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度与温度：后真相时代媒体叙事的守正创新 —以上海日报系列短视频《在路上（Away From Home）》为例

一、案例基本情况及传播数据表现

2022年3月开始，新冠疫情在上海呈现爆发趋势，3月底，上海整个城市进入全域静态管理状态，长达两个多月。这一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运行和公众情绪造成重大影响。公共信息的传递，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的干预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如何发挥媒体机构的传播价值和舆论引导力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实践课题。

（一）流量、好评、用户爆发增长

《漫长的出发（Departure）》是上海日报主动策划制作的系列短视频《在路上（Away From Home）》的第五集，5月24日上午8点首发于上海日报SHINE视频号，当日24点即达到2206万的播放量，不仅迅速发酵，而且保持了长时间的传播热度，截至6月18日的数据统计表明，播放量超过4600万次。全系列五集播放量超过5800万次，其中海外社交媒体转载播放量155.5万次。尤其难得的是，自2021年10月推特对中国官方媒体打标签限流之后，上海日报推特的流量被缩减了60%，但该组系列短视频《在路上（Away From Home）》发布之后，月度流量恢复并增长到贴标限流之前的两倍还多，视频观看同比上涨122%，日覆盖量超过36万人次。

《漫长的出发（Departure）》的热播，也带动前四集播放量的大幅提升。以下是截至6月18日国内主要播放平台的数据：

比流量更宝贵的，是美誉度提升。在对该组视频的评论反馈中，绝大多数用户对系列短片表示了赞赏和肯定，海内外社交媒体受众不约而同为报道的“真实性”与“专业性”点赞，用户评论集中表达了对新闻真实性的渴求、与疫情亲历者的共情，直称“我是十万（转发、点赞）分之一”。诸多推特大V也主动转发，其中包括中国驻黎巴嫩大使曹毅、中国日报社欧盟分社社长陈卫华、新华社记者王子辰以及CGTN子频道frontline、人民日报APP官方账号。《南华早报》在脸书和推特转发的视频观看量逾5.5万人次，点赞数超过700。该组报道也得到不少外媒同行的认可，澳大利亚记者Tim Anderson在其推特账号连续转发“在路上”视频，称其真实记录上海封控期间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美国记者Anouk Eigenraam表示，这一充满诚意的制作引起很多海外受众的关注。截至6月18日，该组视频报道在国内社交媒体的点赞数超过136万次，转发数超过235万次，在海外社交媒体的转发、点赞超过6.8万次。

流量、美誉双爆款带来用户和客户的双增长。《在路上（Away From Home）》第五集发布的两天内，上海日报微信公众号粉丝增长160%，从4月1日的142097人涨到5月31日375421人，其中上海以外粉丝比例从不到40%增长为超过50%，阅读量同比增长350%，达到337万；视频号增加1.3万粉丝，其中海外用户近千人，日浏览数据从4月1日的4527上升到5月31日的56万以上；推特粉丝则增加了1000多人。上海日报是地方英文媒体，原本定位于服务在沪外籍人士、对外传播中国声音，但这组报道发布后，6月迅速收到了今日头条、腾讯视频、抖音等中文社交媒体以及海外主流媒体的转载申请和合作邀约。

（二）冷静、克制、真实引发共情

该组短视频的主要引爆点只是一个5分32秒的短视频，既出乎意料之外，却又在期待之中。

作为上海主办的以外宣为主要任务、以上海的英文使用者为主要目标受众的主流媒体，上海日报经过持续改革探索，逐步在报+网+客户端的传统内容生产模式基础上，构建起适配社交媒体传播特性的内容生产模式。2020年开始的全国性的新冠疫情成为转型后考验其效能的真实战例，在武汉保卫战和大上海保卫战的抗疫报道中，上海日报积极应对、尽力作为。2020年，借助疫情地图、政策解读信息图、Vlog、在线问答等多种形态的新媒体产品，及时发布国内外疫情实时情况，上海日报在海外社交媒体（脸书、推特、照片墙）推送疫情相关报道1.4万余条，总阅读量2500万。在新冠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期（2020年2月1日至4月1日），上海日报网站总浏览量达1084万，同比增加50%；唯一用户量超过1900万，同比增长116%。报道被海外主流媒体转引转载1000余次，较前一年高出20%左右。

