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方言现状及思考 ——兼论沪语传承中的媒体责任

最近几十年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日新月异的城乡面貌？各个视角都可以提供答案。从我研究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变化最大的是方言。包括上海方言在内的各种方言，从十分久远的历史深处一路走来，由于种种不利方言生存的因素长期叠加，对它们的理解、使用、传承，终于在这几十年中出现了方言史上少见的困难和问题。就上海方言而言，读音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不认识、读不准成为常态；大量流传至今的传统词语消失；几十年前还是人人都懂的常用词，现在也成了生词、难词，甚至连专业人员也感到陌生，或者根本不理解。长此以往，历史文献上出现过的那么多方言老词真的要变成谁也不理解的死词，五十、一百年后的人们要像考证甲骨文那样对待它了(实际上已经有了这个趋势)。现在，重视、关心、使用上海方言的人多了起来。但又因种种原因，使用者置文献记录、历史事实、基本知识于不顾，乱讲乱写，出现的差错、混乱之多，以前从未有过，上海方言由此变得光怪陆离起来。

一、现状

持续高涨的热情。由于市政协委员等有关人士的不断呼吁，这些年来，社会上对方言的看法逐渐有所改变，对它的重要性也有了新的认识，公共媒体对方言的宣传和传播加强了力度。纸媒和电台、电视台等都参与了进来，或开设专栏，或开办节目，为方言的普及和传承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有大量的自媒体，传播热情高涨，传播方式多样，有的已坚持多年。整个社会关心方言的人员和机构多起来了，各方的热情和关注程度还在不断高涨，这从各媒体不定期发送（刊登）的大量方言内容就可窥见一斑，当然他们也都认为自己宣讲的方言最正确。

不无莽撞的大胆。因为不熟悉方言读音和词语，也不了解历史记录，或者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不知其三，社会上对方言字词的读音、写法心中无数，出现了想怎么读就怎么读、高兴怎么写就怎么写的现象，人为造成混乱，胆子大到惊人，还创造了好多项“纪录”。如上海西南地区的“顾戴路”，其中的“戴”在作姓氏(名词)时，应读“dài”，和普通话同音；在作动词时，应读“dā”，如“戴帽子”。顾戴路中的“戴”是指东面梅陇的戴家塘，是名词，应读“dài”，而且自1960年代修筑该路后，一直是读“顾dài路”的。可近些年，公交车报站置正确的读音于不顾，偏要将名词“戴”读成动词“dā”，“顾dài路”就成“顾‘dā’路”了。这种新兴电子媒体的特点是受众面广量大，传播时间长久，造成的后果是，现在大家都跟着读成“顾dā路”。但播放次数再多，仍然是错的。上海有位大画家戴敦邦，你能把他读成“dā敦邦”吗？而公交车报站的方言错误还有很多，如徐汇区的“宜（泥）山路”读成“移山路”，“蒲(婆)汇塘路”变成了“蒲(浦)汇塘路”等。

随心所欲的书写。例子实在太多，最典型的莫过于“弹街路”的因乱写而异化，现在经常被写作“弹格路”、“弹硌路”等，甚至还有“蛋格路”的。可惜，这样的写法是错的。原因之一是不符合汉语组词原则，二是不符合政府文件几十年的历史记录，三是读音也根本不对。笔者发表的《弹街路，对；弹格（硌）路，错》等文章，对这些都作过分析，上海《语言文字周报》还将拙文冠以“褚半农说街路、弹街路”并置于公众号头条作为正解。

令人感慨的传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有人不知道一部分方言文字有文读和白读两种读法，于是乱写，如把“上海人”写成“上海宁”，“味道”写成“米道”，“耳朵”写成“义朵”等，都不时出现在各类本地媒体上。对其他字词也有乱写，最夸张的是上海某纸媒居然会将“做啥”写成“组撒”，并将“组撒”做成通栏大标题，一著名网站也将“组撒”作为“正宗”上海话而提倡。《咬文嚼字》主编、资深媒体人郝铭鉴对此感慨良多：“可这‘组撒’呢？连我老上海也只能干瞪眼……天哪！‘做啥’竟成了‘组撒’，如此白相上海话让人无语！”（2014年11月18日iPhone客户端）上海广播电视台开设过“沪语小课堂”，每次请名人讲一个沪语词汇，旨在传播沪语文化。2018年3月时我偶然看到一位非沪籍名演员在说，春天天气暖和了，可以用“暖×”来表达。实际上“×”应是“热”，可屏幕上打出的字幕却是“暖捏”，而“热”“捏”二字完全不同音，词义更是无法理解。当我向市民热线电话反映后，电视台立即同我联系，表示虚心接受，并很快改正了过来。

