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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主题纪录片创作的创新与破圈策略
纪录片具有珍贵的历史资料价值,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影像档案。而重大主题纪录片更是在塑造国家形象、留存时代记忆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正如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所说:“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近年来,在党和国家重大宣传时间节点,一批传递主流价值观的优秀重大主题纪录片不断涌现。
2021年上半年,电视剧《觉醒年代》热播是重大主题宣传破圈的一大成功案例。如何让百年前革命先驱的奋斗之路,引发当代年轻人的广泛共鸣,也是重大主题纪录片面对的问题。重大主题的宣传政治性强、理论性高、题材重大,是检验一个媒体舆论引导力的重要标志,特别是当下的全媒体传播格局,对媒体提出了更高要求[1]。本文结合笔者自身工作实务,以近年来上海广播电视台推出的一系列重大主题纪录片为案例,探讨在新时代下,重大主题纪录片创作在选题、内容、角度上如何推陈出新,以及在传播上如何突破原有圈层,触达更广泛受众。
一、以历史之例,解当下之问
重大主题纪录片的创作往往围绕党和国家重大宣传时间节点。仅以近年为例进行统计,就有抗战胜利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全国性的重大宣传时间节点。对地方媒体而言,又有一系列地方性的重大宣传时间节点。以上海为例,有上海解放70周年以及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等。这些重大主题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一直是纪录片重点关注的对象。那么当下的创作如何区别于此前,如何既让新观众产生兴趣,又让老观众看到新意?叙事角度的更新往往会给重大主题纪录片的创作敞开一条新通道。
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被广为传颂。而对于历史纪录片创作者而言,他对这一命题的具体阐述或许更为重要:人们研究历史和撰写历史总是从现实的兴趣、对现实的关切出发,“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性质”[2]。历史类重大主题纪录片必须对当下有意义,应该站在高处解读历史,突出“当代性”,“以历史之例,解当下之问”。
以上海解放这一重大主题为例,2019年上海广播电视台创作的纪录片《上海解放一年间》,从政治、经济、社会民生三个方面重温上海解放一年间的历史。虽以历史为题,但在策划之初,就关照当下,从中国共产党如何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这一当下的时代之问为切入点,题材是旧的,问题却是新的,新旧之间的时代对话,使70年前上海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从农村到城市、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型”过程,也能给当下以启示。
纪录片的现实关照也有效传递到了收视端。播出期间,片中一些小细节引发了观众热议:解放军在丹阳集训期间印发了《城市常识》手册供战士们学习,不少观众表示共产党人虚心学习的精神令人钦佩,这样的小册子现在也需要;片中引用陈毅在丹阳讲话中提到的大城市管理难题,讲到当时“上海每天要烧二十万吨煤,要解决几百万人的粮、煤及生活问题,每天的大小便问题不解决就不得了,每天的垃圾不解决,几天就堆成一座山”。观众在感慨共产党人工作细致踏实的同时,联想到现在上海的超大型城市治理,乃至正在推广的垃圾分类等问题。这体现了该片的现实意义。
通过演绎历史故事来传递时代精神,也是重大主题纪录片的一大重要现实意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奋斗、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伟大建党精神。
