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历史”与“传播知识” ——历史影像学视域下中国抗疫影像资料整理与研究

人类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世界流行的疫情，每次疫情都深刻影响了世界政治格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20世纪，影像手段成为记录抗疫事件的有效方式，而这些流传下来的影像资料成为记录重大疫情的珍贵资料。目前，学界尚未对我国抗疫影像资料进行整理与研究，仅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20世纪后半期发生的历次重大传染病个案的报道，或电影美学的研究等，如对防治血吸虫病科教电影《送瘟神》^[1]的研究，但并未有理论性的探讨和整体性的研究成果出现。

历史影像最大价值是内在于影像中的记忆的真实性及其张力。抗疫影像资料的价值体现在：第一，记录下疫情期间的社会面貌、经济运行状况、人们生活状态、精神面貌等；第二，影像宣传抗疫信息，传播疫情防控科学知识和防治措施，更加直观、形象；第三，历史影像以史料存续，成为社会记忆资源的一部分，引起情感共鸣，能激发人们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意识。本文以20世纪我国抗疫历史影像资料的整理与开发为案例，并论证历史影像的生命发展周期理论及其“记录历史”与“传播知识”功能的展开。

一、历史影像的全生命周期理论及展开

历史影像是电影技术发明之后的产物，其最初用于拍摄记录所见所闻，这些经过时间演进而流传下来的资料被称为历史影像。历史影像作为一种媒介载体，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反映影像资料拍摄时世界的处境，让人们知晓周遭世界的变化，为后人进行历史叙述提供行为认知判断。从时间的维度看，历史影像从制作产生到完成展示传播，有一个完整的生命发展周期，在历史影像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属性和功能：

图1：历史影像发展生命周期

历史影像首要的目的是拍摄记录。众所周知，19世纪末电影技术发明，很快就用于拍摄记录，如卢米埃尔兄弟的第一部影片《工厂大门》，就是在他们摄影厂大门外摄制的真实镜头。^[2]电影技术的出现，使得历史可以恢复生动的本源，不再枯燥，可以被观看。这些所拍摄的内容便影刻在胶片上，成为一种记忆资料。记忆资料的生命是真实，经过考证的历史影像成为一种真实的记忆，还要成为可靠的历史真实资料，以供社会传续。

从历史的维度看，历史影像作为一种记忆资料，必须可以不断被使用观看、提取和传播，才能实现其本体的价值。这就要求历史影像所传递给观看者的内容必须是真实的，也就是金岳霖所讲的“可以解决真命题” ^[3]的知识。

然而，在历史流变过程中，由于战争、社会动荡等原因，很多历史影像存在内容丢失、源流不清、保存不善、碎片化剪辑等现象。历史影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许多影像中的地标、建筑、风貌等内容已经消失，拍摄者并未标明，后人须对内容进行研究考证方能应用。

影像还原历史需要证据链的考证，正如著名史学家布洛赫认为，任何研究要取得成效，就必须遵循考证的法则。^[4]因此，在历史影像成为可信赖的知识前，必须对其进行研究考证，将所拍摄记录的内容一一标引，也就是画面与知识点一一对应，历史影像从这一步开始具有了“真实”属性，可以称为“影像知识”。

“知识”本体是可以广泛传播，供受众对象学习、认知的。历史影像在成为影像知识后，影像自身成为知识的承载媒介，便可用于纪录片、专题片、资料片、宣传片的制作等，成为制作者进行思想、意图表达的工具，最终成为影像产品。一个历史影像生命周期至此完成。

任何历史影像，只有完成这一生命发展周期，才能实现从工具（拍摄记录）到影像产品（思想传播载体）的升华。而在历史影像的发展生命周期中，最为重要的阶段是让历史影像完成从记录媒介到影像知识的转变，这是开展历史影像学研究的目的，也可以说历史影像学是承上启下的。^[5]

新时代背景下提出了新传播的要求，需要对纸媒、电媒、网媒进行综合把握，这些变化深刻影响到历史影像的使用场域，更需要准确把握历史影像“记录历史”与“传播知识”的基本功能。20世纪是影像手段大规模用于记录历史的第一个世纪，我国的大量抗疫影像资料包括很多抗疫新闻片、科教片的制作，就是历史影像“记录历史”与“传播知识”的功能属性的一个体现。

