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看国际传播访谈中沟通有效性的建立 ——以《环球交叉点》为例

  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动首先是指，使参与者能毫无保留地在交往后意见一致的基础上，使个人行动计划合作化的一切内在活动。”具体而言，它需要首先通过在至少两个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建立人际关系，然后在没有任何外界强制性的平等环境下，通过符号（语言）媒介，达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求同与合作，反映行为者与世界的关系。[1]在以国际传播为目标的电视访谈中，尤其需要这种有效交往行为来跨越地理空间、政治体制、语言、文化等方面的阻隔，[2]使得处在不同背景下的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以及身处不同场域之中的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建立起有效的沟通。

  针对眼下国际传播中单向度沟通的倾向，以及“传”“受”双方存在两个舆论场的现状，本文拟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视角，以笔者主持的《环球交叉点》为案例，尝试就国际传播中的语言沟通进行困境破解。

一、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新时期国际传播中的言语交往

  早在20世纪30年代，伴随国际关系学和传播学的发展，国际传播渐成学术话语体系，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最早将其定位为一个国家各类要素的全面展示，更是主权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随后，美国学者Martin I.M等人提出,这种基于传播建立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多维度”的建构，是“关于某一具体国家的描述性、推断性、信息性信念的总和”。在此基础之上，美国政治学者约瑟夫•奈在《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一文中提出了“soft power”概念，强调“向外展现”“对外传播”“受外国因素影响”“作用于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构建。基于此，上海东方卫视于2013年1月起开播国际访谈节目《环球交叉点》，关注涉及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热点事件，每期邀请三至四位演播室嘉宾，辅以背景视频和采访VCR，力图多维度、多角度、多层次地对事件进行深入解读和剖析，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积极传递中方立场，帮助观众对相关事件和局势作出自己的判断。作为这档节目的主持人，笔者深感在不同“话语主体”、“权力距离”及“高低语境”之间平衡、释疑、共情之艰难，努力按照“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的要求，[3]充分发挥国际化平台优势，力求达到理想的国际传播效果。

  国际传播囿于国家机构的宏观叙事，常常立足于国家、民族、政府的层面，在面对柔性访谈需求时便容易形成两个话语场，沟通尺度难以拿捏。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这种以个体身份开展的国际化访谈开辟了一种新的可能。具体来看，《环球交叉点》的节目访谈完全满足交往理论的这几层含义：1.交往行为是两个以上主体之间产生的涉及人与人关系的行为；2.交往行为以语言或符号为媒介；3.交往行为者必须遵循一定的社会规范；4.交往行为的主要形式是对话；5.交往行为是以交往行为者之间的“理解”和“合作”为目的,最终达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4]

以《“乒乓外交”五十载，以史鉴今正当时》这期电视访谈为例，节目邀请了1971年“乒乓外交”的亲历者李富荣、徐寅生等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以及史维利斯夫妇等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分别从自己的视角进行了回忆。

  徐寅生：我们坐在车上，突然上来一个美国人，他的服装当时讲叫嬉皮士（风格）……庄则栋，他是三届世界冠军，人也比较热情，他就感觉到人家上来了以后孤零零一个人，不理他好像也不太热情。想到总理指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他就去打招呼了。

  康妮·史维利斯：当时有点紧张和担心，因为我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新中国成立后，应该还没有美国人去过，所以我有点紧张，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当我们真的踏上中国土地后，所有人都对我们很友好，让我们觉得特别亲切，我一点也不紧张了……

  随后，主持人从双方的语言情境中顺势对当时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先生提出问题。

  袁鸣：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有了“乒乓外交”这样一个契机之后，因为“小球”转起来了，所以“大球”转得更快了。

  吴心伯：……随着“乒乓外交”的登场，大家一看，这都是普通人，中美两国的球员在一起，他们不仅切磋球艺，而且建立了友谊。对方不是可怕的敌人，就像亲历“乒乓外交”的白莉娟女士所讲，她最后都很感动了，她觉得大家真的是朋友。所以我觉得，交流和交往能够冲破很多官方的和主流媒体的长期概念化的包装，让民众真正感受到，对方这些人其实跟我们一样。