为庆祝建党百年,上海广播电视台推出了《诞生地》《理想照耀中国(第二季)》等纪录片。回望百年征程,上海既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发源地。适时推出的这两部纪录片,通过一代代优秀共产党人坚守理想信念的真实故事,生动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成为电视纪录片诠释、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作品,在当下极具现实意义。
二、以史料自证,用影像说话
真实性是纪录片的底线,也是纪录片的命脉。重大主题纪录片创作中,准确性、权威性更是第一位的。文献、档案及历史影像,则是内容准确性、权威性和真实性的保证。
文献档案价值是一部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核心价值所在。经过历史洪流保留下来的原始档案给观众带来的说服力、感染力和冲击力是其他内容无法匹敌的。纪录片《理想照耀中国》大量引用了革命先贤的诗文、家书、遗书等,并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在屏幕上,这是最直观展现传主思想、性格的第一手材料,不仅让观众读到他们的思想变化,也可以欣赏到他们的文采风华。
纪录片《诞生地》第三集“到工人中间去”则是第一次以纪录片的方式,展现了自建党前后到大革命失败期间上海工人运动的概貌。这段故事前人很少表现,也没有系统的现成材料,需要编导自己到档案馆、图书馆、研究所等地查找和收集资料,从50多本书里,梳理出历史的脉络: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是党的工作重点;早期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自觉走到工人中间去。也正是这一份份史料,帮助人们回顾历史事实,还原出从邓中夏到李启汉,再到嵇直、刘华、孙良惠等一代代共产党人前仆后继、薪火相传,脱下长衫到工人中去的史诗画卷。
历史是立体的,纪录片除了依托记载历史信息的图文资料,更需要影像资料。早期影像档案受当时国内外历史环境所限,非常稀少,很多历史影像因时代原因散落在海外档案馆中,待人发现、解读。从未披露过的一手资料一旦“首次发现”“首次公开”,均会引发关注。
2019年上海广播电视台为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相继推出《上海解放一年间》和《彩色新中国》两部纪录片,首次在纪录片中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彩色胶片影像。
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曾向中国派出两支摄影队,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合作,联合摄制反映新中国伟大胜利的彩色影片,用最先进的摄影设备和最好的彩色胶片记录新中国的诞生。最终,中苏电影工作者联合完成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两部长片及《锦绣河山》系列电影。根据当时的约定,影像资料采集完毕后,要送到苏联进行后期剪辑冲印。这就导致最终保存在国内的只有剪辑后的公映成片,而大量更具历史价值的拍摄素材被留在了苏联。上海音像资料馆花了十年时间,追踪到这批约200本电影拷贝的素材,并特别为《上海解放一年间》和《彩色新中国》两部纪录片,从俄罗斯的档案馆中采回其中部分珍贵影像。首次露面的上海解放初期的城市风貌,军民欢庆的场景,真实记录下的二六轰炸现场,以及彩色高清的开国大典影像资料,让人们回到70年前的历史现场。
纪录片播出后,在收视、口碑、影响力等方面成绩不俗。东方卫视播出当晚,在全国卫视位列同时段专题类节目收视排名第一,综合排名第三,超过许多综艺节目。在《上海解放一年间》的网络播出平台哔哩哔哩网站上,纪录片累计共有67万播放量,受到年轻观众欢迎。在播出页面评论栏,网友留言:“之前只看过当时解放军睡大街的文章,现在更细致了,攻打的细节也生动。”“四川路桥是我经常要路过的地方,身处这里就仿佛穿梭了一样,时光的流逝擦不去厚重的历史。”“很真实的取景,像里面的碉堡建筑小时候小区里也遗留了类似的(来自上海宝山住民),小时候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新鲜的彩色影像引发网友热评持续升温。