二、从抗疫影像资料整理看历史影像“记录历史”功能

狭义的抗疫影像是指记录抗击疫情的影像，包括疫情现场、医疗救助、卫生防疫、病患日常生活等。但影像叙事需要有整体逻辑，疫情防控与社会经济、环境卫生、城市管理等密切相关。因此，从更广义的角度看，抗疫影像资料也包括抗疫名人、卫生专家、医学科研机构、城市景观等。综合来看，我国的抗疫影像资料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为直接记录抗疫情形的早期新闻影像、纪录片。

现存已知我国最早的抗疫影像是清朝末年发生的东北大鼠疫。1910年年底、1911年年初，哈尔滨道外的傅家甸是此次鼠疫的重灾区，我国近代卫生防疫、检疫事业的创始人——伍连德，临危受命，负责防治这次大瘟疫。在经历“口罩”、“封城”、“临时隔离营”三大举措后，至1911年3月1日，傅家甸的鼠疫死亡人数首次下降为零。

图2：东北大鼠疫影像资料

图片来源：据上海音像资料馆藏东北鼠疫影像截图

截图来自记录东北大鼠疫的早期黑白影像资料。在这次抗疫活动中，伍连德带领工作人员科学防治“肺鼠疫”，采取了主动收治病人、拆毁患病者房屋、掩埋尸体、大规模消毒等科学防治疫情的举措。这些防控举措在影像中都可以清晰看到。^[6]为防止飞沫传播，伍连德发明了中国第一款口罩——伍氏口罩。众所周知，20世纪初期电影技术使用范围并不广泛，这个时段的影像资料少之又少。该段影像虽然仅30多秒，却是中国抗疫影像史的开端。

瘟疫的传播与灾害往往相关联，灾害影像也是构建抗疫影像资料库的重要内容。1921年，我国淮河流域发生水灾，河水泛滥不仅淹没房屋，甚至泡塌了津浦铁路，当时在上海的外媒前往安徽拍摄当地遭水灾的新闻影像，片长约1分钟。画面主要有河水淹没房屋、冲毁农田、津浦路铁轨被冲毁和灾民的临时避难所等悲惨生活画面。这段影像与当时的新闻报道正好相互印证：“临淮关方面有屋数百间，水皆及门顶”，“工程须用载石五列车，每日开行，历时两个月，以防车辆坍倒”。^[7]

早期记录城市卫生状况的影像资料，也是进行抗疫叙事的重要素材来源。在苏联导演雅科夫•布利奥赫拍摄的《1927上海纪事》中，记载着位于上海肇嘉浜沿岸人们生活在“黑、恶、臭”的“龙须沟”的画面，这种恶劣的环境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生活，导致疟疾、血吸虫病时常发生。

第二类为医学领域的相关影像。

医学领域的历史影像资料包含著名医学人物、医学科研机构、医院等，从影像中可以观察我国近代医学领域的发展与变迁。

如在一段1921年的纪实影像中，拍摄记录了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之子小洛克菲勒来华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开幕礼，全片长约12分钟。该片拍摄到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时的情形和众多参加会议的世界医学名人。通过对影像中出现人物进行研究考证，发现了成功防治东北大鼠疫的伍连德及其夫人黄淑琼的影像，这是国内第一次发现伍连德的活动影像。据报道记载：“该校功课完备，各国医界名人来参与开幕礼者甚多……伍连德博士讲演远东之瘟疫症，报告其历办防疫之成绩……开幕演说程序单共排八日，自十五日起至二十二日止。”^[8]在协和医学院成立后的近一百年里，它培养了许多医学人才，对我国医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段影像资料在中国医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图3：1921年的伍连德与夫人黄淑琼

图片来源：据上海音像资料馆藏协和医学院影像截图

医学院是进行医学科研的重要场所。在一部拍摄于1933年、主题为“上海雷士德医学院研究院”的纪实影像资料中，当时雷士德医学院（今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日常科研活动被记录下来，该影像资料约35分钟。^[9]在影像中可以看到中国病毒学第一人——汤飞凡的影像资料。汤飞凡于1932年应聘兼任上海雷士德医学院细菌学系主任。此外，鲁桂珍、蔡翘等我国近现代著名医学家的身影在片中也可见到。这些医学名人、医学院的影像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资料。

第三类为电视节目中的疫情影像。

改革开放以后，电视机普及程度越来越高，电视节目受众群体越来越大，有关疫情报道的电视节目，成为记录当代抗疫情形的重要影像资料。

1988年春季上海爆发甲肝疾病，上海电视台跟踪报道、采访，记录下这次抗疫斗争。2007年上海电视台制作电视新闻专题节目《1988上海抗击甲肝大流行》，用大量真实历史影像，让观众回到1988年甲肝爆发的现场，通过回顾甲肝爆发初期的恐惧、流言，人们的争论、质疑、探究，以及政府和医疗卫生部门的决策、行动，展现人民信心的回复与社会秩序的恢复过程。^[10]

