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视角下影像“口述历史”采集原则初探

一、影像“口述历史”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源自20世纪40年代末的美国，其标志是1948年艾伦•内文斯（Allen Nevins）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的口述历史研究室。此后口述历史活动在美国及其他国家普遍开展起来，这是20世纪史学界的伟大突破。

威廉•Ｗ•莫斯先生在其所著的《档案、口述历史和口述传统》（Archives, Oral History and Oral Tradition）一书中认为，口述历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口述历史是用录音机或其他设备记录下来的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广义的口述历史除了包括狭义的口述历史之外，还包括民俗、神话和口头传说等。

近年来，与“口述历史”相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频频见诸于报端、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介，作为一个类学术化的名称，经由各种媒介的传播，人们渐渐开始对“非物质文化”有了一定的认知。2006年起至今，上海音像资料馆（SMG节目资料中心）“口述历史”项目团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果，我们先后完成了包括朱践耳、闵惠芬、黄准、吕其明等老艺术家在内的“名人名家作品数字化工程及口述历史”项目、“老电视人口述历史”项目以及“老广播人口述历史”项目，这些项目邀请老艺术家、老前辈们讲述他们的创业历史，回顾他们的人生经历和事业风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龚学平盛赞该团队的工作“功德无量”，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认为“影像口述历史”这项工作是“修复了文化生物链”，她表示，老艺术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而媒体又有传承文化的社会责任，希望该工程今后能进一步做好开发使用和可持续发展等工作。2009年9月，项目团队获得了“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集体”的称号。

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大众传媒责无旁贷。影像“口述历史”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它能通过影像声音的方式，记录当事人的口述或表演，最大程度地将历史记录下来，在真实性、全面性和深入性上有较大的优势。可喜的是，时下“影像口述历史”不仅体现在大众传媒各种方兴未艾的节目样式上，而且随着社会对文化传承的日益重视，越来越多的不仅仅为大众传播制作的“影像口述历史”也逐渐成熟起来，它们已成为留存历史资料、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

二、档案视角下的影像“口述历史”采集原则

现代档案学理论既强调档案采集范围的广度，也兼顾内容的深度，同时在档案整理的过程中就内容的真实性也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辨别。因此，在档案的视角下，影像“口述历史”的采集原则大致需要兼顾三个方面：真实性、内容的广度和深度。

（一）存真求实原则

存真求实，即保留原生态的影像资料记录，这是“影像口述历史”的基础，是最根本的原则。“存真”，要求我们能保存历史的真实记录，同时又必须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求实”，则是指务求真实，不虚妄偏颇。“影像口述历史”不仅是一种节目样式、一种传播手段，它也是一种口述档案。因此，在“影像口述历史”的制作过程中，应遵循档案的本质，即原始记录性，用“原貌历史，真相事实，鲜有个人评论”^[1]的精神，严格维护档案的本质特性。在叙述当时当事的过程中，坚持维护历史的原貌，不以个人的好恶多加评论甚至修改。在录制的口述历史录像中，除非一些冗余的场景或无用的空白镜头，尽量不剪辑，以维护和展示原貌。“影像口述历史”工作者对口述选题必须认真研究，仔细查点、鉴别和核实，对历史事实做出科学的结论和评判，鉴定内容的真实与存疑之处，去伪存真，保障口述资料的真实性。

“由于口述档案是特定的人形成的，形成中不可避免受到观察力、理解力、个人情感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它的形成过程决定了其在‘记忆的真实’与‘真实的历史’上存在一定的差别。” ^[2]因为时过境迁，有些口述者年高体弱、记忆力衰退，或者出于其他种种原因，所谈内容可能会有讹误不实之处，“影像口述历史”因此具有主观性、模糊性等局限。对于明显的人名、地名、时间、地点、事件，以及社会大环境和历史背景等方面的错讹之处，应进行鉴别修正。在制作过程中，应坚持存真求实原则，对“影像口述历史”进行鉴别与考证，如可以参照被访者的记载、笔记，或公诸报章的亲历、亲闻。被访者的记载、笔记中虽难免有道听途说，但同时也不乏独家发布的珍闻秘事、生动活泼的细节记载，以及入木三分的真知灼见。将调查资料与文字资料、实物资料进行对照，加以甄别，会大大提高资料的可靠性。另外，还要从受访者的身份、回忆时间、场合，以及他们与所述事件的关系等方面来考虑，判断受访者的立场、利益等，综合分析口述档案内容的真实性，找出不符合事实的部分内容，对受访者记忆中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要进行比对、区分和鉴别，把握住口述档案中可能被夸大、缩小、隐藏、虚构或扭曲的部分，力求达到回忆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正确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目，做到存真求实。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时下五花八门的访谈口述类节目中，有些不仅谈不上史学性，而且连最基本的信条——真实性也无法保证，起到的是哗众取宠的效果。对于某些节目盛行摆拍、补拍和组织拍摄等违背真实性原则的做法，上海广播电视台著名的纪录片人章焜华曾表示：现在一些纪录片的做法，我是很不赞同的，他们把“情景模拟”的镜头通过技术处理做旧，然后又跟以前真实记录的历史镜头拼接在一起，让人分不清到底哪些是“模拟”的，哪些是纪实的。如果大家都这样做，恐怕若干年后，我们大学的历史系就要专门开设一个专业，像鉴别文物真伪一样去鉴别我们纪录片影像的真伪了。模拟的东西是缺少档案价值的，我觉得作为纪录片来讲，它必须具备档案价值。^[3]