而2019年9月由纪录片片花剪辑成的短视频《彩色新中国》一经推出,首次披露的开国大典彩色画面瞬间引爆快手、抖音、微视、好看、梨视频五大网络平台,推送1小时播放量破1000万,点赞超50万。影像的力量是轰动性的,用鲜活、真实的影像说话,给受众带来的冲击远胜过再现等其他手段。
三、纪录片真实性的学术保障
重大主题纪录片中,亲历者、见证者的口述往往不可或缺。口述者以事件的参与者、见证者身份面对观众,营造历史氛围,重塑历史细节,可以更好地构建历史的真实触感,帮助观众进入历史情境中。但仅有口述难以完全还原客观的历史。国内较早从事口述历史的学者曾总结口述历史可能存在的问题:记忆有时会“开玩笑”,久远的记忆会发生重叠以致重构和混乱,造成口述者说起事情来东拉西扯、张冠李戴、前后错位、颠倒因果等,把不是一件事的事情说成同一件,把不是同一时段发生的事放到同一时段,把毫无联系的事情联系了起来等[3]。更何况说话难免有所取舍,要求口述者百分之百正确未免苛求。唐德刚替胡适写口述历史,只有一半是正式口述,另一半内容是他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并利用与胡适吃六十顿饭的机会,以“填空白”的方式完成的,所以书名《胡适口述自传》[4]。《李宗仁回忆录》中口述历史只占百分之十五,剩下部分都是根据各方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5]。辅以大量档案、报刊、年谱、回忆录的交叉论证,是历史学界通常会使用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在重大主题纪录片的创作中同样有效。此外,多元化的采访策略也能够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实。
以2015年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为例。是年上海广播电视台推出了《生死地—1937淞沪抗战实录》《东京审判》等多部重大主题纪录片。《生死地》抢救性地采集了一批80-90岁的抗战老兵对战场的口述回忆,还原战场上的悲壮和惨烈的同时,也兼顾了当时参战的国共双方的不同视角,采访了上海、北京、台湾三地的专家学者以及参与淞沪战役的陈诚、白崇禧等将领的后人。作为侵略者的日军,以及作为旁观者的英、美、法租界外国人的视角,则主要通过档案、回忆录、书信等文献还原。
《东京审判》的采访对象更囊括了来自美国、德国、日本、中国的专家、政要、庭审参与者及其后人、战争参与者及其后人。片中分别在德国和日本拍摄了89岁同龄的施耐德和山口宽,前者在孩提时代被征召入伍,在柏林与盟军作战;后者的父亲在二战时是日本三菱公司的工程师,被强制招入神风特攻队,在战争中死去。通过亲历者的口述、专家的解读,以及对战犯、记者和参与者日记的呈现,从历史人物到今人、审判者到被审判者、战胜国到战败国、国际到国内专家,以立体视野全面展现国际争议问题,试图让国际观众听到不同的声音,最后以自己的判断来认识这场国际审判。[6]
要避开单一信源带来的真实性陷阱,离不开与学术机构、专业人士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学习、吸纳他们的研究成果。向学术要新观点,向学术要新视角,新的学术成果保证了重大主题纪录片的品质;新史料的发掘和梳理也带来对历史细节的新认识。
面对建党百年的重大选题,《诞生地》节目组自策划之初,就与党史专家合作,反复讨论百年党史该如何书写,又该怎样呈现它的宽广与纵深,才能做出一部不负时代的纪录片。与学术机构的紧密合作为节目组打开了思路,对史料的新挖掘、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新认识、对历史人物的新评价,成为《诞生地》在内容与史实上的着力创新之处。
上海从2015年起开展党的诞生地宣传工程,对历史遗迹进行系统梳理。作为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上海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目前已梳理出从五四运动到上海解放前各类红色旧址、遗址及纪念设施612处,中共中央几乎所有的机关都可以从上海找到源头。这些红色资源都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也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新的研究成果也融入进《诞生地》的叙事脉络:除了时序的脉络之外,空间的转换和衔接成为《诞生地》的主要叙事线索,全片重点展开的红色地标有30多处,串联起中共党史上具有开创性、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在上海的重大问题,同时为我们在百年后的今天拍这样一部纪录片的时代意义作答。