自摄影机诞生以来，大家往往都天真地相信摄影机不会撒谎，除非个别镜头有明确的理由让我们产生怀疑。这种看法根植于早期人们把摄影机当成一种科学研究的工具，其结果之一就是将历史影像当成史料，这让历史影像“记录历史”的功能得到大量使用和广泛认可。然而，历史影像成为一种可被确信的史料，需要长期的学术实践、深入的理论探讨和明确的学科定位支撑。因为历史影像所记录的历史，不仅其内容需要通过研究加以准确判定，对历史影像的编辑更涉及现代人的主观改造，必须对历史主体和历史真实保持绝对尊重，从而达到叙述逻辑与历史事实逻辑的一致性，这也正是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11]的观点。

三、从新中国成立后抗疫科教片看历史影像“传播知识”功能

历史影像在具有知识属性后，可以对影像资料本体进行编辑加工，成为一种可以传达信息或表达见解的传播媒介，让观众了解或接受创作者的想法或意图，这是历史影像的“传播知识”功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制作大量有关防治传染病、宣传公共卫生知识的科学教育电影，这些影片是我国抗疫影像资料库的重要组成。

科学教育电影，简称科教电影或科教片，它用电影的形象化手段，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科教电影的特点之一是科学性，它的准确、真实，在表现形式上的生动活泼、深入浅出，使其容易被接受。由于科教电影天然具有知识属性，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科教电影的制作，作为提高居民科学文化知识、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宣传工具。在解放战争时期，当时的中宣部就指示要生产科教片，并界定科教片的任务是“传播科学文化和生产知识”。^[12]曾担任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厂长的洪林认为：“这种影片是传播科学知识的有力工具，它向广大人民进行基本科学知识的教育。”^[13]

该厂与上海市卫生教育馆曾联合摄制大量卫生题材科教片，截至1990年，两家单位摄制、译制的相关科教影片名单如下：

表1：1953—1990年卫生科教电影片统计表

资料来源：据上海音像资料馆馆藏《上海科影厂专题》资料目录整理而得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发展生产、提高健康水平、改善生活质量，这其中的关键是改善人民群众的不良卫生习惯，普及科学卫生防疫知识。人们对科学和技术知识有迫切渴望，科学教育电影业愈来愈引起广大人民的注意，“科学教育电影正是普及科学知识和先进生产经验的有力武器，它能够利用现代电影设备所提供的一切可能性，如：动画、模型、快速和降格摄影、显微摄影等特殊技术，最大程度地扩大摄影境界；再加上电影各部门的配合，如创作和导演艺术的提高，悦耳的音乐和饶有风趣的解说词，观众就会在欣赏电影艺术的同时，获得丰富的科学和技术知识。”^[14]

譬如防治血吸虫病，是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一项时间久、难度大、成绩显著的传染病防治工程。从1955年，毛主席到血吸虫疫区视察后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到1985年8月29日上海市宣布消灭了血吸虫病，一共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努力。为记录人民群众抗击血吸虫的斗争历史，传播科学防止血吸虫病的知识，上海科影厂共拍摄过四部有关防治血吸虫病的主题科教片，其中最著名的是1965年制作的科教片《送瘟神》，这是一部系统地、全面介绍防治血吸虫病的大型科教片。^[15]该片花费一年左右的拍摄时间，摄制组辗转南方各有关地区，一边深入生活，一边摸索着进行创作和拍摄。^[16]为了更形象、直观地显示血吸虫病的发生原理，影片用显微摄影的技术，通过对患血吸虫病的家兔的解剖，让观众可以看到隐藏在血管中的血吸虫的真实模样。影片还介绍具有我国特色的中西医合作治疗血吸虫病晚期病人的案例。

为更好地进行知识传播，科教片放映队在“血防”重点地区不仅仅放映防治血吸虫病专题片，还做好宣传工作，“为了使观众看懂电影，放映队根据当地的真人真事制作了幻灯片，与科教片同时放映，着重介绍了血吸虫的生活史和防治的方法。映后召开了座谈会，并访问了患病的贫下中农，结合忆苦思甜，进行回忆比对教育，收效很大。”^[17]上海青浦任屯村村民陈文彩在看完科教片《送瘟神》后，发表感想：

彩色科教片《送瘟神》来任屯村大队放映，是一桩大喜事。看了影片以后，我像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和精彩的技术指导课。

