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数”需要被看见 —后疫情时代“向下扎根”叙事模式研究

2022年7月25日，B站UP主“衣戈猜想”发布题为《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视频，讲述二舅一生的经历，引发热议，时值新冠疫情反复，很多人都感慨自己的精神内耗被 “二舅”的人生故事所治愈。9月，针对网上的各种质疑，“衣戈猜想”首次发视频做了集中回应，二舅再度成为舆论焦点。

在宏大叙事背后，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抛开争议性内容不谈，《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之所以能够引发现象级传播，不仅是因为故事主人公“二舅”坚韧自强的品质，也是因为朴实的镜头、典型的人物与富有文学意味的文案。虽然并非专业拍摄者的作品，但从受众反响来看，这无疑是一部上佳之作。而本文也将从其朴实的“向下扎根”叙事模式入手，分析白描手法的现实意义。

一、叙事角度：小视角折射大主题

作为一种书画表现方式，“白描”是指用最为简练的笔墨来呈现生动的形象，进而表达富有深意的内涵。引申至写作，便对应着不描背景却深契时代、不贪细致却刻划入微、不崇华丽却质朴感人的创作风格。媒体传播也要善用白描，在浮躁时代更需要朴素的、“向下扎根”的叙事模式。全球新冠疫情背景下，不确定性增加，人们的不安全感渐居上风，摆烂、躺平、佛系……当精神内耗逐渐成为主流，碎片化信息时代的人们很难静下心来品味宏观叙事背后的宏大寓意，而更倾向于从平凡故事里对照反思，获得一些前行力量。 

首先，视角小，主题更鲜明。两脚沾地，采写的故事才会接地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用微视角以小见大，或能更好地传达故事的灵魂。在小视角下，人们更能静下心来细心揣摩，精炼主旨，小切口往往能映射时代大主旨。二舅的故事便是这样，虽然谈不上轰轰烈烈，但是从观众的积极反馈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将整个故事表达得非常质朴，文案戏谑调侃，阐述时好似置身事外，虽然主人公经历过人生的种种苦难，但人们却能感受到二舅对生活的态度。配合不加修饰的镜头，这部表现“平凡人的一生”的作品将“笑对人生”这一主旨描摹得酣畅淋漓。

其次，视角小，情感更容易表达。在某种意义上，人们之所以能够对“二舅”的故事产生共鸣，主要是因为乡土题材与小人物的故事更贴合人们的生活，是当下繁忙社会的情感所需。而目前正在热播的《幸福到万家》也是一经开播就引发观众共鸣，人们感慨于故事的“接地气”，也惊讶于其服化道的真实，现场的布景完美诠释了现实生活中的场景，增加了真实感。同样，2021年白玉兰奖获奖作品《山海情》也是扎根乡土的爆款作品，它将人们身边的事呈现在聚光灯之下，选材视角虽小，但展现的精神却大，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小人物的故事、小人物的体悟，永远是值得书写的人民性叙事。从“二舅”的故事里，我们能感受到的是，虽然人生苦难重重，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基因，在苦难中人们渴望获得转机，同时始终不渝地坚持与命运抗衡，不陷入永久的自我焦虑并进行自我调节，这是我们人生所迸射的坚强力量。

第三，视角小，故事性更强。相比宏大叙事崇高、严肃的表达，小视角更易体现出反差。将宏观叙事分解开来，转化为更贴近百姓生活、更大众化、更平民视角的小角度叙事，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小角度，让宏大主题饱含温度，入脑入心。而中央所一直在说的“走、转、改”活动 ，不外乎是号召媒体工作者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聚焦小人物，展现时代变迁大主题，媒体传播作品视角越小，指向性越强，拍摄的画面就越具体，承载的故事就越鲜活。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好的媒体传播作品仅靠小片段、小转场就可以对事件进行具象化的描摹，画面也更加生动。