  袁鸣：我也跟她做了一个访问，她特别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角度，她说我们都把对方当人看，当一个跟自己一样的普通人……

  通过吴心伯主任的回答，节目引出了当年的亲历者，如今已经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的白莉娟女士，通过她的讲述，把节目方的观点间接地传递给受众，随后又引出了当年比赛的现场观众，如今的上海纽约大学美方校长雷蒙。

  雷蒙：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教我打乒乓。当时听说世界顶级乒乓球选手要来马里兰州，爸爸就买了两张票。我们去马里兰大学看比赛，当时我15岁。记得那晚，尼克松的女儿也去观战了。之前我只见过华裔美国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又怎么会想到，50年后，中国成了我的家呢？

  白莉娟：“乒乓外交”的最大意义在于，它让双方看清彼此的人情味。当时美国人都很兴奋，因为见到了真实的中国人，他们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也就是普通的人。

在这段访谈中，可以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下两国人民跨越领土、国家与民族，以人性作为稳定、可持续的维系纽带，从而消除绝对意义上的“他者”[5]的印象，凸显了恢复正常交往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二、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国际传播访谈的“失声”困境

  长期以来，我国国际传播访谈存在较多意识形态先行的惯性，产生了由单向宣传理念主导、偏离传播的交流思维的现象。这类“访谈”有形无实，成为以访谈为名义的走过场，表现为“内”“外”不分、“政策话语”与“传播话语”混淆、“低语境”背景下使用“高语境”阐述，造成话语表达方式单调、话语设计水平不一、话语主体身份不明的状况。静态、僵化的话语结构还容易固化为成见，不利于行为体在决策过程中顺应实际情况的变化，有可能导致国家误判或采取高成本的战略选择。[6]作为传播媒介，即使节目技术指标再高、音画质量再精良，也易于遭受误解、质疑甚至抹黑，传播效果不如人意。哈贝马斯曾对现代社会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所造成的种种“扭曲性交往”和“伪交往”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强调现代社会的一大悲剧就在于“争辩”取代了“对话”、“强制”取代了“协商”，人与人关系的诗意被物与物关系的冷酷所取代。[7]

  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人们在不断的对话中可以使交往向纵深发展，逐渐形成一个话语共同体，也就是一个“主体间性”的叙事空间，而这个空间是会话者共同的语境，每一个参与者必须遵循一些普遍性的原则进行会话式沟通，这样的叙事空间才是属于生活世界的。正因如此，独白型的叙事会将主体置于原子化的孤立境地，无论他有多么卓越的认知或深刻的见解，也无论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或傲人的佳绩，一旦他成为独白者，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失语状况，例如，高深的见解无人理解、辉煌的成就无人分享、正确的意见却被人误解，而诸如此类话语沟通的失败也会使其生活世界失去原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8]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的最终目的是使行为主体间达成有效的、非强迫性的共识和理解。对交往过程而言，生活世界既构成了一个语境，又提供了资源。[9]

  习近平总书记向来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强调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指出要重塑外宣业务、重整外宣流程、重构外宣格局，对努力开创外宣工作新局面作出战略部署。[10]在具体操作层面，要分清楚不同平台的使命与责任，对于以电视访谈为形式的国际传播，完全可以不同于职能部门“高”“大”“简”“稳”的宣讲、解释、强调，做应用人际传播效能的沟通式表达。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流畅的会话过程才能确保人们的正常生活与交往，会话若要顺利进行，则必须与“系统”之间保持一种相对独立性。从会话分析的角度来说，会话结构包括话语行为主体、主题的确定、话轮的正常转换等等。由于会话总是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因此交谈若要顺利进行，就必须保证每个主体都是会话过程的有效参与者，而不能由其中任何一个主体完全掌控会话过程。[11]仍以《环球交叉点》为样本，在《纪念“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这期节目中，面对如此严肃、宏大的题材，节目选择从中美双方发表公报的举办地上海锦江小礼堂说起，讲述历史进程中那些关于“人”的故事。

