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表露：疫情下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共情传播与实践

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最早由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西德尼•朱拉德（Sidney Jourard）在1958年提出，他将自我表露界定为，告诉另外一个人关于自己的信息，真诚地与他人分享自己个人的、秘密的想法和感受的过程。^[1]

在生活中，善于自我表露的人总是能更快地融入集体、获得朋友、赢得认同。对于扮演将传媒人格化角色的主持人，特别是综艺与生活类节目主持人而言，自我表露相对比较多的，往往被认为容易接近，能够平等交流，不摆谱。长期以来，那些适度表露自我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常常被冠以“风格化”或“有个性”等正面标签。这既是对于传统媒体中新闻节目播音员正襟危坐形象的一种思维反叛，更是网络时代平等互惠交流的一种情感期待。

此次上海疫情期间，这种由主持人的适度自我表露所达到的与受众有效沟通以及共情、共振的效应十分明显，特别是对于原本习惯以移动终端为关注信源的观众群体，传播效果比较良好。

笔者在这次疫情期间的亲身实践中，产生以下三个方面的思考。

一、自我表露与“共情传播”

自我表露的有限展示是共情传播的一种有效手段。台播节目中的有限自我表露使传统节目主持人易于获得受众的共情。

大众传媒时代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充当的是媒体机构与受众之间的“中介”。传统的层级传播模式使这个群体以“端庄”“大方”为外部审美，以“沉稳”“机智”为内部准绳，与网络媒体相比较，多的是“公信力”，缺乏的是“亲和力”，与受众之间或多或少存在形态与心理上的隔阂。而网络上日益受到欢迎的“直播主持”所擅长的“招徕”本事恰恰是传统媒体所缺失的“短板”，无法像店员对待消费者那样“竭力取悦”网民。在现有媒体机制下，电视节目主持人虽无法也不应该像网络“主播”们那样以商业营销为目的，但也不能固步自封，在新的传播场域下不做改变。在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有过以“将心比心”的沟通方式获得他人认可的经历，这种有限的自我表露对于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角色而言其表现为“共情”，它也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保持传统优势前提下向网络时代自我“升级”的一种有效手段。

共情（Empathy）作为一个术语较早应用于心理美学，来自德文Einfühlung（Feeling Into），用来描述观众对艺术作品等的审美感受或在作品欣赏时产生的与艺术家的共鸣，指“观众对于艺术作品或其他视觉形式的积极参与，是身体与感知对象之间相互交流的体验”。^[2]人类能够理解并接收他人的信息，有其基于生理结构天然产生的共情，更反映为心理上的共情，呈现为认知取向、情感取向，以及多维取向，^[3]具体表现为：

1.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它表现为采纳对方观点和理解他人情绪的能力。在日常的电视节目采访中，有经验的主持人和记者很少通过直接说“不”来表达不同观点，而是以态势语—点头，或者以肯定性的“您说得很好”“您讲到的某部分我非常赞同”之类，通过表露一点自己局部的认同来消除障碍，解除对方的戒备心理，再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让访谈往纵深发展。这被认为是一种“采访艺术”的表现，其中运用的就是共情技巧。尤其是在网络传播技术逐渐颠覆传统的今天，新媒体平台的设立给予了用户更多自我表达的机会。与过往单方面接收信息相比，互动机制与自我发声平台的建立让用户从被动接受信息转变为主动选择信息。作为主流媒体的主持人尤其要转变思维，服务“客户”，考虑到用户需求的变化，满足用户情绪价值，提高与用户之间的黏性，才能反过来获得更好的宣传报道的效果。

