）国语化

解放之初，民营电台占据本地市场多数份额，大多用沪语播音。如九九、金鹰、沪声广播电台制播大量曲艺、戏曲节目，包括申曲、越剧、弹词、评话、滑稽、故事话剧等。部分节目格调难免低俗且充斥着大量吴侬软语，但这也正符合各民营电台在吸引地方听众、扩大广告商品潜在消费者群体的营业目的。^[14]而迁自济南的华东人民广播电台（解放后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台”为呼号）多为记录新闻、政治理论学习节目，对华东地区广播，供鲁、皖、闽和江浙沪等地各级政府的收音台抄录军情、政令等，使用普通话播音更利于信息传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多数节目以普通话播音，部分文字节目如《听众服务》、《新人新事》、《广播漫谈》、《科技节目》等有上海话和普通话两个版本，^[15]《抗日战争故事》、《本市商情》、《当天金融牌价》、报时^[16]以及部分文艺节目为沪语播音。

随着民营台式微、曲艺改革和国营台的崛起，沪语传播空间慢慢缩窄，播音语言开始转向以国语为主。如表2中，仅有1110千赫和1500千赫以沪语为主。

 

表2：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各频率（1959年5月4日起实施）

990千赫	新闻、政治节目为主
1040千赫	音乐为主
1110千赫	评弹、说说唱唱为主
1290千赫	京剧、其他地方戏曲
1500千赫	沪剧、其他地方戏曲
1210千赫	教育节目

（资料来源：上海广播电视志，1999:45）

 

（三）保守化

此处的“保守”取其稳健、严格之字义。

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成立四年间，录音机从4部增加到21部。原来主要使用从前苏联进口的第聂伯尔III型机，^[17]1953年10月，上海电台与上海钟声器材厂联合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磁带录音机。随着电台录音设备和录音室的增加，各台播出方式逐步从以直播为主转向以录播为主。1959年以后，所有对外直播节目一律改为录音播出。^[18]一方面是录音、复制和剪辑技术日趋成熟，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节目质量及播出安全的考量，内容审查趋于严格。不仅新闻节目全面录播，评弹节目《广播书场》也“改变由艺人直播的做法，全部先期录音。对书中的封建、迷信和荒诞等情节或提法，则由编辑在录音过程中与艺人商量修改删去。”^[19]1952年10月1日，姚慕双、周柏春双档录播的55分钟《滑稽》节目，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个录播的戏曲节目。

（四）政治化

解放前，广播的商业功能显著发挥。使用无线电广播做广告，除了在节目间隔播送商品信息外，还有广告主来主持音乐、话剧、弹唱、滑稽、讲演等节目，以及在节目中随时插播广告等方法。就后者而言，娱乐与广告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从听众的角度出发，即便时间很短，对广告也无法回避，加之反复播放，所以容易受其影响。而且由于收音机被摆放在人们聚集的场所，商品信息犹如音乐、说书一般，被送至不特定多数人的耳际，开始对大众的消费、娱乐发挥较大影响。^[20]解放后，广播被定义为“党的宣传工具”，如何利用媒介技术与听觉实践使意识形态的声音遍布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何教育和引导人们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成为广播人经常研究的一项新课题。而在播音方面，业界要求“人民广播电台的广告决不能播得和旧社会私营电台的味道一样，应该创造新的风格。”^[21]

人民共和国重构了上海的时间与空间。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为统一标准时间，市政府通令，从6月1日起，“全市一律改用北平时间，拨回一小时”。^[22]电台报时，是一种标志性声音（sound mark），对于地方共同体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将时间统一调至北平时间，是一种政治象征，意味着认同和服从。1950年代末，中央政府批准将江苏省的嘉定、上海、松江等十个县划归上海，上海市的辖区面积从606.18平方公里扩大为6185平方公里，扩容十倍。十年间，社会急剧转型变化，群众运动不断。不过，转型中也有延续：广播在民国时期尚属“新媒介”，到共和国初期，影响力如日中天，从媒介史的角度看，是一种延续；“按照系统、整套接收”、人员留用、方言播音，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看，是一种延续。

 

