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袭类社会安全事件报道的主持要求

近些年来，国际局势纷繁复杂，不确定性增加，黑天鹅频现，战争阴霾密布，以恐怖袭击为代表的社会安全事件也在全球范围内层出不穷，极大影响国际安全局势和民众的生命安全、生活质量。社会安全事件是报道中的一类特殊主题，但目前对其还没有清晰的概念界定。国内相关的法律、安全领域对此进行的学术探讨甚少，而传媒领域针对社会安全事件报道的研究则更鲜见。本文从主持人视角加以探究。

一、社会安全事件的特点及报道的功能

1.社会安全事件的特点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里，对社会安全事件并没有清晰的概念界定，而是泛指为“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和涉外突发事件等”。笔者查询资料发现，学界对社会安全事件的定义也比较模糊，在一些可能涉及的行业，比如公安、海外劳务公司等，不同的单位有自身的具体应对措施，不同的主体其各自的侧重面也有所不同。但从通识角度而言，社会安全事件有着社会性、突发性、人为性、危害性等特点。

2.社会安全事件报道的功能

笔者结合社会安全事件的特点作分析后发现，社会安全事件的报道有以下功能：

（1）准确传递新闻信息

社会安全事件与公众的生命、财产、健康等息息相关,往往给整个社会带来较大冲击和危害，公众急切地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网络信息传播迅速，谣言以及未经验证的消息也会迅速播散开来。这时尤其需要主流媒体权威发声，发布准确信息，一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二是跑赢谣言，避免由虚假信息引起的社会动荡以及社会资源浪费。

（2）掌握舆论主导权并彰显正义 

相比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事故灾难等其他类型突发事件，社会安全事件报道有一个重要且特别的功能——彰显正义的力量。

恐怖袭击者制造社会安全事件，其目的就是要扩散影响，传播异议，制造恐慌情绪。当媒体报道跟进缓慢或正向传播力度较小，舆论的主阵地就会被恐怖分子占据，事态容易失控，并可能引发衍生灾害，为舆情应对带来巨大挑战。及时跟进报道，不仅是媒体的职责，更是社会正义向邪恶的宣战。当主流媒体开始发布准确权威的信息、表达官方和事件主体的正面态度时，也就掌握了舆论话语权和主导权，公众情绪也就有了有效疏导的渠道。

（3）提升应对社会安全事件能力

媒体是政府和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社会安全事件发生时，应快速、准确地还原真相，遏制谣言，避免社会恐慌，提升社会安全应对能力。

其一，帮助政府提高应对社会安全事件的能力。

一方面，媒体报道中汇集的各方信息及观点，有助于政府全面分析、判断形势，做出正确应对措施，从而有效组织社会资源化解危机，恢复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报道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包括其引发的社会层面的探讨，也有助于政府或相关组织及时反思，发现问题，补齐短板，避免重蹈覆辙。

其二，提高公众的社会安全意识。

战争发生时可以向哪些组织寻求帮助？恐怖袭击来临时如何逃生？反种族歧视游行中哪些情境下局势会走向失控？劫持发生时哪类信息的传播可能会激怒劫匪，致使被劫持者受伤害……每位公民对这些问题都应有一个常识性的了解，这样才能在险情发生时更好地保护自己和身边人，维护社会的安全有序。这就需要媒体在社会安全事件报道中，持续、有效地告知和警醒公众。

媒体报道的正向作用，也考验着媒体从业人员的专业度。如果从业人员不够专业，比如没有把握好犯罪报道的口径尺度，在民族宗教问题上缺乏认知，在涉及国际事务的中国立场时行差踏错等等，也就是说，在处理复杂的社会安全事件时把握失当，则媒体报道的作用可能适得其反。那么，在具体的业务实践中，主持人如何把握好分寸呢？笔者以恐怖袭击报道为例进行分析。

二、从恐怖袭击事件报道看主持要求

恐怖袭击事件是我们在新闻报道中经常会碰到的突发性的社会安全事件。它对新闻节目主持人提出很高的职业要求，考验主持人的社会经验、知识储备、国际视野、分寸感及应变能力的高下。

1.把握恐袭的成因

恐袭为什么会频繁出现？国际恐怖活动的趋势是什么？近年来恐怖活动屡打不绝，“越反越恐”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执笔本文时，笔者专门请教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知名反恐专家李伟。