2.情感共情（Affective Empathy）。它被描述为与他人感受到一致或相似的情感，也有人称其为“同理心”。正如母亲看到孩子的受伤会“心疼”，孩子也比较愿意对于母亲“袒露心扉”，主持人善于“感同身受”不但能够为与受众的沟通扫除障碍，更能增进信任。在生活中，情感共情往往是通过牺牲对话者的一部分隐私获得的，在电视节目主持工作中亦然。自今年三月以来，由于推行旨在阻断病毒传播的全域静态化管理，笔者所供职的东方卫视中心的正常采编活动受到了极大影响，作为电视节目主持人，不得不困在家中参与录制节目。在此期间，我台都市频道20点档的《今日印象》节目自3月26日起扩容到15分钟，策划了以主持人居家抗疫为主题的“宅家不潦草”系列。在这个节目里，笔者说服了全家一起出镜，录制了屯粮贮菜生活妙招、核酸检测注意事项、宅家美食制作技巧、萌娃养成硬核指南、脂肪颤抖健身课程、心灵疗愈电影分享、夫妻相处高情商表达、久处一室的带娃诀窍、传统文化艺术推广、儿童美育大师浅谈等一系列“宅家日记”，虽然每一集只有区区几分钟，但适当的“隐私暴露”让受众看到主持人和自己一样，在艰苦的封闭条件下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居家工作，不但起到了正面示范作用，更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受众因为疫情封控带来的焦虑情绪。笔者将这些小节目同步到了自己的抖音、微博、小红书、视频号等自媒体账号上播出，实现了突破上亿人次的全网浏览量。

3.多维共情（Multi Empathy）。多维取向的共情能够感知、体验、理解他人的感受或情绪，并作出适当反应，包括情感共鸣（Affective Resonance）、观点采择（Erspective-Taking）、情绪管理（Emotion Regulation）等。^[4]早在三十多年前，国外的神经科学家就发现了“镜像神经元”是人类能够产生共情体验的神经基础。^[5]这种神经元并非人类独有，在动物的身上也可以发现类似的结构，具有共情的能力有利于族群的生存。在哺乳类动物中，大象会安抚情绪沮丧的幼象，海豚会照顾患病的伙伴并驱赶鲨鱼，母狮会救援落单被困的“姐妹”，在镜像神经元上最接近于人类的倭黑猩猩会为伴侣疗伤。古人所谓的“兔死狐悲”，虽然不太准确，反映的就是共情现象。共情之于人类和动物界并无二致，都是为了起到增强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的生存能力，但人类是唯一会主动运用这种能力的物种。主持人在节目中的共情往往不是单一表现，而是以语言、表情、行为、穿着、花字、特效、动画、剪辑节奏、音乐音效等整体包装手段唤起观看者的情感感知。特别是当这种疫情下努力工作的过程被有意透露给观众知晓，更能够唤起大家“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共鸣。

二、自我表露与“自媒体化”

节目制作中家人的有限参与既是一种有限度的自我表露，也是一种有效的大众媒介“自媒体化”传播的尝试。

电视自诞生以来即被定位为大众媒介，进入寻常百姓家之后，常被用于家庭成员般的情感分享，即便是性情内向的独居者，回到寓所后往往会下意识地打开电视机，无论是缤纷的荧屏还是喧闹的伴音，都能营造出有家人陪伴的幻觉，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慰藉。有学者提出媒介社会补偿假说（the Social Compensation Hypothesis)，认为社会接触很少的人会利用大众传媒来补偿社会孤立，^[6]这个理论在这次疫情期间得到了验证。在全市静默期间，上了年纪的独居老人比平时更加注重依托电视为主要信息来源，听从官方发布。还有相当部分的家庭虽然增加了成员之间的相处时间，却因为被压缩了行动空间，影响了经济活动，更有疫情的起伏不定，心情抑郁，平日繁忙的工作、生活所掩盖的家庭龃龉易于被放大，也需要适当分享的相对轻松愉快的内容制造共同话题或转移注意力。在这种情况下，主持人动员家人一起出镜，即使内容简单，话题老套，在特殊的情境下也能为封闭空间中的生活增添一点鲜活的气息，从而取得良好的示范作用。笔者在台网联播的“宅家日记”中策划一系列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情节简单，效果明显。譬如《疫情下的超级英雄》这一期的母女对话片断：