三、沪语广播：从城市到乡村

（一）城市

广播倚重连续性和时间，与倚重空间的媒体形成反差，它需要关注的是行政体系、计划安排和集体主义。但是它缺乏满足这些关注的经验，所以不得不诉求于有组织的力量，将有组织力量作为确保连续性的工具。^[23]政府，就是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它规定了电台的频率分配、节目表、制作流程、报道规格、播音语言……而运用声景研究，可以看见这种力量的运作。

解放初期，电子管收音机仍是市场主流，但它体积大、耗电量大、价格较高。城市里，广播以家庭收听为主要方式，收音机是理想的家庭生活伴侣。随着晶体管的应用，收音机开始个人化与小型化，为电台的个性化、人格化传播奠定了物质基础。

自建政始，中共就致力于改变上海的都市功能，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24]但是广播作为市民的“听觉消费品”的历史延续性依然存在。多数沪语广播，都是以越剧、申曲、滑稽戏、评弹等文艺节目为主，如《星期戏曲广播会》、《广播书场》、《说唱录音早会》等，听者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电波中的沪语不仅是听者建构身份认同的方式，也是身处其间的、与情感相联结的居所，弥散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空间中，构成一种“地方声景”。听众往往锁定一个频率，就能获得一种“沪音风飘处处闻”的精神满足。

而文艺节目主持人的声音，在声景中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如1943年考入上海苏联电台的陈疏莲，应袁雪芬之邀，担任雪声剧团的专职主持人，成为越剧界第一位“报告小姐”。或许是受到戏曲专业训练的影响，或是经年累月耳濡目染的结果，她的沪语带有一种“越剧腔”，主持风格亲切、自然。由于她熟悉剧团动态、演员特点和剧目创作背景，凡剧团新戏上演，她都能第一时间在转播中穿插介绍剧情、演员的艺术风格、戏票预定情况等。解放后，她随雪声剧团进入华东越剧实验剧团工作，1951年8月，调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任播音员。

另外，在1940年代，主持人万仰祖首创评弹直播节目《大百万金空中书场》，轰动一时。1952年，随着大沪、沪声电台并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他主持了《说说唱唱》（滑稽戏节目）、《广播书场》（评弹节目）等节目，用“刮拉松脆”带点苏州口音的上海话，普及曲艺知识，笑谈书坛轶事，将节目主持变成一种人际交往。

有听众用上海话记录下当时的收听感受：

当时，每天夜里六点钟，是我最留恋的辰光，电台的广播声响起……每天一个钟头的《说说唱唱》节目，老一辈滑稽演员的节目，讲的侪是道地的上海闲话。连下来两个钟头的“广播书场”节目，播音报题的，就是万仰祖等沪语播音员。评弹节目虽然用的是苏州方言，但是搭上海闲话交关接近，连“尖团音”也相差勿多。还有我欢喜的沪剧，老演员们近乎乡音的本地闲话，一直滋润着我的语言神经。^[25]

听觉习惯带有天然的延续性。无论是陈疏莲的“越剧腔”还是万仰祖的苏州口音，都无碍他们成为沪语播音的典范，营造出“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声景。带有各种口音的沪语，是正常的、活泼的沪语生态。城市人口的异质性导致了听众对沪语口音问题的高容忍度。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同方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中实际上是分等级的”，^[26]但沪语以一种生活化、平民化的言语样态，营造出温馨、亲切、富有生活气息的言语氛围，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如果将声音本身当作生活空间的一部分来看，将听觉当作一种空间实践来看，那么“话匣子”里的人就可以和现实社会中的人说着一样的话，一样带着各种口音。而沪语电台也正是透过他们的人格化传播，成为了社会存在的一部分，组织起新式家庭生活，并承载着一种都市流行文化。

广播不是由报纸进化而来的，他们是两种基因不同的媒介——报纸诉诸视觉，广播诉诸听觉。耳朵和眼睛不同，它无法聚焦，它只能是通感的，而不能是分析的、线性的。^[27]听觉器官时刻开放，将外部各种声音收入大脑。这一过程中，权力强化了哪些声音又遮蔽了哪些声音，值得透过声景研究进一步追问。正因为广播是声音的艺术，声音是广播最独特的表现手段，^[28]再加上社会主义时期的广播代表政府发言，所以广播中的声音有一种被“赋权”的力量。电力革命为声音加入新的效果，声音能够被存放与复制，且能跨越时空进行传播与增强播放。^[29]方言乡音经由电波的传送、收音设备的放大，吸引力和影响力倍增，对一个城市来说，不失为一种文化浸润。