（二）全程记录原则

“影像口述历史”的全程记录有两个种，一种是单一口述选题的全程记录，另一种就是多个口述选题互相承接、印证的全程记录。这两种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其结果都是完整性占据主导，尽量不忽视选题中各个角度、各种方向的记录，以免造成记忆的缺失和记录的偏颇。

我国现存的历史档案并不能完整地记载和体现中国的历史，由于战争、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破坏，给文字档案造成了令人遗憾的、无法弥补的历史空白点。这种档案断层可以通过采访当事人、建立口述档案、亲历者的回忆和历代流传下来的有口皆碑的史实信息来加以补充。另一方面，文字档案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人类活动无比繁复，即使再详细的文献、档案，也只能记录下其中极为有限的一部分，而口述档案则可以为此提供相当广阔的空间，它可以把人们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所历、所见、所传闻的种种活动以及认知载之以册。可见，口述档案在复原历史方面，有着其他文字档案、文献资料都无法替代的重要价值，这也正是多年来口述档案受到国际档案界广泛关注和重视的重要原因。

例如，“纪念上海电视50年：老电视人口述历史”项目，形象记录了从1958年到2008年的50年间上海电视走过的历程。项目组邀请了上海电视领域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老前辈，口述当年的创业历史、电视事业的成长轨迹和改革发展的精彩片段。主要参加口述拍摄的有龚学平、邹凡扬等老领导，有黄其、沈西艾等首批播音、主持、摄像、技术、编导、编剧、放映员、录音师、灯光师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基本涵盖了当时所有的专业工种，展示了上海电视历史发展中的难忘经历，以及几代上海电视人所特有的思想情感和观念。这一“影像口述历史”项目，以影像作品的形式流传于世，弥补了文字记载缺失的尴尬。

在“名人名家作品数字化工程及口述历史”项目中，采访老艺术家的同时，项目组还征集到许多珍贵的资料和老照片，如1955年童祥苓拜师马连良的照片，1957年张南云拜师梅兰芳的合影等。同时，项目组会征询受访嘉宾意见，了解其个人保存的作品有没有进行数字化抢救的需求。这些珍贵的口述资料、照片、其他文献资料以及SMG节目资料中心保管的相关艺术家的作品，构成了某个艺术种类中一位艺术家完整全面的“文化链”。

影像口述历史所记述的多为受访者的亲身经历。受访者或参加过某一事件，或与某一人物有过往来，所讲述的情节往往具体生动，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许多资料涉及一些重大事件的内幕情节，价值更大。它所提供的许多细节，可以补充一些档案史料的不足，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影像口述历史对于档案具有辑佚、补遗、缀合作用，可以校勘、考证、鉴别其真伪，考索其源流和特征。将档案文献与影像口述历史资料配合使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集中说明一个问题、反映一段过往，填补了历史空白。

历史本身是丰富多样、鲜活生动的，而受访者的经历大多复杂而曲折，由于角度不同，所表述的结果也不一样。有些是是非非、曲曲折折确实很难把握，但无论如何，受访者自己的叙述或者知情者的叙述，总可以从某种角度、某些侧面反映历史的真实，直接反映他们对某段历史、某件事物的感受和认识，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全面性和完整性的体现。这也要求我们在做影像口述资料时，必须贯彻尊重受访者意愿和隐私的指导思想。