2022年3月底开始，上海进入了“全域静态管理”，不同区域静默时间长达60-75天不等。5月中旬，上海社会面的感染者数量逐渐开始清零，但长时间足不出户的大部分市民承受的压力也接近极限，热切期待6月初生产和生活能够恢复正常。在此情势下，上海日报计划在5月下旬推出一组短视频报道，真实反映这两个月给人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经历。

报道的策划，首先是确定将目光投向普通人，使他们成为报道的主角，用人的故事引发观众共情。其次的讨论焦点，是选择什么样的普通人。策划组就此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最初的对象列表很长，除了成片中的五类人之外，还包括警察、国际学校教师、音乐唱作人、外籍志愿者、便利店店长、快递小哥、大白、Tony老师（理发师）等等。但这些人有的因为封控在家不便采访，有的作为典型人物已经被广泛宣传而缺乏“新鲜感”。

鉴于此，报道组梳理出一个简单的选材逻辑，即，将上海的人群区分为“在家里”和“在路上”两类。“在家里”是指处于全域静态管理中的绝大多数上海市民，他们只能接触到邻居、小区志愿者、居委干部等外部人员的信息；“在路上”是指那些因工作需要或其他原因不能回家，生活在社区外或奔波在路上的人。前一类人的情况大部分人都在亲身经历，情况极其普遍。后一类“在路上”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同，在疫情的特殊背景下天然具有新闻性。因此，报道组选择将报道对象确定为“在路上”的“非典型”普通人：120急救医生、公路上的卡车司机、被困小区的油漆工、自建宠物方舱的志愿者以及虹桥火车站的旅客。这些人当中有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有来沪打工的新上海人，也有滞留在上海的异乡客，试图通过客观记录这些“非典型”人物的故事，展现疫情和封控的影响，反映人物的真实体验，引发公众的共情和共鸣。

在具体拍摄过程中，记者和摄像被要求做到“距离近一些，细节多一些，现场多去几次”，目的是用镜头突出人物的角色特殊性，增加故事的现场感和完整性。比如，第四集《江阴街来了新朋友（Sheltered）》，故事的展开从自建宠物方舱的志愿者群体开始，记者前后去采访了四次，跟拍到金毛犬被隔离在“动物方舱”多日，最终等来病愈出院的主人的故事，结尾团聚的画面非常感人，人与动物情感的羁绊在这一刻得到了完整的体现。这条报道从国际传播的效果看，也有效对冲了浦东柯基犬被打事件给上海城市形象带来的负面影响。又比如，最后一集《漫长的出发(Departure）》最终成为爆款，与素材的积累、人物的捕捉、声画的剪辑密不可分。报道中，呈现有一位旅客步行40分钟测核酸的过程，记者最初与这位旅客对话时天还亮着，等到他测核酸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从侧面展现出疫情之下“在路上”的艰难。

报道组在采制这组短片时，特意坚持“真实记录不刻意拔高，客观讲述富有人情味”原则，总体风格冷静、克制，不加直白的评论，甚至没有旁白，用镜头语言和当事人的讲述串起整个故事，展现真实的社会场景和人性光芒。在《生命时速（Shanghai's Lifeline）》一集中，记者没有回避死亡的现实，画面真切却不恐怖，记录了抢救失败后120急救人员指导家属如何应对后事，冷静的镜头展现着上海市民的隐忍和坚韧；又如，被困高速的卡车司机一边用柴火在路边煮米饭，一边用水刷鞋洗车，司机完全不加修饰的原生态陈述，反而令观者对他们的善良和坚守心生敬意。现实的冷酷和人心的温度相互交织，或许有人会感到“丧”，但大部分人不至于绝望，就如地铁公交恢复运营后快递小哥在最后一集里说：“这个城市，她好像起死回生了一样。”报道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充分关怀，种种细节展现了人们相互安慰的真诚、彼此支撑的热情，让受众看到上海疫情正在慢慢变好，尽管经历苦痛也要继续前行，进而有了重生的勇气。