  旁白：这张照片，记录了一场宾主尽欢的宴会……今年81岁的夏永芳，退休前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助理。50年前，她全程参与了美国代表团的访沪接待工作。

  夏永芳：工作太多了，非常繁复，非常复杂。比如说环境布置，这个里面就有一项是关于标语口号，要把指名道姓针对对方的这些敏感标语除掉。

  袁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夏永芳：比如说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袁鸣：非常有时代特征的。

  夏永芳：外办就组织了四批同志，督促街道等各方面去查看。当然我们清理的主要是美方路过的地方，最后全改了。

  袁鸣：我就很好奇，因为我们中国跟美国之间22年没有这样友好接触过，要从刚才那么强硬的调子，一下子转变过来，您在做工作的时候，是怎样转变过来的？

  夏永芳：群众就说了，帝国主义的“头号敌人”现在变成了客人，我们想不通。还有，听说中央要求我们“待之以礼，不卑不亢”，群众就问了，“不卑不亢”到底怎么弄？我是不是要对他们微笑，还是对他们要板起脸？

  何招法（原参与接待的饭店员工）：有些员工思想上抵触情绪蛮大的，认为尼克松是“反动头子”。我在战场上抓还抓不到他，现在送上门了，还要热情地招待他？这样的想法挺多的。

  夏永芳：我觉得他们非常“饥渴”，就是要报道，就是要采访。见到什么人都要抓住，问各式各样的问题。跑到农民家里，就闯到他们的厨房，把锅盖掀开，看看他们吃什么。总而言之，近乎疯狂……

  在这段访谈中，没有大人物，也没有大事件，但作为亲历者的“人”对细节的陈述，把受众的心理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古希腊“智者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奠定了“主体性”哲学的思想基础。启蒙运动的核心意义在于承认和启发了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的理性。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先验性主体哲学”也强调主体性的重要性，其观点主要体现在“人为自然立法”。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想表达人是逻辑主体和历史主体的统一。[12]在大多数电视节目中，人的“主体性”显而易见地会得到强调和重视，人的因素决定了节目水准的高低。节目传播效果的优劣，完全可以看作是人与人之间“喜怒哀乐”的情感沟通的成败。从哈贝马斯的理想沟通情境宣称理论来看，这种以电视为传播媒介的沟通交流应遵循以下行为准则：1.受众所期望使用的语句能够反映外在世界的事实，并告诉别人；2.主持人（语言使用者）和嘉宾（别人）沟通时会遵守支配人际沟通的社会规范；3.节目参与者都相信，自己使用的语句真诚地表达了内心的想法和感觉。[13]哈贝马斯将这种同时满足三大有效性要求的交往行为称之为交往合理性。[14]然而，在许多国际传播节目中，这种“主体间性”被弱化，“人”以及“人的身份”皆成为纯粹的“符号”，论证过程及论证结果不复存在，因为结果已经先行。如此，可理解性与真诚性不复存在，所呈现的语言不再具备有效性，而成为一种转换形式的复读和台词，主体间的对话变成独白。[15]也就是说，这种形式的交流已然变成单向信息流通的“鸡同鸭讲”，各自陈述，而忽略了基本的了解和沟通。如果节目的鉴赏主体不再是受众，游离了作为一般意义上电视节目制作的“传-受”目标，甚至脱离了电视节目作为平等沟通平台的媒介身份，便自然无法产生理想的传播效果。

三、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国际访谈的困境破解

  人类的语言源于生活，并在生活世界中得到发展。如果离开了生活世界，语言也就没有了它的生命力。语言的变化反映的是我们所处世界的变化，并显现这个世界的生成轨迹。语言的变化轨迹，则反映着我们的经验和结构本身的不断变化。语言的轨迹就是我们的经验有限性的轨迹。[16]语言作为人类的特殊功能在任何出现沟通的领域都会发挥作用，即便是在自我诠释的过程中，语言也是意义的载体。在国际关系领域中，话语结构分布广泛。不论是安全议程还是经济贸易，抑或是文化交往，都存在不同的话语结构和意义体系。[17]与其他类型的电视节目以奇观、游戏、竞技、故事等影像元素作为吸引观众的主体有所不同，国际传播中的电视访谈在形态上以语言为主要交流手段。从哈贝马斯提出的“四个有效性”出发，完全可以突破前文中那种以语言为单一沟通手段的媒介交往困境：