（三）深入挖掘原则

个体口述档案是通过采访记录形成的，是口述档案资源的重要构成。就规范程序而言，包括项目选题、制订计划、开展访谈和口述档案保存四个步骤，它们之间循序渐进，为个体口述档案形成的常规模式。“影像口述历史”工作者的采访拍摄虽然和电视节目的采访拍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在采访前的文案准备、采访时的临场发挥和采访后的整理与制作等各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马虎。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节目和内容，最终能真正打动受众的一定是它最亲切和自然的情感元素，最人性化的那面。项目团队在口述采访中用的是相对宽松的一对一访谈形式，从历史资料收集的角度挖掘谈话内容，让嘉宾们在轻松愉快的谈话氛围中，回忆他们人生中重要但却很少在媒体上提及的话题和事件。本着对资料档案工作的热爱和认真敬业的事业态度，项目组成员在与老艺术家和业界前辈们的一次次“亲密接触”中，及时交流信息，真诚沟通情感，得到了受访者的信任，他们在采访中往往真情流露，讲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比如，何占豪讲述《梁祝》曾被荒唐拍卖的那段惊险经历；金复载谈到年少学音乐时，是怎么从喜欢“乱拉”曲子开始爱上作曲的；李蔷华敞开心扉，诉说年轻时的情感经历，第一次婚姻在她的人生道路上产生怎样的影响；陈燮阳讲述与父亲陈蝶衣（著名出版家、作家、填词家）之间不为人知的亲情故事；童祥苓回忆起8岁第一次上台演出《黄金台》时出的洋相，以及他来到上海工作后，演出《义责王魁》不墨守成规，得到周信芳认可的背后故事。

2007年10月，我们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代播音员黄其老师的帮助下，专程前往北京，采访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任播音组组长夏之平。她被该项目“留存真实资料”的愿景所打动，不但积极配合采访，还热心联络在北京的原第一批上海人民广播合唱团和广播剧团的部分老同志，让我们有幸采访到他们，有机会把这段几乎被人忘却的历史用影像保留了下来。虽然这批人大多已离开了上海人民广播事业的舞台，但对他们来说，属于那个火红年代的回忆已经深深烙上了上海的印记，与上海人民广播的那份情缘在他们心中是永远也无法割舍的。作为广播电视事业发展中的一名后辈，我有幸通过“老广播人口述历史”项目，采访到了当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最早的几任播音组长和播音员。这一次，声音不再假以电波，老人们朴实而又饱含感情的讲述，缓缓道来的每一段记忆，都让我们与他们在情感上走得更近。保护历史、留存历史，让口述者在镜头前更完整、更从容地讲述自己的人生，这是项目组成员的初心所在。同时，历史是真实、多元的。老人们面对镜头，不仅讲述着当年的辉煌与光荣，也袒露了彼时的局限，甚至遗憾。前辈们的人生观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他们全情投入的姿态，现在听来让人有些不敢相信，但细细想来，那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生命状态。

三、结语

有些文化是无法用文字记录的，但是长期以来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代代承袭，得以保存至今。“及时组织收集、征集、整理口传记忆是抢救民族文化、为子孙后代留下民族文化遗产的必要措施，这对当前和今后研究各民族历史、开发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民族传统教育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4]同样，时过境迁，随着当事人的老去，某些历史真相会变得漫漶不清、真假难辨，某个艺术门类淡出历史舞台，某个文化传统成为传说。作为一名“影像口述历史”工作者，笔者深感做好珍贵口述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影像日益发达的今天，用影像口述历史的特殊方式回顾和留存历史，价值重大，意义深远。当事人的口述，让历史不再只是虚无缥缈的记忆，而是有了更加真实、全面、生动的呈现。每个时代的物质条件不尽相同，但有些精神品质却是相通的。希望更多节目、更多受众能从影像口述历史的资料中受益，让前人的历史与精神在更大范围里发扬光大，为文化传承、文明发展添砖加瓦。

（作者单位：SMG版权资产中心口述历史工作室）

【1】    高平和、韩冬田.口述历史录制工作中的几点做法[J].山东档案，2006(5)

【2】潘玉民.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应实施品牌战略[J]. 北京档案，2005（6）

【3】刘敬东、张亚敏、王颖等.《老电视人口述历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9

【4】    万一芹、洪慧娟.建立口述档案，传承文明历史[J].中国档案，2006(1)

【5】 [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    [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7】杨雁斌.口述史学百年透视（上）[J].国外社会科学，1998(2)

【8】徐国利、王志龙.当代中国的口述史学理论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