沪语广播历来与都市社会互动紧密。解放前就曾有过滑稽戏艺人筱快乐从“庶民代言人”的立场出发，评述时事、社会问题，^[30]在华兴电台怒斥粮商囤积居奇，是食人而肥的“米蛀虫”，被粮商打击报复的社会事件。1950年代的上海，都市社会依然在场，而国家开始进场。上海人民广播尽可能满足更广泛阶层的收听需要，不再仅仅服务精英阶层。^[31]如果说都市里的沪语声景，是偏文艺性的、多样化的、“市井味”的；那么在农村，沪语声景则是偏教育性的、集体化的、“土味”的。当然，这种“教育”，不是居高临下式的，而是循循善诱式的。无论是家里的“话匣子”还是田间地头的“大喇叭”，都传递着一种“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32]

（二）乡村

从收音机里听到沪语，在1950年代的上海市区，已然是一种日常的“感官体验”。而在郊区和农村，却是一种新鲜的“听觉经验”。当时，电视尚在酝酿和起步阶段，接收机极少。阅读报纸又需要一定的识字率。报纸所使用的汉字一般为四五千字，而小学国文教科书使用的汉字为四千余字，因此阅读报纸，至少需要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33]而解放初期的上海，以干部、工人识两千常用字、农民识一千常用字、城市劳动人民识一千五百常用字为脱盲目标，^[34]市、区两级机关干部中，文盲、半文盲占近20%；职工中文盲、半文盲占工人总数65%左右；郊县青壮年文盲（14-45岁）占农村青壮年农民总数的74%；市民中14-50岁年龄段中，文盲占市民人口总数的18%。^[35]经过三次扫盲高潮及部分的回生复盲，到1964年4月30日，市教育局发布的《1964-1970年上海市农村教育发展规划》显示，全市青壮年农民文盲、半文盲占50%，约60万人。在这样一个社会基底开展宣传，首选媒介当属广播——收听设备便宜，且收听者不需要多高的文化程度；首选语言当属沪语——贴近生活，拉近距离。

实际上，早在1950年6月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各级领导机关应当有效地利用无线电广播》就指出：“由于我国解放初期存在着交通不便、文盲众多、报纸不足等问题，因此无线电广播事业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最有力工具之一。如果我们善于利用它，它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证明执政者早就意识到了广播的优势，并致力于将其延续至更广阔的腹地。无奈现实很骨感——1951年1月1日，一份《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华东台关于调整各种节目的请示批复》（上海档案馆档号B92-2-33）显示：

900千周每周六13:00-14:00之农民节目暂时取消。因此对象是农民群众，在今天农村，收音机极少的情况下，这节目是花力大而收效小。

政府一方面着手构建沪郊广播网，在公路沿线、田间地头、家庭住宅架设喇叭；另一方面改建各县、部分乡镇、大队的收音站为广播站，培训“口齿、吐音清晰，最好会讲两种语言（普通话和本地方言）”的编播人员，^[36]尝试自办节目，使新媒介浸入乡村。有的农民自编沪语歌谣，描述了新的声景对农民精神面貌的改变：

家里装了广播机，天天要来讲道理。弄清是非思想通，生产劲头冲破天。三麦争取三千斤，要向广播来报喜。^[37]

也有记者发现新的声景对劳动效率的促进：

上海县八一公社在建邵楼建网试点工程已在上月中旬完成并开始了广播。从现在起这里的2700多户、一万几千个农民无论在田里生产或室内休息吃饭，都能听到广播。正在田里紧张劳动的妇女们听到广播后，大家快乐得忘记了疲劳，到了下工的时候还越干越起劲。^[38]