2.把握事件背后的国际关系

恐怖袭击背后牵扯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如何把握好涉及的国际关系呢？笔者曾对曹景行先生进行过采访。

景行先生的讲述言简意赅。平时的积累，写作的锻炼，加上人脉的积累，关键时刻可以找得到懂行的人请教，这些都是把握好国际关系的要诀。

3.把握事件的有效信息

如何把握事件的有效信息呢？这里我们通过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和“911”恐怖袭击两个案例来分析。先来了解下新闻背景。

贝尔格莱德时间1999年5月7日（北京时间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用B-2隐形轰炸机投下五枚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悍然轰炸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社记者许杏虎和朱颖当场牺牲，数十人受伤，大使馆建筑严重损毁。

当时，凤凰卫视中断了原本要进行的一场大型演出，创造性地开启了由主持人搭配评论员的突发事件报道特别节目—《中国人今天说不》，就此开启了一个新电视形态革命的阀门，凤凰资讯类节目“时事分析和时事评论”的特色由此成型。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也开创了后来比较普遍的突发事件报道模式，即主持人带嘉宾的演播室访谈形式。在这里我们着重谈一谈，在仓促情况下，如何信息汇总？谈什么？怎么谈？

从这段讲述中，笔者体会到对新闻节目记者、主持人、评论员而言，新闻直觉和新闻敏感的重要性。新闻直觉来源于平时的功底，对一个新闻事件大是大非的把握、分寸的把握。在“911”恐怖袭击发生时，谁能在第一时间抓住新闻事件的要核，就能成为领跑者。

能不能第一时间抓住有价值的信息，以及能不能第一时间联系到目击者或了解内情的人，都是支撑事件有效信息的骨架。但如果主持人的提问不恰当、不精准，还是要鸡飞蛋打。

4.把握提问的内容和方式

笔者曾经研究过美国“911”事件的几段直播，主持人提问得恰当、精准，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情况紧急，演播室接通了几个目击者进行连线，不同的目击者身处的位置不一样。在建筑物A侧的人，给主持人讲述了他所见到的A侧情景，紧接着连线的下一个目击者却是身处B侧。主持人敏锐地发现了方位的不同，马上就跟B侧的目击者说：“刚刚我连线了A侧的XXX，他告诉我那边的情况是……通过这样的描述，结合你现在在B侧看到的情景，你会做出什么判断？”这个提问既是在深挖信息，同时也是在补充信息，给对方以提醒。经过主持人的信息补充之后，B侧的目击者不止是讲述了自己眼前所见的情景，也通过A侧的信息来源，做出了一些分析判断。比如该建筑物的哪些通道可能已经被毁，哪些楼层的人逃生比较早，哪些街区受到影响，救援力量主要分布在什么位置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主持人在结束了与B侧目击者的连线后，马上请导播再将A侧目击者连通，将B侧目击者的讲述要点告诉了A侧目击者，请A侧目击者结合B侧的信息，给出自己在现场的观察分析。而后，同时在线的A、B侧目击者又都听到对方对实时情况的描述，信息再次进行了有效组接、补充。当时的通讯技术还不发达，没有视频连线，但这个三方电话连线，串联了两个现场直播点，两名目击者相当于两个直播点的实时报道者，而搭建起这个空中通道的人就是当时的直播主持人。

如果主持人缺少新闻敏感，可能这段连线就是四平八稳地对A、B侧两名目击者的一个简单采访，没有相互信息的补充，更没有信息补充后的分析观察。可见，突发直播中，主持人是非常重要的“前线大将”。主持人并非一味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主动甄别过滤，从碎片化的信息中，最大程度地挖掘出有价值的新闻点。

5.把握评论的立足点

作为著名的时事评论员，曹景行先生在评论立足点方面的分享让人受益匪浅。

景行先生谈及的两次直播都涉及非常敏感的评论尺度的把握。时隔多年我们回头看，当时的评论放在今天仍能立住脚。评论要以事实为依据，从公理角度出发，对整个事态发展有益，对国家利益、公众利益有益，而不是满足一时情绪的宣泄或者狭隘的民族主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评论，才是好的评论。