二、媒体叙事的创新与守正

《在路上》系列的成功，源于其叙事语法的守正创新，即符合公众预期的报道样式、新闻视角和情感传递。经验证明，媒体机构在重大事件发生时的表现，往往会引发公众对其印象的质变，如果把握住了机遇，表现符合甚至超出公众预期，可以得到几何级数的加分。^[1]

上海日报该组视频报道获得公众肯定，并引发对媒体本身的关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网络短视频的报道样式符合当下互联网传播产品的主流。

互联网及移动化的技术变革，进一步加速了“泛众化传播”的到来，短视频成为当下传播力最强的报道手段。在视频之前，虽然2008年前后社交媒介崛起，但彼时书写文字仍然是主要表达方式，研究表明，在社交平台上95%的文字内容实际上是由3%-5%的传播精英来书写的，绝大多数人“不过是通常意义上的看客、转发者和简单的点评者”。^[2]视频制作门槛的降低，使得公众得以用影像手段来传递信息和表达情感，视频内容成为主流的传播手段。

回顾过去一百年媒体形态的变迁，报道手段也经历了“纯文字”“文字+图片”“文字+图片+声音”的逐步演进，直至电影、电视出现后有了汇集以上诸多手段于一体的视频。而互联网极大地提高了传播效率，同时计算能力和图形技术的提升也大大增加了内容生产的便利，视频产品综合表达力强的优势得以充分展现。相对以往的报道手段，其表达的空间维度更多、手段更多元，大大提高了内容（信息、态度、情感）传播的多样化和丰富度，也更易于为受众理解。可视化的影像形式有力加强了信息传播和情绪表达，也正因为如此，成为当下互联网传播流量最大的产品形态，成为媒体主动选择的最主流的报道样式。

第二，走进新闻现场，站在普通人视角获取一手信息。

该系列短片中，记者全程隐身，没有旁白，记录报道对象的讲述，原汁原味地呈现故事。这种沉浸式纪实叙事风格，发挥了纪录片的美学优势，通过人物刻画、场景呈现和情节发展，使得报道本身具备冷静客观的可信度，增强了感染力。人物采访是随录式的，即采访对象有时直接对受众（镜头）说明情况，有时与他人对话，绝大多数都是在行走中或工作过程中自然状态下的记录，并没有在一个固定的、提前预设好的场景中一本正经地接受采访。对话有时是普通话，有时是沪语方言，方言的代入感进一步加深了故事的真实性。

为采制这组报道，记者深入现场进行了长时间、多频次跟拍，对新闻现场的充分体验，也帮助报道找准了更加反映现实的叙事视角。在采访拍摄中，制作人对拍摄人员提出的要求是“跟得紧一些，距离近一些，细节多一些”，目的是让采访者能原汁原味地了解报道对象在疫情中的真实状况和真情实感，有了感同身受，才能真实还原，令观众“身临其境”，实现最大程度的共情。法国摄影师Eric Taubert认为，受众希望通过那些亲临现场者的眼睛（也就是第一视角）来认识事件的本来面目—他们通过像素间接地生活，期待的是360度的故事视角。^[3]

报道重大新闻事件的客观真实度，取决于报道者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新闻现场。我们都知道，“脚力”，是新闻采编“四力”方法论中的基础。摄影、电影和电视为我们带来了“眼见为实”的视觉证据。“它们对特定地点、特定时刻的客观记录，让我们直面这个时代的重大事件、平凡事件和偶然的残酷事件。”^[4]

第三，情感、态度是“后真相时代”新闻传播的重要内容。

疫情封控以来，主流媒体对个体的报道多集中于医护、社区志愿者这些一线抗疫群体，旨在展现高度一致的宏大的抗疫精神，对其他个体涉及较少。但疫情封控对身处其中的普通人的其他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包括无助、困苦、压抑等个体的负面体验。人们渴望听到类似自己的声音，这种情绪本身也是客观的现实。系列短片聚焦疫情封控中“非典型”的普通人，甚至是身处2500万群体边缘的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个多月“足不出户”带来的其他情绪，填补了空白，是对主流媒体宏大叙事的补充。