各站节目设置不尽相同，如奉贤县人民广播站，在没有自办文字节目的时代，是转播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各地人民电台联播节目的；南汇县人民广播站自建成之日起，即自办30分钟的《南汇生活》节目，中间插播文艺节目；崇明县建站初期，全天播音120分钟，其中文艺节目60分钟，转播上级台新闻等节目45分钟，自办节目15分钟……事实上，各县方言与广播中的沪语（上海市区方言）还是有差异的。比如，崇明方言（启海话）、嘉定方言、松江方言……通常上海市区方言以及除上海县方言以外的各郊区方言使用者自身都不认同郊区方言为上海话。上海县方言使用者有时也会称自己的母语为上海话，或者以“上海本地话”加以区别。^[39]那么，“上海认同”是如何建立的呢？

 

表3：郊县各广播站成立时间及早期自办的方言节目

成立时间	呼号	可考的方言节目
1956年1月	嘉定县 人民广播站	《嘉定生活》、戏曲曲艺
1956年2月16日	青浦县 人民广播站	《阿秀宝谈生产》
1956年2月	南汇县 人民广播站	《阿梅仙谈生产》（1961）
1956年3月20日	川沙县 人民广播站	《故事连播》
1956年4月	崇明县 人民广播站	《老张谈生产》（1966）
1956年5月	上海县 人民广播站	《广播漫谈》
1956年8月18日	金山县 人民广播站	《曲艺节目》
1956年 11月14日	郊区西、北、东 三个区有线广播站	以两剧（越剧和沪剧）、两曲（歌曲和曲艺）为主
1957年1月3日	松江县 人民广播站	《张阿大谈生产》（1963）
1959年5月	奉贤县 人民广播站	请艺人来站播送浦东说书

（资料来源：自制）

 

除了指定转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之外，广播再次发挥了社会统合的想象，将目标用户瞄准了更广大的下沉用户群体。因应行政区划调整，1958年11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创办沪语节目《对农村广播》，每集30分钟，每日首播一次，重播两次。郊区各县广播站每天按时转播1-2次。1961年7月，《对农村广播》增设评论性专栏《阿富根谈生产》、《阿富根谈家常》（涉及农业生产方面的内容就用“谈生产”，涉及思想教育方面的题材就用“谈家常”）。播讲人万仰祖，建立起“阿富根”的人设：“农村里一个有文化、有见识的老农民。”与他搭档的女播钱英菲，扮演提问者“小妹”的角色，人设为“村里的妇女主任”。编辑在打磨稿件时，常常与播音员商量，碰撞出不少好听易懂的经典歇后语；播音员在录制之前再三试播，一一改掉较为拗口难懂的词句，对话时绘声绘色，倾注了很多感情与心力。^[40]编播人员还经常下基层调研，了解农民需求，倾听农民呼声。节目寓思想性于家常话之中，把生产经验、生活哲理用通俗浅显的口语娓娓道来，言谈风趣活泼，把听众当成亲密朋友，说“土味情话”，显示出友好的交流态度。

“阿富根”的言论，在今天看来，正是“内容的垂直化”与“形式的人格化”相结合，用对了传播策略。而农村的听众往往是聚集在“大喇叭”周围集体收听的。组织收听，会造成一定的群体压力，但也因为周围环境干扰少、声音背景纯净，听者注意力集中，使广播内容很快“入脑入心”。听众纷纷写信给电台，认同“阿富根是我伲队里的人”，“他讲话实实在在，大家蛮要听的”。^[41]相近的语言、平等的对话模式、真诚的创作态度，构建起类似于面对面的“准社会互动”（Para-Social Interaction），具有情感链接的亲密性。各县纷纷效仿，开设“某某谈生产”的方言节目。诚如麦克卢汉所说，广播的潜意识深处，充满了部落号角和古老鼓手的共鸣回荡……这个媒介有力量把心灵和社会转换成一个共鸣箱。^[42]