二、思考

正视普通话的影响。推广普通话是出于消除不同地区语言隔阂、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考虑，很有必要，也应该支持，它为不同地区人员的交流以及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同时，也要妥善处理好推广普通话与科学保护方言的关系。如果没有妥善处理好，方言的发展和生存就会深受影响，这种影响长期而深远。这在1970年前后出生人群中已逐渐显现出来，1990年前后出生者更明显，他们对方言缺乏感情，缺少感觉，其中不少人听不懂也不会讲或不大会讲方言，连自己姓名都已无法用上海话说出了。他们不仅在课堂上、学校里，而且在家庭中和社会上，日常交流也都用普通话。普通话使他们的语音显著改变，这种变化现在随处可听到，简单如“金融”“容易”中的“融”“容”二字，沪语都应读“雄”的，年轻人现都改读为“róng”了。复旦大学陶寰教授曾在校内做过调查，让上海学生用上海话读“摘”“岸”和“瓦”三个常用汉字。结果惊人一致，“摘”读得像上海话的“斩”，“岸”跟“暗”同音，“瓦”读成wǎ，都是普通话的发音，可见很多年轻的上海人已基本不知上海话该怎么说。可以预期，那些已经变化了的读音将会留存下去，成为以后“道地”的上海口音（方言中不说“地道”，有俗语“三年不种［棉］花——道［稻］地”等为证）。

普通话对上海方言的改变，还表现在传统语词被“新词”替代，这部分数量很多，其实是改用了普通话词语，如“每天”替换了“每日”“日逐”、“传染”替换了“过人”、“买米”替换了“籴米”等等。这是上海话表达功能开始残缺的表现，很多话非普通话不能表达，即便用上海话交流，一句话中也经常需要夹杂普通话而产生杂糅。这表明，普通话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上海话的传承，最终将彻底改变其面貌。

正视“语转词”现象。因发音变化和对传统词语缺乏了解，方言书写中大量出现所谓“语转词”，即声音稍变写出来变成另一个词，这也是异形词。这种“语转词”现象，我们的先人早就注意到了，如清嘉定人钱绎撰集的《方言笺疏》中就记载了晋语言学家郭璞的原话：“凡此之类，皆不宜别立名也。”（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5月版）

自明清以来，先人留下数不清的沪（吴）语文本，几百年来这些方言字词一直用得好好的，有序流传到20世纪，又进入21世纪，怎么现在忽然不用（要）而需另造“新字新词”了呢？除了“弹街路”被“别立名”为“弹格（硌）路”这个典型例子外，又如某日上海某报上的所谓上海闲话，如果不加括号，不知各位能不能看懂，或能看懂多少？如“萨宁”（啥人）、“勿朗”（勿冷）、“册去”（出去）、“一嘎头”（一家头）、“组特”（做脱）等。我曾收到过由政府部门主办、由某网制作的微信海报，还标明是“传承上海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说在上海’系列活动”，其中方言词语乱写之多，其莫名其妙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连只有一个读音的“认”字也写成了“宁”：“宁得侬算我路道粗”。昨日把“人”写成“宁”，今朝把“认”写成“宁”，后日会不会把“迎接”的“迎”、“忍受”的“忍”等这类字，也全部写成“宁”呢？这种现象，特别是出现在掌握着话语权的媒体上，其不良影响非常之大，异形词蔓延之势必须要警惕。

正视声调减少后读音的归并。上海老方言中一直有8个声调，即平上去入各分阴阳，这些声调至今还保留在郊区的方言中，2003年出版的《松江方言志》（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中就是这样记载的。而据许宝华、汤珍珠主编的《上海市区方言志》介绍，上海市区方言的声调早已减少为5个（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8页）。也就是说，好多读音完全不同、或发音有差别的字，现在变成相同的了，换句话说，因分不清读音，增加了准确书写方言字词的难度和出现错写的机率。如，有媒体将“面孔”写成“米空”，书写者可能认为“米空”和“面孔”是同音，但既然是指“脸”，那为什么不选择“面孔”而用“米空”呢？再比如“吃饭”，不时看到被写成“切饭”，就是说，“吃、切”二字同音了。这里既然是用嘴巴的动词，为什么不用“吃”而用涉及手的动词“切”呢？至于尖团音分不清，其实也同声调减少有关。