传统新闻传播将对事实的关注置于最主要的地位，而在互联网时代，基于事实引发的情绪、态度正日益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角。喻国明教授认为，互联网通过对各种要素的连接和再连接来形成功能和价值，其激活、聚拢和推动这种关系资源整合的力量，是我们以往并不熟悉的非逻辑、非理性的关系认同和情感共振的力量。当社交媒介崛起，人人都是传播者成为现实的情况下，“后真相时代”与我们不期而遇。

2016年《牛津词典》的年度热词“后真相”，意思就是“相对于情感及个人信念，客观事实对形成民意只有相对小的影响”。当前，主流话语的内容表达中尚缺少对于“关系-情感”表达元素的有效利用，这是当下主流话语无法“入脑入心”，进而起到引导作用的症结所在。^[5]在疫情报道中，除了及时提供信息的传播价值、弥合分歧的社会价值、服务抗疫大局的宣传价值外，主流媒体在舆论和共识形成的过程中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价值：一是打通信息渠道，保障普通民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使得权威部门能够听见社交媒体上的民众声音；二是聚焦情感需求，代表官方表达对民众情绪的充分关注。主流媒体经常聚焦于客观报道事实、更新数据，而较少地关注情感需求，这使得社交媒体成为几乎是唯一的发泄渠道。新闻媒体是人们表达情感的重要渠道，通过民众同理心的引导来疏通舆论将更加有效。^[6]

因此，在“后真相时代”，对于基本的新闻事实可能引发的后续效应，尤其是人们产生的情绪、态度和行动，也应当受到新闻报道者的充分重视，纳入整个报道计划中，包括事先的报道策划和过程中的尺度把控、发表后的回应关切等。就这一点而言，上海日报该组系列短视频，关注的重点其实是疫情中普遍存在而较少被发掘、报道和传播的大众情绪，因而激起了强烈的共鸣，产生了巨大反响。

三、要有情感温度才有传播热度

《在路上（Away From Home）》系列视频发布后的反响，尤其是第五集在短时间内获得指数级的扩散传播，体现了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社交媒体的鲜明特征。

首先，受众已经转变为传播事件的积极参与者。

早期的新闻媒体传播，体现的是一点对多点方式的广播，即由媒体组织内容，将封装化的、不可更改的内容传递给多点受众。尽管也会有“一石激起千层浪”，但激发反应的速度、力度是不高的。而在移动互联网造就的社交媒体上，由于“转发、点赞、评论”等功能的设置，媒体机构发布的内容如果具备足够强的传播力，会立即进入网状的扩散状态。而且，在扩散过程中由于不同受众即时的点评、解读，会附带上更多的信息、态度和情感，从而不断变化、丰富和发酵。

社交媒体的机制，便得公众舆论可以获得更快捷、更公开、更相关、更具短暂敏感性的表达。在社交媒体上表达的观点本质上是具有公共性和关联性的，社交媒体因其具有的互动属性而代表一个公共和集体的舞台。^[7]社交媒体甚至提供了一种重获公众意见相关性的手段，如“点赞”“转发”和“评论”等可量化的指标，互动是对信息内容的延伸，同时也拓展了传播时间的界限。但社交媒体在衡量公众情绪方面的时间敏感性更强，因为它们几乎能够以每分钟的频率，捕捉到公众的反应。这种更强的时间上的敏感性，也使得其在评估特定的受众的情绪和观点时，更具针对性。《在路上（Away From Home）》系列洞察了疫情之下公众的普遍心理需求，即对困难、艰辛、失助者的同情，预判了公众对该类新闻事实的关注度、响应度，最终借助受众转发、点赞和评论的后期加持，实现指数级的扩散传播。