1963年12月，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主任聂耶、播音指导齐越来沪与播音员开展座谈。在听评环节，齐越对着稿子听了这个节目4次，认为沪语播音“语调、语气很有特点，地方化，生活气息浓厚，朴素、亲切、自然，值得我们普通话播音员学习。我这个不大懂沪语的人，都被吸引住了”。^[43]他希望普通话播音也能像沪语播音那样接地气：“我觉得沪语播音能达到这点，普通话播音也能达到这点，应是这样的方向。为什么现在还不能达到呢？我觉得是没有很好掌握普通话的特点规律，使它更接近生活。”得到业界权威的肯定和群众的欢迎，既保留了地方特色又避免了低俗倾向，沪语节目的革新取得初步成功，进入了“人民广播”的序列。

与此同时，文艺性的声景也向乡村延伸。1962年春节前，电台戏曲组组长何占春召集上海六家沪剧团联合成立“沪剧广播工作组”，首创名演员向农民拜年联唱节目。150多人的演出队伍来到上海县梅陇公社，演出各团的精选剧目片段，受到农民敲锣打鼓夹道欢迎。演出实况录音在春节期间播放，《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主流媒体均予以关注，并称之为“沪剧回娘家”活动。此后，每逢春节，“回娘家”活动便在各县选点，巡回举办。^[44]

广播以新媒介的姿态，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迅速介入乡村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遍及城乡的大众媒介。至“文化大革命”前，最多时有3套节目用沪语播出。^[45]沪语广播在延续中有创新，实现了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象的乡村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阿富根节目尽管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阿富根的稿件仍然是规范的文字语言，至多是适应听觉的文字语言。万仰祖和钱英菲仍然是“播”而不是“说”。

 

四、沪语播音员的改造、转岗和收编

解放后，人民政府以“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为方针开展接管工作，^[46]定期组织上海广播界座谈会，加强“对旧有人员的团结教育”。^[47]旧有人员分为积极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在推进公私合营过程中，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周新武认为，各类人员既要区别对待又要拿捏分寸：

若停留在现阶段，对积极者不能进一步帮助……对职工及中间分子的彷徨歧途莫知适从的心理，也无从解决；唯利是图的落后分子则阳奉阴违过一天是一天，有一天捞一天，如因其小过失而处理较严则又容易予人以“欲加之罪”的感觉。^[48]

播音人员的政治学习由新闻出版处广播科和人民电台帮助进行，后由工会自己组织。1946年开始在九九电台担任沪语主持人的陆进云，解放后并入上海联合电台工作。据她回忆：“到1953年联合台改组，一部分从业人员转业了，另一部分则转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成为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员，继续主持沪语节目。后来，沪语节目慢慢减少，电台的录音方式也进行了调整，大部分节目不直播了，改成了录播。录音组成立的初期很缺人手。因为我既懂点录音，也懂点播音，后来我就自愿调入录音组了。”^[49]

除了政治学习，播音员每月还有两次业务学习。“大家把一周内看到的戏都拿到小组来讨论。比如什么戏是香花，什么戏是毒草？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这些词汇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感觉陌生，但从旧社会过来的戏有的确实不堪入耳，不太适合大众传播。”^[50]曾任民声、金都等民营台沪语主持人的龚敏芝，解放后，继续在联合台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担任沪语播音员。“联合台刚成立的时候，就已经有专门的编辑写稿子了，我们主持戏曲、曲艺等节目时，要严格按照稿子念，多加一个字或少一个字都是不允许的。”“刚开始，播音效果很不自然，但播出时间长了以后，我们也逐渐习惯了这种新的播音方式了。”^[51]1958年下半年，龚敏芝离开播音岗位，调往节目科，负责唱片发放工作。

唐霞辉，1950年进陕西南路小学任教师，同时，参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儿童节目工作。1951年，进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任文教和少儿节目记者、编辑。杨乐郎在1950年离开电台，加入上海市故事改进协会，后并入评弹改进协会，成为一名说书艺人。

1958年9月，为支援外地社会主义建设，上海电台共计96人被调往宁夏广播电台等单位工作；11月，又有30人调往青海广播电台等单位工作。唐霞辉就在这30人当中，她被调往青海柴达木工委宣传部，任资料室负责人。1959年因“反右”中的“错误言行”，受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1960年因病回沪。1988年撤销处分，彻底平反。