6．把握民族宗教问题的立场

近年来，国际上发生的不少恐怖袭击事件都是同民族、宗教问题相关联的。反恐专家李伟这样分析：

恐怖袭击背后所涉及的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都是主持人事先应该了解的知识储备。只有知道其复杂背景，在评论的尺度上，在对一个民族、宗教、组织的定性上，甚至于对一类人、一个区域的正确表达上，才能不偏不倚、准确公正。有了清晰的红线，才能明确哪些话不宜说，哪些话是必须说的。

7．把握犯罪报道的分寸

犯罪报道的分寸把握颇为考验人，也是新闻伦理规范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长期以来争议也很大。什么样的报道尺度合适？采访时该怎样保护当事人？恐怖袭击报道中的哪些画面、哪些信息不适宜公布？这些都是备受关注且引发争论的内容。

不局限于恐怖袭击报道这个小类，日常的节目中，不少涉及司法案件的报道几乎都会探讨犯罪报道分寸的问题。我们以台湾的“白晓燕命案”报道为例。

白晓燕命案发生于1997年，为台湾有史以来最重大刑案之一，由于被害者为知名艺人白冰冰之女，加上陈进兴、林春生、高天民等三名加害人不仅作案手法残酷且又于逃亡途中犯下多件刑案，台湾社会为之震撼。该案发生期间，台湾新闻媒体大篇幅的报道，也被普遍认为侵害受害者家属隐私，将歹徒英雄化。因此，相关的媒体报道行为成为台湾新闻媒体伦理标准的负面教材。

概而言之，当时的新闻报道主要在这几方面存在问题。

白晓燕遭绑架，部分新闻媒体在人质未获安全之时，就发布新闻，置人质安危于不顾，引起非议。而在确认白晓燕遇害的消息后，媒体报道内容更是无限制地详细披露，比如刊登被害人裸露照片以及惨遭凌辱的尸体照片等。也有媒体在采访新闻时，跟随家属缴交赎款，以致打草惊蛇，使歹徒逃脱，引起舆论非议。

媒体对于歹徒陈进兴性侵害案的黄色描写也令人诟病。从陈进兴所犯的强暴案件开始，乃至于请心理专家、性学专家探讨陈进兴的强暴习性是否为“性变态”，几乎都绕着性话题打转，内容极为不堪。

后来陈进兴挟持武官事件爆发时，媒体24小时不间断报道，并且抢着打电话进入武官官邸，对陈进兴进行现场访问，更被批评有将歹徒所作所为英雄化的嫌疑。在“1998倒胃新闻大餐”票选活动中，该事件被票选为该年度三大倒胃新闻的“第2名”。评选方称，“杀人犯在电视新闻画面中公开示态，述说自己的不满，恶言尽出，誓言报复，使电视成为罪犯的传声筒。”

涉及犯罪事件的报道中，媒体报道尺度不当，不仅可能成为犯罪分子的宣传通道，危及当事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还可能影响司法公正。而对主持人而言，如果遇到突发的社会安全事件，比如恐怖袭击、影响重大的司法案件、战争等题材时，必须得自己先把安全弦拧紧。不该提及的隐私，不该渲染的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不该暴露的安全行动、措施等，绝对不说。坚持从公共利益出发，坚守职业立场，既要确保自己的观察判断客观公正、符合人性，也要能在相关报道出现偏差时及时纠正、补台。

8.把握中国媒体的立场

如何把握中国媒体的立场？“911”事件刚发生时，很多国人群情愤慨。景行老师一方面强烈谴责、批判恐怖主义行径，一方面也提醒舆论不要忘了，美国的中东政策是诱发悲剧的原因之一，这方面的反思不能忽略。可以说这就是理性的中国立场的体现。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们在国际舞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很多重大的国际事件中都有中国的身影，也需要发出中国的声音。而考验也随之而来，恐袭突然发生，中国媒体该如何把握自己的立场？中国的新闻主播该如何正确把握分寸？笔者采访了知名主持人，国际问题专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蒋昌建。

此外，主持人作为电视媒介与受众之间的桥梁，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肩负着举足轻重，甚至是决定节目成败的重任。恐袭事件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这就要求主持人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调整好播报情绪，准确清晰地传递新闻信息，运用自身丰富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驾驭整个节目的节奏，引领节目的整体走向，从容应对报道中出现的突发情况，临危不乱，处变不惊，从扑朔迷离的信息中过滤、取舍、甄选出最具新闻价值的信息即时传播，理性科学地做好突发事件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

（作者为东方卫视新闻主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