二、叙事逻辑：创作对生活的加工提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的力量源泉。”这是我们创作的指导思想。真实的故事最有力量，而这也是“二舅”故事能打动人的原因。但是将二舅的一生凝练在短短的11分钟内，其故事逻辑必然要经过一定程度的美化和提炼，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平铺直叙。好的作品能够触动人们真实的情感，俘获人心，但空谈大道理很难引起共鸣。要化大为小、以小衬大，以小故事阐述大道理，能具象的，绝不抽象。要从看得见、摸得着的新闻事件着手，见微知著，通过生动的、具象的、接地气的身边事，讲好最感人心怀的中国故事。那么如何挖掘故事呢？《二舅》便是通过以下叙事逻辑激发受众兴趣：①开头背景交代，避免冗长描写，以小见大，引发读者好奇；②制造矛盾冲突或者意外事件，故事主人公的平静生活被打破，祥和的生活因为意外事件发生巨大改变，从而开启新生活；③精神凸显，主人公面对新情况，会经历短暂的迷茫，但是反思之后，最终确立自己人生的目标，并在此过程中凸显主人公的精神魅力；④丰满的支线情节拓展了故事的宽度，在支线情节中加入一些欢笑与泪水，在反差中触动人们的内心。而在故事的最后，最好留有悬念，加入一些触动观众情感的要素，引发观众思考。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如果完全按照故事本身进行描写，容易流于平淡，在故事情节构思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加入一些美化加工的成分，设置悬念、制造波澜，删掉不重要的部分。提前构思好哪里有冲突、起伏等，让作品更具吸引力，从而产生收视吸附力，带来理想的传播效果。

严格来说，从内容题材到拍摄方式，《二舅》不算是一个新鲜的选题，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影视屏幕，早在几十年前这个内容范式就已经得到市场青睐，比如余华的作品《活着》，比如影视作品《Hello！树先生》，甚至是暑期档的《人生大事》，都是略带乡土气息的平凡人的故事。按照商业片的逻辑，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是附加逻辑，《二舅》之所以能获得观众认可，本质上是因为它更真实，虽然不像小说人物那样曲折，但是传达了一种普通人在苦难面前的顽强与坚韧，即使不如影视作品人物那样立体，但鲜明的角色定位使得整个故事逻辑更加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

三、传播分析：受者的解读与映射

就如同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种《红楼梦》一样，不同理解能力、不同生活经历的人们会对同样的作品产生不同的反馈。而当《二舅》成为现象级的传播作品，其所阐述的主人公曲折经历以及所传达的主旨被不同人各自解读。有人在故事中寻求心灵慰藉，有人总结创作收益，有人质疑故事逻辑与真实性，在舆论争锋中共同将其推向流量顶端。

艺术化的加工也会引起故事一定程度上的失真，从而引发争议。“二舅”故事的叙述者在记录凡人苦难的同时，在故事的结尾将其升华为反精神内耗的励志典型。但是，万千观众对故事的关注解读，必定加上了个人经历的投射。有人在乎的是故事背后的人生智慧，从而获得战胜人生苦难的力量，有人则认为苦难是人生的负面情绪，人并非一定要面对甚至歌颂苦难。很多人对所谓的苦难叙事“心存芥蒂”，认为只是在博眼球或者是造假，究竟《二舅》是否存在“内容虚构”，是否“营销苦难”？究竟是纪实类的创作，还是虚构的艺术创作？众说纷纭，舆论喧嚣，推动了视频的广泛传播。创作或许就是这样，如果能找到它与现实的契合点，艺术化的加工便成为对现实的更精准的提炼与更深刻的描摹。当然，文艺创作不同于新闻真实，文学可以虚构，新闻必须真实，不能混为一谈。

总而言之，后疫情时代，“沉默的大多数”需要被看见，尤其在农村基层，人们的声音需要被更多地听见。这就要求创作者紧随实际，“向下扎根”，把握群众真实的心理需求和当下的传播规律，用白描式的叙事手法和巧妙的加工手段创作、传播激励人心的内容，以此服务于现实的社会文化需求。

（作者为青岛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