“文革”中，“阿富根”节目停播，万仰祖被关进“羊棚”（意味着他没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组织，历史上比较清白，因此比关“牛棚”稍好一些，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又到梅山铁矿，分配到食堂参加劳动。

经历各种政治运动，沪语播音员队伍日渐萎缩。多数人转业转岗，部分幸运儿“渡尽劫波”，平安着陆。有国外学者认为，当时，在单位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中出现了环环相扣的传导。即：人们从大众媒体宣传中探出党和政府希望的言行并加以表现，人们表现的示范性言行又被大众媒体所宣传，确立了定型的大众行为模式。因此，“思想改造”体现着对日常言行和态度的控制，一些人有着违心进行政治表现的一面。^[52]所幸的是，沪语播音的根基没有动摇，众多录音资料被保存了下来。1990-1996年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老节目抢救小组”共完成3928小时的抢救任务。“历史的记忆与文化惯性，与上海人急速的代际更替相伴前行，构成上海文化最基底的力量与品格。” ^[53]

 

五、结语

本文从技术和人两方面的延续性，描述了共和国最初十余年间的沪语广播，大致对应的是沪语语音演变中第三期（1940-1969）的历史，这一时期的特征之一正是“分尖团音到不分尖团音”。^[54]以媒介史为基础的声景研究揭示了历史延续的技术逻辑；以人物为中心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则着重于历史延续的人文逻辑。

关注转型中的延续，对于口语传播研究有一定启示：

首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口语传播特点^[55]，不能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解放前广播中的沪语更轻松自然，接近生活，但也不乏粗俗的口语进入大众传播领域，引发听众反感。解放后，沪语广播一度严格按照审核过的稿子念，不许错，强调了“规整性”，却也部分丧失了亲和力和趣味性。今天的沪语广播走向小众化，不应该追问历史责任，而应该立足于网络传播时代，探索一条“接地气”的传播路径。同时必须强调，传媒领域的沪语要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

其次，重新发现沪语的价值——增加人际“黏度”。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沪语是上海的底色，是其独特的都市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归根到底，语言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展示的。追求沪语的“标准音”，既不现实，也没有太大意义。各种口音的沪语进入传媒领域应被视为正常现象，正是这种差异化才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在传播策略上，是否可以考虑市区的沪语与各区方言结成联盟、组建矩阵，还原沪语的交际性；或与各种本土曲艺形式抱团发力，打包输出，呈现生动活泼、多样化的沪语生态？

再次，重新发现声音的价值。近年来，公交地铁沪语报站、沪语网红破圈刷屏、小囡沪语才艺大赛等传播现象无不说明：声景是塑造地方感的重要手段。声景与听觉方式呈现出某一时期特定的权力关系与物质技术特征。^[56]就沪语传播而言，政权的变替或许并不绝对具有历史的断裂性。近现代的文化遗产，如何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重整与蜕变，如何找到新的传播载体、拓展新的传播空间，或将成为评价声音传播价值的重要指标。

另外，新的史观破除了从播音员到主持人线性发展的思维模式。国内广播主持人的诞生远早于1970年代末。“节目主持人的做法，在四十年代已经有了。他们在广播中谈话亲切自然，娓娓动听，很吸引人。私营台的播音员也较有经验，为听众所喜爱。但这些经验都没有得到总结和发扬。”^[57]从民国沪语广播的历史可以看出，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播音员与主持人是并列存在的，并不是先有播音员后有主持人——尽管当时还远没有诞生这两个名称。“‘北徐南李’开创了国内广播节目主持人的先河”、^[58]“主持时代开始于播音员时代的结束”^[59]等论点，同样囿于“革命史”的研究范式，带有一维性的色彩。播音员与主持人是人与技术互嵌程度不同的两种状态。从电台外部来看，它与政治环境的变化相关；从电台内部看，它与专业分工程度、编辑角色、编审流程变化、电台播音室改造等因素相关，正所谓“技术从未置身于历史与政治之外。”^[60]这是民国广播史带给主持传播研究的一点启示。