麦兜：妈妈，外面的病毒怪兽被打跑了吗？

麦兜：妈妈，大白侠他们获胜了吗？我们可以出门了吗？

万蒂妮：应该很快啦。等大白侠打败病毒怪兽，妈妈就带你出去玩，去郊游，去迪士尼……

万蒂妮：封闭在家第19天了，大人们还好，麦兜在家已经待不住了，每天不停地问什么时候能出去玩？

情景模拟（麦兜，房间里、客厅里、沙发上、饭桌上，在各种场景和姿势下问妈妈、爸爸）：

麦兜：妈妈，什么时候能出去玩？

麦兜：爸爸，什么时候能出去玩？

万蒂妮：看到麦兜着急想出去玩的样子，我就讲了一个超级英雄的故事给麦兜听。

万蒂妮：麦兜，外面有一个外太空的超级怪兽正在入侵地球。

麦兜：怪兽的名字是不是叫新冠？

万蒂妮：麦兜真棒，就是这个新冠怪兽。

万蒂妮：新冠怪兽虽然很小很小，但是对人的伤害却很大，于是我们就组成了超级英雄联盟来对抗它，因为超级英雄们都穿着白色的防护服，所以他们都叫做大白侠。

麦兜：大白侠是从哪儿来的呢？

万蒂妮：大白侠有医生、护士、警察、公务员、快递员等等很多很多职业，我们小区的邻居里也有大白侠。有几个大白侠，麦兜你也认识的哦（列举麦兜认识的参与抗疫的人）。这么多大白侠们为了保护我们，正在外面跟新冠怪兽拼命战斗。所以我们不能出去，给他们添乱，等他们打败了新冠怪兽，我们就可以出门玩啦。

万蒂妮：麦兜，我们一起为大白侠们加油。

万蒂妮、麦兜：大白侠们，加油，加油！

万蒂妮（面对镜头）：这个故事不知道麦兜能明白多少，讲给她听，除了让她明白不能出门的原因，更多的是希望她能够知道，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每一位正在抗疫前线的大白们，是他们帮我们在对抗病毒，是他们帮我们维持正常的生活，是他们让我现在还可以安心地和家人在一起，他们就是我们的超级英雄。

这段节目的内容和制作都非常简单，就是主持人在家中自己用手机拍摄，然后依赖台里用互联网技术手段打通的PR（Adobe Premiere Pro）和索贝系统（非线性剪辑系统）进行初步剪辑，根据电视节目和互联网短视频的不同要求和特点，分门别类上传至云端，由后期人员进一步打上花字，加上音效，做出表情包等特效，以避免云录制情况下容易产生的镜头和背景呆滞问题，最后由相关部门合成并审核播出。出人意料的是，这种“被逼无奈”的节目内容和制作方式获得了广大受众的肯定和支持。笔者认为，以下三个方面原因造就了这种成功：

1.疫情期间，由于居家时间的增多及对于官方发布的期待，长期受网络侵蚀的电视开机率有所上升，客观上推动了各档电视节目的收视好转。根据央视索福瑞及AC尼尔森的统计，今年自3月中下旬起，上海地区的开机率逐步走高。以20点档开机率为例，3月1日-15日平均开机率24.5%，3月31日25.9%，4月1日即上涨为28.6%，且整个4月开机率都维持此高度。5月份开机率继续上涨，最高突破30%。截至5月23日平均开机率29.6%，相比3月上旬涨幅21%。^[7]

2.电视平台适时的内容调整吸引了一部分已经很少看电视的群体。仍以主打柔性内容的《今日印象》节目为例，它从3月26日起的调整播出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从3月底到4月初，这一阶段的主题内容如“身边的大白”等相对比较新鲜，对于初困家中的市民的吸引力较强，同时段收视排名前五，在22点档重播时市场份额表现也不错(平均市场份额2.9%)；第二阶段为4月的中下旬，这个阶段各渠道上可见的同质化内容开始增多，20点档的首播和21点档重播表现仍比较稳定(平均收视率0.7%，平均市场份额2.4%)；第三阶段是进入5月，随着物资供应回稳，人们久居之后的心态产生变化，进入审美疲劳，抗疫类题材的吸引力开始大大降低。这也说明艰难时期人们喜欢看能产生“正能量”和愉悦感的内容来进行心理治愈，但回归相对正常的生活状态后，节目组需要重新拓展新的主题内容。^[8]此外，制作团队在包装上的“抖音化”也成为吸引年轻观众的符号尝试，那些节奏明快、色彩鲜明的贴图和动画是心情的外化与暗示。