  1.可理解的要求。无论是国际间的交往，还是个体间的交流，交流者的语言必须符合社会约定俗成的语言结构，使得倾听者可以正确理解说话者的意图。这一要求是指交往者进行符号编码时，应在传播双方共同的符码范围内进行，避免引起误解，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对话、讨论，最终达成共识。

  2.真理要求。即交往双方必须传递真实信息才有交往的意义，在言谈过程中双方必须在真实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如果交流的是虚假信息，那么此对话不利于形成有效的传播效果，而且会破坏双方的信任关系。

  3.真诚的要求。双方要真诚地面对彼此，坦诚地对话，以真诚的内心情感投入到此次对话中。这一要求是进行交往的重要条件，没有了坦诚对话的符号，就不具有承载有效信息的能力，多重的误解和曲解会造成对话双方内心的封闭化，不能实现理想化交往。

  4.正当要求。指对话双方在信息交流时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在一定的框架下进行对话，在遇到意见不一致时要有自主调节意识，以达到正确的结果，即实现和满足公共利益。[18]

交往理性要求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建立起以语言为中心的对话和交流的行为，这种沟通互动的行为是以相互交流和分享为基础而产生与形成的，实质上就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合理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建立了一种“主体–主体”的有效性规范，它的实现有赖于主体在一种非强制性的话语力量中达成共识，从而使交往者在交往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得到充分的展现。这意味着交往理性不是单一的以自我主体为中心的理性。[19]仍以《环球交叉点》的《“乒乓外交”五十载，以史鉴今正当时》这期访谈为例。在采访中，当笔者问到史维利斯夫妇对于50年前的回忆，他们坦然回忆起了第一次跨过罗湖桥的感受。

  康妮·史维利斯：我从前只是在历史书和新闻中看到过中国，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我的心里还是充满了每个普通美国人在这个时候都会有的不安和忐忑，但是随后就被优美的风景和非常友好的接待感染了，紧张情绪一扫而空。

  袁鸣：记忆最深刻的是哪一点？

  康妮·史维利斯：人民大会堂里，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我们，和每一个人握手。我们问了他很多问题，他也反问了我们很多问题，气氛非常融洽。他问我们，对这个行程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我们代表团团长斯汀•霍文说，你们把我们喂得太饱啦！

  戴尔·史维利斯：那是1972年，我们教中国朋友唱了一首美国歌《牧场上的家》（home on the range）。

  袁鸣：唱唱看。

  在这种真诚的交流氛围下，戴尔•史维利斯、康妮•史维利斯夫妇开心地唱起来：“哦，给我一个家，那里牛群信步走，山鹿羚羊戏玩耍；没有遮天蔽日云，只有激励人心话……”

  袁鸣：你们俩有没有学会什么中国歌呢？

  戴尔•史维利斯马上哼起了《东方红》的旋律。

  康妮·史维利斯：这首歌叫什么？

  袁鸣：叫《东方红》。

  戴尔·史维利斯：这是关于毛泽东的歌。

  可惜的是，由于年轻的编辑缺乏国际传播经验，没有保留这一段双方同唱《东方红》的“华彩乐章”，留下了遗憾。然而，在这段对于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的旋律中，语言以及语言以外的情感沟通获得了成功：双方既是传者，也是受者，“主体”与“客体”不再是二元对立，呈现出一种相互为主体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双方可以通过交往理性达成共识，这种交往包括在公共领域内的人际交往，也包括通过媒介进行的交往，从而确立起“主体间性”关系之下的交往理性。[20]当然，影像资料的合理运用也帮助双方在复现历史细节的过程中充分回忆，投入到一种真诚的情绪、情感之中，推动了意识活动的延展。节目中纪录片式的影像叙事，为加强交往双方的“真情实感”提供了辅助。