在《送瘟神》里，我看到了血吸虫的虫卵必须通过大便下水，才能遇到钉螺的镜头，使我认识到加强粪便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以前我们只重视查螺灭螺，今后还要做好用水管理和粪便管理的综合性工作。^[18]

科教电影在广大农村中放映，不仅直接配合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同时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在破除封建迷信和陋习、实现移风易俗上发挥积极作用。卫生防疫科教电影是我国抗疫影像库的重要组成，深刻体现历史影像“传播知识”的功能属性。

图4：杂志中介绍科教片《送瘟神》

图片来源：《大众电影》1965年第12期

四、余论：新时代背景下的历史影像新传播

当下社会已进入全面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基于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进步，历史影像作为一种记忆资源、一种传播媒介、一种内容产品，其具有的“记录历史”和“传播知识”的功能属性，叠加其可数字化、信息化的延展性优势，利用价值得到进一步彰显，可以将历史影像资料进行编研开发，建成一个开放、共享、动态的知识系统，实现各种知识要素的耦合，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各界。

1.数字历史影像库建设是新时代信息化社会的必然要求。

通过对20世纪中国抗疫影像资料的梳理、研究、考证，以数字化的要求构建中国抗疫影像库，是新时代背景下历史影像应对数字化、信息化的一个尝试。数字影像库的建设是一个持续更新的命题，具体而言包括数字展示平台（提供线上平台展示）、数字内容（提供数字内容检索，包括年代、人物、地点等信息，全面数字化存储、提取，便于编研、加工与开发）和数字传播。

数字传播以新型的数字媒介为传播渠道，其带来新的使用场景和传播阅读习惯，譬如手机端和短视频等，为研究人员带来新的课题，需要对历史影像的编研与开发进行全新的研判。但这种新传播是历史影像在新时代发挥更大能量与价值的一个机遇和有效途径。

2.用“真实历史影像”讲述“真实历史故事”。

用历史影像叙事的最大特点是“以‘历史’讲‘历史’”，即用真实历史影像讲述真实历史故事。历史纪实影像的真实度是其他历史记录手段所不能替代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影像记录历史的地位将越来越强，越来越稳固。纵观20世纪，记录东北大鼠疫、血吸虫病、抗击甲肝等防治传染病的历史影像，构成我国的抗疫影像资料库的主体，这些珍贵影像记录下的疫情信息，向人民传播科学防疫知识，成为构建我国人民抗疫记忆、凝聚情感的重要媒介。

我们后人通过对疫情影像进行研究、编辑，或进行艺术的再创造，建构抗疫的历史记忆，并让历史告诉未来，这是开展抗疫影像资料整理、研究和开发的最大价值所在。

【感谢】 对雷士德医学院的相关研究得到上海音像资料馆毛为勤馆员的帮助，因其成果并未公开发表，无法引用，在此特别鸣谢。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现为SMG版权资产中心、上海音像资料馆副研究馆员）

【1】 余文星：《一部出色的科教片——<送瘟神>》，《电影艺术》1966年第3期。

【2】 [美]大卫·波德维尔、克里斯汀·汤普森著，范倍译:《世界电影史》（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

【3】 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89页。

【4】 [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44页。

【5】 李东鹏：《传承与超越：历史影像学建构与广播电视研究界域展拓》，《上海广播电视研究》2020年1月刊。

【6】 据上海音像资料馆馆藏影像资料“东北大鼠疫”内容整理。

【7】《西报记安徽水灾现状》，《民国日报》1921年9月30日，第2版。

【8】 《协和医校开幕记》，《新闻报》1921年9月16日，第2版。

【9】 据上海音像资料馆馆藏影像资料“上海雷士德医学院研究院”内容整理。

【10】新闻节目《1988上海抗击甲肝大流行》，上海音像资料馆馆藏资料，播放日期2007年1月15日。

【11】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英]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

【12】方方：《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

【13】洪林：《传播科学知识的有力工具——谈科学教育电影的重要性及其在我国的状况》，《人民日报》1954年4月16日，第3版。

【14】毕恒三：《在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的工作中》，《大众电影》1956年第12期。

【15】余文星：《一部出色的科教片——<送瘟神>》，《电影艺术》1966年第3期。

【16】韩韦、殷培龙：《拍摄<送瘟神>的几点体会》，《电影艺术》1966年第3期。

【17】四川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广大劳动人民喜爱科学教育电影》，《电影艺术》1965年第2期。

【18】《坚决彻底送走瘟神——上海青浦任屯村农民看科教片<送瘟神>的感想》，《人民日报》1966年3月15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