《诞生地》第二集还通过采访当事人和历史资料,还原了中共“四大”召开地如何得以确认这一鲜为人知的过程。1932年,中共四大会址毁于侵华日军炮火。纪录片中的亲历者夏顺奎老人在1984年曾陪同当时担任中共四大记录和向导的耄耋老人郑超麟重回故地,寻访会址。2021年5月,节目组又从中共四大纪念馆了解到,一些年轻的学者有了最新的发现。经多方考证后,“广吉里”这个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里弄名,被确定为四大召开时会址所在地的里弄名称。跟随几代学者的脚步,纪录片完整地还原了这一过程,在建党百年之际,为上海的红色地图补上了一块重要拼图。
四、人性,唯一不会过时的主题
重大主题纪录片宣传政治性强、理论性高,但因其“重大”,往往容易流于说教。偏好宏大叙事、人物形象单薄,也使可视性、传播性大打折扣。“在泛娱乐化思潮和后现代文化语境形塑的网络生态中,年轻用户一方面求新求变,不满足于传统的表达,另一方面对宣教性内容留下了刻板的印象,从而增大了重大题材纪录片传播的难度。”[7]如何让重大主题巧妙落地?如何把主题性创作的思想高度、情感深度和艺术精度统一起来?这是所有重大主题纪录片都面临的挑战。
文学家威廉·福克纳有一个重要观点:人性是唯一不会过时的主题。不论什么时代的人物,都处于夫妻、父子、母子、师生等一系列情感关系中,诉诸人人皆有的人伦感情,展现其作为人的内心世界,往往能超越时空界限,引发观众对于人物的共情心理。
正如最为后世史家崇奉、成为历代正史的一个标准体例的,不是更古老的《尚书》《春秋》《国语》《左传》等史书,而是《史记》创立的纪传体。除了司马迁超凡的史识和文笔之外,对人物的书写使历史有了质感无疑是重要的原因。纪录片的本质是关于人的影像,一部片子成功与否要看人是否“活”了,是否鲜活而有个性。不管拍什么片子,必须从人出发回到人,如果没有人只剩下空泛的概念和事情,就不成为故事,也不会好看好听。
在庆祝共产党成立90周年推出的《理想照耀中国》第一季,以及2021年推出的第二季均是以人物为主导的纪录片。第一季第二集《站在人民的一面》为恽代英、彭湃、瞿秋白、刘伯坚四位烈士画像。四人都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的,《国际歌》贯穿全集,而这样共通的细节也加强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他们有共同的特征—他们关心人民,以帮助他人为人生第一大快事;他们有同情心,有强烈的公平和正义的道德;他们爱国,忧患于国家的贫弱,民族的衰败……所有这些是他们走上救国救民道路的起点。他们与劳苦大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始终是自觉地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他们真正做到了牺牲自己的一切,献身于一个民族解放的壮丽事业。
如果第一季是为优秀的共产党人画肖像,那么第二季便是为他们立传,用更为丰满的人物具象,为观众呈现出先烈们在革命岁月中坚守了怎样的理想、恪守了怎样的初心本色。在《方志敏》的故事中,纪录片讲述方志敏的人生,他的奋斗、不屈与牺牲,同时特别讲述了他与母亲的关系。“当他主政闽浙赣根据地,经手的款项数百万元,母亲找来想借钱买点食盐,但他说‘钱经我的手千千万万,但一分一厘,都用于革命事业。’母亲走了,她没有埋怨儿子。苦日子她过惯了。”是他对母亲无情吗?不是。在女儿方梅的回忆中,父亲方志敏四岁还不会走路,是祖母背着他长大,在方志敏心中,最可爱的人就是母亲。所以在他后来的文章中,特别是《可爱的中国》,总是把祖国比作母亲。
讲述事件的纪录片同样要讲好人物故事。《诞生地》是一个以重大事件贯穿叙事的纪录片,涉及的历史人物众多。他们虽然有着一心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的共性,但不同人物也有不同性格侧面,这些性格侧面往往能够使人物更为立体、生动,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8]。这部纪录片无论是对毛泽东、陈独秀等政治人物,陈望道、丁玲等学者作家,还是李启汉、刘华等工运领袖,或是陈为人、秦鸿钧等地下工作者,节目组都对人物之间的勾连做了大量功课,以故事化、人格化讲述,通过一个个简约精巧而又笔触细腻的故事,既塑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又折射出共产党人的群体风范和精神风貌,使革命先辈的坚守理想、追求真理、不畏牺牲的品格得以立体展现。