  在哈贝马斯看来，世界的关联可以总结为目的性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交往行为。通过语言媒介，各自追求自身目的的言语者相互施加影响，能够促使对手形成或接受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见或意图，它是间接沟通的临界状态。这种语言媒介还传承文化价值，树立起了一种共识，而这种共识随着沟通行为的一次次进行不断反复出现。[21]在《环球交叉点》的沟通过程中，言语者和听众同时从他们的生活世界出发，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发生关联，以求进入一个共同的语境，从而打通了对话者之间以及镜头内外“传”“受”双方的情感渠道。

  传统传播学认为有两类传播者最容易被接受，一类是“在他谈论的领域有威望的人”，另一类是“与他们自己相似的人”。[22]我国的国际传播访谈节目很少缺位有代表性的嘉宾，但要让受众真心认同这些节目内外的谈话者是与他们一样的“人”，颇有难度。并且，随着新兴媒体及人际之间全新沟通方式的不断出现，相应的理论与实践也应随之发展、延伸。在系统性共生思维的观照下，国际传播在微观上将更加关注以人为主体、以交往为本位的“交往性传播”和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化传播”。[23]网络媒体崛起后，我国各级电视台都先后推进了媒体融合的改革，在受到“自媒体”“微媒体”“移动媒体”上那些“李子柒”“张同学”们成功实现跨文化传播的触动之余，更多地去关注其之所以取得成功的沟通有效性，或许是又一枚“可以攻玉”的“它山之石”。

（本文作者：袁鸣，上海东方卫视主持人；包磊，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本文受上海戏剧学院科研项目扶持计划资助）

【1】杨洋,孙珠峰.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渊源、途径及评价[J].社科纵横,2017,第32卷(10):59.

【2】李宇.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需要推进三个关键转换[J].对外传播,2023,No.319(04):50.

【3】周树春.以创新发展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J].新闻与写作,2019,(10):31.

【4】宋平锋1,邓志勇2.交往行为理论与修辞:哈贝马斯的修辞学思想解读[J].外语学刊,2019, (3):7-12.

【5】谢进川.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彰显大国风范[J].人民论坛,2021,No.722(31):45.

【6】周玥晗.沟通与成见：国际关系中的交往理性与话语结构[J]. 教学与研究,2014,(3):69-76.

【7】马荣春.理性交往刑法观：“融合范式”的生成[J].法学家，2018(2)：47.

【8】徐苗苗1,李晓敏2.哈贝马斯语言哲学对“交往异化”问题的分析与解决[J].黑龙江社会科学, 2022,(3):16-20，128.

【9】（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59页。

【10】周树春.以创新发展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J].新闻与写作,2019,(10):29.

【11】徐苗苗1,李晓敏2.哈贝马斯语言哲学对“交往异化”问题的分析与解决[J].黑龙江社会科学, 2022,(3):16-20，128.

【12】华金香.公共传播背景下传播关系范式的转变——基于对哈贝马斯“主体间性”理论内涵的解析[J].传媒,2018,(3):90-93.

【13】朱慧.从公共领域到沟通理性——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的理论转向[J].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第34卷(4):7-10.

【14】杨洋,孙珠峰.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渊源、途经及评价[J].社科纵横,2017,第32卷(10):60.

【15】李嘉慧.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农村家校互动的困境与破解[J].教育观察,2022,第11卷(36):64-66，90.

【16】龚群1,李晓冬2.诠释学与交往行为理论的内在关联——从加达默尔的“理解”到哈贝马斯的“相互理解”[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134-143.

【17】周玥晗.沟通与成见：国际关系中的交往理性与话语结构[J].教学与研究,2014,(3):69-76.

【18】华金香.公共传播背景下传播关系范式的转变——基于对哈贝马斯“主体间性”理论内涵的解析[J].传媒,2018,(3):93.

【19】汪慧.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思想及其时代价值[J].哲学进展,2023,(3).

【20】华金香.公共传播背景下传播关系范式的转变——基于对哈贝马斯“主体间性”理论内涵的解析[J].传媒,2018,(3):92.

【21】[德]尤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3-95页。

【22】[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陈亮.周立芳.李启译：《传播学概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23】胡正荣,于成龙.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国际传播战略升维[J].对外传播,2023,No.319(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