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词WORD

 

慢直播

快直播的对应面，指长时间、不间断，通常是无人值守的实景直播。

解读

  慢直播的概念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NHK的《日本列岛》栏目每天中午实景直播20分钟的岛国风光，该长寿节目拥有一批铁杆观众。2009年，挪威为纪念卑尔根铁路诞生百年而播出的《卑尔根铁路：分分秒秒》采用了这种慢电视形态，从首都奥斯陆到西南部城市卑尔根共7小时16分的行车时间被全部呈现在观众面前。而慢直播最近突然在国内成为媒介热词，起因是央视频直播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实况，吸引了5000万“闲疯帝”同时在线观看和互动。

其实在云监工、云守护、云赏花、云守望武汉开城等火起来之前，国内已有不少慢直播尝试。事件性的，如2018年央视对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做无剪辑、原生态播出。观景性和主题性的，如上海KNEWS看看新闻网上线之初就开设固定的直播窗口，曾大手笔地调用“上海这一刻·外滩”、“魔都眼”和“珠峰之眼”三条线路，尤其是2016年国庆期间与兄弟台联手，以“24H×7”的形式慢直播各地国庆秋韵的尝试令人印象深刻。商业网站中，B站出名的有直播空间站实景、直播自家屋檐下燕窝、直播世界各地风景等，其中直播世界各地风景部分信号源来自央视旗下慢直播网站“直播中国”，该网站在全国各地分布的数十个摄像头同时直播，观众可以实时云游、观赏。

慢直播具有低成本、原生态、实时性、全程性、事件性弱、在场感强等特点，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媒介使用方式的变化，慢直播的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回形针

英文名为PaperClip，一个在新冠时期因为推出现象级产品而名声大噪的短视频制作团队及其平台。

解读

  “回形针”三个字在2月初登上微博热搜榜，起因是“回形针PaperClip”账号发布了一条关于新冠肺炎的科普视频。这条名为《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的视频通过10分钟的内容，解释了新冠肺炎是怎样发生、传播和感染病患的。这个科普作品获得病毒式传播，背后的运作团队进入大众视野。3月下旬，因地图风波引起诟病，制作人吴松磊诚意检讨疏漏，“回形针”再上热搜。

从2017年11月首发第一个视频开始，回形针团队致力于“让科学被理解”。知乎上有好事者总结回形针成功经验：1.在内容选题上，把专业话题做得大众，把大众选题做成专业；2.在信息搜集上，在公共信息数据中找到更多的insight，无论是政府报告、媒体资料、商业招标文件，还是学术论文期刊、上市公司财报等，优秀的信息搜集能力构成了扎实可信叙事风格的基础；3.在画面风格上，动画、图标可视、三维建模等让故事的表达简单易懂，而且回形针所有作品的画面风格保持一致性，具有较强品牌辨识度；4.成熟的粉丝运营能力和高质量的广告吸附能力。

在自媒体竞争激烈、科普向作品稀缺、沉下心做内容生产的作者稀缺的大环境下，“回形针”现象引起学界关注。有媒介研究者把自媒体发展分为三阶段，从个人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初爆发的1.0阶段，到“两微一端”平台红利由盛转少的2.0阶段，再到监管强度大、平台规则严，但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视频这一介质开始大放异彩的3.0阶段。“回形针”的走红，提示了用高品质内容从自媒体3.0时代突围的一种可能性。

 

 

 

低级红

指在弘扬主旋律过程中简单化、庸俗化、扭曲化，起到负面传播效果的做法。

解读

  双胞胎孩子出生不到20天，她却主动申请投入抗疫一线。丈夫送她到医院，经过7个多小时的长途驾驶回到家后，刚起床的两个孩子稚气地问：妈妈干吗去了……华商汉中头条号这个宣传正面典型、表扬好人好事的报道引起哗然，被视为“低级红”的典型案例（后来的解释是，记者把两个事迹搞混了）。