五、让历史“活”起来
从当下播出情况来看,电视平台是重大主题项目播出的绝对主力,播出规模远超视频网站。在网络平台,重大主题纪录片常常叫好不叫座,有些甚至既不叫好,也不叫座。但网络平台占据更大的流量,也拥有更多的年轻受众,他们可以说是重大主题纪录片传播出圈的希望所在。让历史“活”起来,不再只有宏大叙事,不再显得死气沉沉,是赢得年轻受众的必经之路。
视频的优势在于它是综合感官的艺术,如何让历史“活”起来,在具体的实践中,细节上的精心处理或许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纪录片《上海解放一年间》依托中苏合拍的彩色胶片影像,在画面上已先声夺人。但由于采集来的这批素材胶片没有声音,画面虽鲜艳,却不鲜活。声音成为让历史“活”起来的突破口。传统纪录片后期音效多出现在空镜头或再现镜头中,并局限于一一对应式的拟音:画面中一扇门开启,就配上开门声;画面中点亮蜡烛,就配上擦火柴声……在《上海解放一年间》中,节目组尝试采用影视剧的做法,让后期音效塑造气氛,参与叙事。以第一集中解放军入城的画面为例,除了在画面上能感知到的群众欢呼声、马的喘气声、马蹄踏步、骑兵、坦克铁链、人的脚步、鼓掌、放鞭炮的声音之外,还加入了锣鼓声等画面上看不到但又符合当时情境的声音,来给予纪录片一种特殊的历史质感。同样,在画面展示解放之初上海街景时,电车行进声、自行车铃声、交谈声、叫卖声……重新加入的音效,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
在纪录片《诞生地》中,通过红色地图的形式,小细节与大历史串珠式的讲述,也是一种让历史“活”起来的尝试。《诞生地》以这种空间思维和视角带领观众重返历史深处,从全上海612处红色旧址、遗址及纪念设施中挑选出三十余处,绘制成一张全景式的红色地图。这些现存的遗址、旧址既是百年前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也是今天普罗大众可以走进的公共空间。一百年前法租界偏僻的新开发区树德里,比照今天上海的繁华地标新天地;曾经遍布底层劳动者居住的棚户区的苏州河沿岸,比照今天平静、安逸的苏州河畔……在时空的转换衔接中,散布上海市区的众多红色遗址、旧址交相辉映,照亮沧桑来路。而以小见大,可把故事里的细节、细节里的精神充分展现出来,例如中央文库故事中,即使在炎热夏天也点着炉子、随时准备烧毁文件的细节,结合中央秘书处旧址、中央特科旧址等一系列地下工作的秘密空间,让观众对白色恐怖下党的工作的危险性感同身受,增加了现场感,又赋予了叙事感染力。红色地图加厚了上海的城市文化形象,重构了城市的文化时空,也引领着观众赓续红色血脉。
结语
不忘来路,始知归处。立足重大历史、重大现实题材,围绕未来几年的重要时间节点,还有更多重大主题作品正在酝酿和创作中。如何刻画时代影像?如何保存群体记忆?重大主题纪录片创作如何创新与破圈,值得每一个参与其中的纪录片人反思与前瞻。
(作者为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副主任、《诞生地》总导演)
参考文献:
【1】[意]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当代上海研究所编:《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来自海峡两岸的探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唐德刚:《历史是怎样口述的?》,《传记文学》,第32卷第6期.
【4】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传记文学》,第45卷第4期.
【5】宋炯明:《全媒体格局下重大主题宣传的破圈之路》,《上海广播电视研究》2021年7月刊.
【6】陈亦楠:《重大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国际传播策略—大型外宣系列纪录片<东京审判>的实践探索》,《对外传播》,2018年5月.
【7】唐俊、甘龙星《论重大题材新媒体纪录片的“共情传播”策略》,《教育传媒研究》,2021年第5期.
【8】《2020年纪录片调研报告》,《电视指南》2020年12月.
【9】邸含玮《诞生地》:英雄叙事与时空叙事 《中国电视》总第430期 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