3.主持人自身以暴露部分隐私为代价，分享家庭生活中育儿等活动，不但是作为公众人物的一种“祛魅”，更是一种共情，赢得了那些平时很少有时间看电视，但关注家庭、注重传统的受众群体的肯定与支持，形成了收视回流。在主持人以带有私密性的真实居家状态出现在观众面前时，容易弱化其作为官方媒体的公众形象，虚化其所服务机构的媒介属性，增强个体化特征，尤其是从形式到内容上与网络自媒体相仿的部分特性，有益于增强受众的情感交流体验。据统计，2021年，我国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达13.99亿户，比2020年增加2.64亿户；全年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2216亿GB，比上年上涨33.9%。^[9]尤其是“小红书”，日活量在这波疫情爆发以来提升了2%-3%。这表明疫情之下我国社交媒体行业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逆势上扬。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网络短视频平台从原来碎片化时间的消耗品发展为单机有效使用时间超长的社交产品，受疫情影响社交板块用户黏性增强。社交媒体作为信息分发中心，成为民众了解疫情的重要工具，而这种来自网络社交媒体的利好，被附加于具有一定网络社交特征的传统媒体节目上，产生了跨媒介的“移情”效果。当然，对于抖音等播出平台而言，电视节目主持人在网络自媒体的“下沉”能够增加平台用户节点数，丰富用户关系链条，强化全媒体时代的多维立体交互。

三、自我表露与“隐私素养”

对于主流媒体的主持人而言，自我表露要符合公序良俗，体现良好分寸感。

主持人要表现出超越普通大众的隐私素养，即便是在自媒体上录制短短几句话，也要控制好这种自我流露的表达尺度。因为，媒体用户以及主持人所属的媒体机构显然不会按照普通网络主播的要求来审视这种被打上官方烙印的“个人化表达”。相反，受众对于延伸到网络自媒体的传统媒体主持人会寄予一定的人格补偿想象，以填补在“大屏”上看不到的人格特质。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曾提出，改变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是改变传播者在传播对象心目中的印象。对于居家主持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而言，以一种有限度的“返璞归真”的形象示人，显然有助于改善疫情期间官方信息的传播效果。

（作者1：万蒂妮：东方卫视主持人

作者2：包磊：上海戏剧学院主持系副教授）

【1】
杜颖莹.基于CiteSpace的国内外网络自我表露研究对比分析[J].新媒体研究,2021,7(18):5。

【2】
李文冰,吴霞.融媒体环境下带货综艺共情传播策略[J].中国电视,2022(02):84转自Ｒobert Vischer．On the Optical Sense of Form: a Contribution to Aesthetics [A]// Mallgrave H．F.，IkonomouE. (eds.). Empathy，Form，and Space: Problems in GermanAesthetics，1873－1893[C]．Los Angeles: The Getty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Art and the Humanities，1994。

【3】
蒋俏蕾,陈宗海,张雅迪.当我们谈论媒介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基于可供性视角的探索与思考[J].新闻与写作,2022(06):72.转自Davis, M. H.,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path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Social Psychology, vol.10, no.85, 1980, pp.1-19。

【4】
蒋俏蕾,陈宗海,张雅迪.当我们谈论媒介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基于可供性视角的探索与思考[J].新闻与写作,2022(06):72.转自Decety, J. & Jackson, P. L., The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of human empathy”,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Reviews, vol.3, no.2, 2004, pp.71-100。

【5】
马龙,李虹.论共情在“转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机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02):78。

【6】
Davis, M. H. and Kraus, L. A.: Social contact,loneliness, and mass media use: A test of two hypotheses.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89, 19(13):1100-1124。

【7】数据来自上海电视台《都市频道》4-5月收视报告。

【8】数据来自上海电视台《都市频道》4-5月收视报告。

【9】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