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远超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追溯历史，是为了知道我们在时间线上的位置，不是要用过去的辉煌来证明当今的不堪。” ^[61]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剥离了（报刊）新闻史的框架，超越了中国革命史的框架，深入思考广播/音频的社会价值，深入思考在急剧的历史转型中，共和国早期的上海如何保有地方文化的一席之地。本研究的遗憾之处是，关于金锡润、钱英菲、向佩华、许世芸、邓平生、山文堡、陈素莲、张茂渊等广播人的资料匮乏，各区沪语广播的历史也不尽齐全，市级专业志与区县志关于史实的叙述有出入，制约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整个广播史的研究在较长时期内较大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研究的重心偏向“人民广播”。从1940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播算起，人民广播事业已创立逾八十周年。如果我们能跳出“人民广播”去书写广播，就会发现历史的延续性——延续的时间不仅仅是八十周年，延续的方式不仅仅是萧规曹随，延续的内容也不仅仅是语言转换。

 

 （作者单位：上海市杨浦区融媒体中心）

 

 

【1】    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p17,2015年4月

【2】    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p6,2015年4月

【3】    李煜：《广播史研究的范式转移》，《现代传播》，2014年第9期：38-45。

【4】    季凌霄：《从“声景”思考传播：声音、空间与听觉感官文化》，《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3期：24-41。

【5】王文利：《民国时期广播播音员选拔标准浅析》，《现代传播》，2012年第1期：141-142。龙伟：《新的“明星”：民国广播播音员的职业生态与社会生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4期：78-89。王灿：《民国时期上海民营电台播音员的工作内容》，《西部广播电视》，2015年第20期：165-166。王灿、王文利：《民国时期上海民营广播播音艺人特点浅析》，《现代传播》，2016年第8期：157-158。

【6】马瑞：《“国家声音”：民国广播与国语运动——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为中心》，《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6年第6期：41-49。刘成勇：《“文学的”国语如何炼成——论民国时期无线电广播与国语推广》，《宜宾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107-114。

【7】    招宗劲：《民国时期广播事业研究——以上海、南京、广州为中心（1923-1949）》，中山大学历史学系2010年博士论文。刘章：《近代上海民营广播电台行业及其行业组织研究（1922-1949）》，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年硕士论文。

【8】    冯皓、吴敏：《旧上海无线广播电台漫话》，《上海社会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p315，2000年1月。汪英：《上海广播与社会生活互动机制研究（1927-1937）》，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2007年博士论文。姜红、刘礼堂、吕茵：《广播新闻与国家民族意识的构建——以民国上海地区广播电台为例》，《学习月刊》，2013年第4期：72-74。刘月影：《无线电广播与上海早期都市文化建构（1929-1949）》，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14年硕士论文。李暄：《民国广播与上海市民新式家庭生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2期：80-97。

【9】    张姚俊：《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外商电台及其影响》，《城市史与城市社会学》p289，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7月

【10】张元隆、谢瑾：《“孤岛”时期上海广播娱乐节目初探——以<上海无线电>为主体的考量》，《历史记忆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p36，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11】上海广播电视志编辑委员会：《上海广播电视志》p190-194,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11月

【12】上海广播电视志编辑委员会：《上海广播电视志》p78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11月

【13】江更生：《沪语评话杨乐郎》，《新民晚报》，2016年6月29日A24版。

【14】刘章：《近代上海民营广播电台行业及其行业组织研究（1922-1949）》，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年硕士论文。

【15】龚敏芝、余娟、陈娅：《一直没有离开钟爱的广播事业》，《上海广播电视研究》，2019年第2期：24-27。

【16】顾大伟：《上海电台的方言（沪语）播音工作》，《上海广播电视资料汇编第一辑》p112-116,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当代》编辑组，1986年6月30日

【17】陆进云、沈依谷、陈娅：《很多编辑和播音员喜欢和我一起工作》，《上海广播电视研究》，2019年第2期：33-36。

【18】上海广播电视志编辑委员会：《上海广播电视志》p53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11月

【19】上海广播电视志编辑委员会：《上海广播电视志》p273,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11月

【20】岩间一弘:《上海大众的诞生与变貌——近代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动员和活动》（葛涛，甘慧杰译）p140,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2月

【21】上海档案馆档号B92-2-820：《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关于聂耶、齐越同志在本台播音组座谈会的讲话》