其次，情感认同比事实本身更具传播力。

互联网通过对各种要素的连接和再连接，来激活、聚拢和推动社会关系资源的整合，其作用的机制是我们以往并不熟悉的非逻辑、非理性的关系认同和情感共振的力量。作为传播领域的基本范畴，内容至少包含着两个维度上的作用和价值，一是作为资讯表达的内容，它描述事实，因循逻辑，帮助人们认识现实，把握外部世界；二是作为关系表达的内容，它注重情感和情绪的共振、共情，成为人们价值判断、关系认同的催化剂和黏结剂。^[8]在社交媒体用户身上，则表现为内容的持续增强、放大和叠加，使得情感认同比事实本身更具传播力。Sustainability网站去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2020年新冠大流行期间，西班牙大众传媒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认为Facebook作为一个与新闻直接连接的信息平台，其传播信息的有效性远优于其他网络，而用户对社会性问题的偏爱超过政治和技术-健康问题（如发布疫情消息的频次与COVID-19死亡人数之间的关系等）。^[9]这是因为社会性问题更加容易引发情感和态度的反应，从而导致强扩散性。

对于国内的社交媒体用户，微信既是传递信息的即时通迅工具，更是表达情绪和分享情感的枢纽，视频号更像是“流量枢纽”的一个延展，基于朋友圈、公众号等关系链传播也使得话题式爆款成为可能。从实际经验上看，以事实为核心的内容，因为须遵循自然、客观、真实的原则，可遇而不可求；而价值判断（评论）、情绪表达（共情）等内容则可以通过主动创造，持续不断地形成具有强传播力的内容。

自开埠以来，上海从未经历过像疫情这样导致2500多万人被封控的事情。在突如其来的重大社会公共事件中，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生活和心理都无可避免面对了巨大的冲击。用共情“对抗”因不确定性带来的危机感，通过真实报道一定程度上疏解内心积压的情绪，也体现了主流媒体对民生需求的敏感性。上海日报这组短视频最初从视频号引爆全网的原因，正是触动了共同经历者的情感因素，继而在社交媒体形成破圈传播。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郭可教授团队针对上海日报该组系列短片报道进行了案例分析，报告称，此次系列短片看似有点“负面”，但是却在各平台收获了大量自发的转发和点赞，好评如潮，一定程度上说明在重大危机事件国际新闻报道中，上海外宣媒体适当的平衡报道比没有这样的报道或者只有正面报道的传播效果要好。当外宣媒体发出平衡声音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外网上各种猜测和谣言的作用，尤其是身处困境中的普通民众的生活韧性和对正常生活的渴望，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普通上海人对城市复苏的信心，这一份在困境中成长起来的信心尤其可贵，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四、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对上海日报该组疫情报道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当下的舆论信息生态中，传统主流媒体的融合转型，必须充分尊重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一方面依托数字化技术改变内容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努力通过社交媒体和内容聚合平台来扩大传播。尤其应当把握重大突发社会公共事件的机遇，在新闻报道实战中找到快速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有效路径。

毫无疑问，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没有什么比权威及时的资讯更有传播力了。然而，互联网社交媒体造就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权威”和“及时”不再仅由过去的资源和政策垄断决定，传统的主流媒体是否真正能够具备传播力上的“主流”地位也已经不再确定。传统主流媒体原本不具备网络平台的流量属性，在此前提下，其影响力往往更有赖于能输出为受众感同身受的内容并形成二次传播的能力，进而真正掌控主导性的话语权。

剖析上海日报系列短视频成为爆款，并进而增强了其媒体传播力、影响力的原因，重点在于其实现了受众意识的更新、产品样态的更新和报道内容的更新。

（本文作者为上海日报社社长）

【1】
戴元初：《对民生保持敏感：疫情期间主流媒体的自我修养》，《视听界》2022年第3期。

【2】【5】【8】
喻国明：《重拾信任：后疫情时代传播治理的难点、构建与关键》，《新闻界》2020年第5期。

【3】
The Sage Handbook of Digital Journalism/Chapter 18: Citizen Witnesses/Stuart Allan 2016。

【4】
John Ellis “Seeing Things: Television in the Age of Uncertainty” (2000: 9-10)。

【6】
张诚：《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主流媒体价值、困境及对策研究》，《新闻论坛》2020年第2期。

【7】【9】
Social media as public opinion: How journalists use social media to represent public opinion/Shannon C McGregor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