正视片面强调本字现象。“方言有音无字者，经典多借字以寄其音”（清•黄生语），这在各种方言中都存在着，也不失为好的办法。“蟋蟀”的沪语读音有本字，《康熙字典》里也有记录，但字形比较复杂，电脑也无法打出。其实，古人早就借用“赚绩”二字并屡见之于文献，这种“借字”与方言读音一致，书写方便，没有歧义，重要的是几百年来流传有序，我们后人何乐而不用呢？苏州大学教授翁寿元著《无锡、苏州、常熟方言本字和词语释义》（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共收三地方言本字543个。因同属吴语区，其中大量的本字都同沪语，有的也一直在使用，如“埭”（趟、次、行等）、“掼”（如掼稻、掼麦，即人工脱粒）等。也有的本字不该用，如沪（吴）语有“挑侬发财”“挑挑侬”的说法，根据翁教授考证，《集韵》里“挑”的本字由3个汉字组成，字形是“厂”里面一个“兆”，右面再加个“斗”字。古代人，如在《儒林外史》等书中已经将其写成“挑”字了，二者相比，自然“挑”字更能被大家接受，且已使用至今，也没有必要非要把它恢复到本字。我经常收到朋友微信，很多都是关于所谓方言本字的，有的是要求辨别正误。我的回答是，本字问题比较复杂，需要有专门知识积累，如不是有志于此的，一般了解就可以了，也不要刻意追求，且许多方言词语本来就没有本字。《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主编李荣先生曾说过：“考本字也重要，到底不是主要的。考本字考对了是理应如此，考本字考错了是画蛇添足，没有把握的本字要少说。没有把握的时候最好用同音字。”（李荣《方言存稿》，商务印书馆2012年10月第1版第165页）这是李先生的经验之谈，更是中肯之论。

三、余言

上海方言不是今天才有的。从农耕社会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上产生、形成的松江方言，是上海方言的最大来源，自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292）设立上海县算起，也有720多年历史了，方言深受其影响，这在文献上多有记载。大量的社会用语流传有序，基本保持着语言的原生态，特别是那些“土著”色彩很浓的词语，其含义同几百年前记录下来的完全一样。几百年中，上海方言的读音、词语在语言实践中形成的规范，是需要我们后人遵守的规则。方言是不可再生的，需要善待，不应任其流失。

现在的媒体从业人员其实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非沪籍的新上海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大量外地人口进入上海，包括进入各界媒体单位。二是沪籍上海人的后代，虽然出身、求学在上海，但从了解、掌握方言的角度而言其实也是新上海人。不少人对沪语原来的读音不甚了解，传统词语缺少积累。纸质媒体和广电媒体不停出现方言差错，造成误导，不能不说这同从业人员对方言知识的缺乏有关。每年端午时，电视台必有现场采访节目，社区的大嫂大妈，喜气洋洋地告诉记者，她们在“裹粽子”。可到记者嘴里，以及出现在字幕上，包括到纸媒上，全都是“包粽子”。虽一字之差，但“裹”是文献有记载、口语传久长的方言特色动词。现在的媒体是“包”打天下，本用不同动词的“裹粽子”“裹馄饨”“包饺子”“做圆子”，成了“包粽子”“包馄饨”“包饺子”“包圆子”，方言表达从丰富生动到单调乏味就是这样来的。其实，上海方言中的特色动词极为丰富，是研究方言的重要资料，但还是一块有待深入研究的处女地。

方言是一种文化，一种包含有地理、历史、民俗等各种信息和丰富内涵的传统文化，文化含量无法估量。如缺了方言传承这一块，海派文化、传统文化、江南文化也就缺了重要的元素。如果真有那么多的方言词语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不了解或不再有兴趣了解了，它们岂不要变成新的甲骨文？从这个角度看，历代遗留下来的方言语音、方言语词等堪称活化石，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也是研究沪（吴）方言起源、变化等的活资料。面对方言的种种变化，作为一个沪（吴）方言研究者，有责任将其变化轨迹记录下来。在意识到记录工作的重要性后，这四十年中，我根据平时的积累做了几件事，其中之一是撰写了《上海西南方言词典》和《莘庄方言》两本书。我的想法是，先要把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尽可能多地记录下来，尤其是近50万字的《莘庄方言》，注重突出地域特色和农耕特色，收录了一万多个词条，都是流传有序、史有记录，却未进入研究者视线的词语、俗语等，目的是要让松江府县原方言酌归书里，让明清、民国老词语纳收其中，旨在尽力保存，也为当前及以后的方言研究者提供松江方言大区上海西南乡间的方言资料。这些资料已为有关研究提供事实和方言依据发挥过作用——位于金山区朱泾镇待泾村的清代中晚期船舫遗址，自2016年发现以来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作为一种建筑物，船舫实物在上海是第一次发现，专业人员展开研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叫船舫？他们在《中国文物大辞典》等文献中找到的两条记载，都与金山“船舫”实物不一致，最后在拙作中找到第三类记载，释义与船舫实物相一致。

（作者系吴方言研究学者，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闵行区“非遗办”专家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