【22】《统一时间》，《新民报·晚刊》，1949年6月1日，第2版

【23】Harold Innis：《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p15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

【24】夏衍:《上海在前进中》，《人民画报》，1952年第2期：6

【25】秦来来：《我的上海闲话情缘》，《新民晚报》（美国版）2018年1月22日，第17版

【26】都文伟：《重写上海：大陆、香港和台湾电影中的沪语》，《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43-47。

【27】Eric McLuhan：《麦克卢汉精粹》（Frank Zingrone编，何道宽译）p364，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28】张彩、曹默：《广播百年看广播学：声音本位与听觉传播规律探索》，《现代传播》，2020年第4期：160-164。

【29】R.Murray Schafer：《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p71, Destiny Books，1994年1月.

【30】森平崇文：《广播时代的“滑稽”——筱快乐与“社会怪现象”》，《中国——社会と文化》，2007年第22期：183-202。

【31】许静波：《新中国政治认同的构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1949-1953）研究》，《现代传播》，2019年第8期：50-55。

【32】Paul Levinson：《Human Replay: A Theory of the Evolution of Media》, New York University Ph.D. thesis. 1979

【33】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p163，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

【34】《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关于扫盲标准、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1953年11月24日。

【35】上海档案馆档号B105-2-170-2：《上海市各区、县青壮年文盲数字统计表》，上海成人教育志编纂委员会：《上海成人教育志》p70-7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5月

【36】《沪郊广播网》快报第9号，（1958年10月4日）上海档案馆档号B92-2-410：《上海市人委会广播事业管理处关于广播处出版“沪郊广播网”快报（1-10期）》

【37】《沪郊广播网》快报 第14号 1958年10月31日，上海档案馆档号B92-2-411：《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广播处出版“沪郊广播网”快报（11-17期）》

【38】荣春华：《做人真要像活神仙了》，《沪郊广播网》快报 第17号 1958年12月6日，上海档案馆档号B92-2-411：《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广播处出版“沪郊广播网”快报（11-17期）》

【39】钱乃荣：《上海语言发展史》p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40】汪韵之:《“阿富根”永远属于农民兄弟》，《新闻记者》，1993年第9期：26-27。

【41】上海广播电视志编辑委员会：《上海广播电视志》p24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11月

【42】Eric McLuhan：《麦克卢汉精粹》（Frank Zingrone编，何道宽译）p333，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43】齐越:《献给祖国的声音》p65,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1月

【44】上海广播电视志编辑委员会：《上海广播电视志》p27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11月

【45】上海广播电视志编辑委员会：《上海广播电视志》p333,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11月

【46】苏虹：《建国初期上海旧广播电台的接管、改造研究（1949-1953）》，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年硕士论文。

【47】马光仁：《旧上海广播电台改造始末》，《新闻大学》，1993年第2期：40-42+39。

【48】上海档案馆档号B91-1-6：《上海私营联合广播电台关于改善私营台的管理、建立公私合营广播公司的建议》

【49】同【17】

【50】赖素娟，舒凤：《我开始并不喜欢戏曲，后来慢慢有了感情》，《上海广播电视研究》，2019年第2期：20-23。

【51】同【15】

【52】岩间一弘:《上海大众的诞生与变貌——近代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动员和活动》（葛涛，甘慧杰译）p400,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2月

【53】张济顺：《大动荡年代的上海摩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201-204。

【54】钱乃荣：《上海语言发展史》p3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55】李贞：《试论口语传播的审美特性》，《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0年第1期：65-68。

【56】同【4】

【57】冯皓：《关于上海私营广播电台的改造》，《上海广播电视资料汇编第一辑》p243-250,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当代》编辑组，1986年6月30日

【58】钱锋：《国内广播节目主持人的诞生与成长》，《中国广播》，2018年第12期：36-40。

【59】古江柳：《我国节目主持人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新闻世界》，2012年第6期：92-93。

【60】常江、田浩：《理查德·约翰：技术从未置身于历史与政治之外——传播史研究的当代价值》，《新闻界》，2019年第11期：4-10。

【61】Michael Schudson：《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郑一卉译）p8,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