在抗疫报道中，类似违背常识、常理和人性的报道并不鲜见。除了赞美奋战一线的典型屡屡出现翻车效应，落入“低级红”“高级黑”陷阱的还有自媒体上广为传播的图文，如一些反人性、反法制的雷人标语，又如一青年因为没戴口罩被绑在树上示众，还有一家人在家打麻将被执法人员打骂等。虽然看上去，“红”的是工作人员严格执法、努力工作，但这样粗暴执法，“黑”的却是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甚至，武汉当地重要媒体的几则报道和评论，也被认为有弄巧成拙、面红腹黑的“低级红”之嫌。

作为一种现象，“低级红、高级黑”由来已久，更是宣传上的大忌，表面上弘扬主旋律，颂扬模范典型，实际上却起到了拉低、抹黑正面形象，贬损主流价值观的恶劣效果。防止“低级红”，警惕“高级黑”，除了提高把关能力，提升专业素养，最重要的还是在正能量的传播中把控好“度”，不道德绑架，不硬凑感动，不做功利主义的自我表现。让实事求是成为新闻从业者的基本自觉，这才是抗疫报道的正确打开方式。

 

 

 

 

 

 

 

对冲式写作

指在同一公众号矩阵中用多个账号阐述对立观点，满足不同立场网民的需求。

解读

  “青年大院”前身为“今夜九零后”，旗下矩阵号包括“野火青年”、“姨母来了”、“地球上所有的夜晚”等，同属北京一家传媒公司，在此次新冠事件中凭借其系列账号，成功打造了多篇爆款文章，也引发了争议不断。比如对于海外疫情，旗下爽文的主题从“日本快来抄作业”，到“日本不需要抄作业”，再到“你们这种抄作业的提法真恶心”，三重观点全覆盖，而且不论是从情绪还是观点，都是从一个极端跳跃到另一个极端，把各种观点看法一网打尽，迎合几乎所有的受众群体。

网友在浏览系列矩阵号已发表的文章后发现：“青年大院除了把网上的内容汇总洗稿，捏造事实，还会用旗下不同账号发出来。一个账号发表的内容将另一个账号发表的文章中的核心逻辑都彻底地否定了一遍。”传媒学者感叹，这是彻底推翻了传播学理论，全方位，无死角，用多重立场、覆盖性论述来投你所好，收割流量。有人戏言，这不只是割韭菜，而是已经进化为“韭菜收割机”了。这种操作手法，被精辟地总结为“新时代的对冲写作”。

这类通过编造事实、煽动情绪，甚至通过自我打脸来获取流量的媒体号之所以能存在、受欢迎，一是因为受众有需求，二是和数字化时代的传播特点密不可分。除了有关责任方加强管理和必要的处罚，从受众侧的角度来说，人们要做的是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遇事多加思辨，不要人云亦云。

 

 

 

方舱广播

全民战“疫”特别时期，面向特定地点——方舱医院，推送给特定人群——方舱医院内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广播频率或音频产品。

解读

  自2月5日开舱到3月10日休舱，武汉的十四家方舱医院集中收治了全市12000名轻症患者。方舱电台和方舱广播是活跃其中的旨在提供疗愈、陪伴和信息服务的媒体力量，是特殊时期“战地广播”的一种融媒探索和跨界合作。

湖北当地媒体中，武汉应急电台和武汉交通广播较早推出“方舱小广播”，以特制的音频内容在线上开播。湖北之声《炜炜道来》节目联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制作的“方舱广播”节目，内容包括新冠肺炎知识普及、心理干预、艺术欣赏等，精选内容在湖北之声大直播和全媒体平台推出，并登陆北京广播电台客户端。而河北医疗队则在所辖方舱医院内设立“音乐疗愈电台”，每天上午10点定时推送轻音乐，下午4点是防病知识小课堂，然后是自由分享会，院方希望藉此增加患者治愈出院的动力。

在上海支援湖北医疗队接手的方舱医院的患者床头，所贴的几个供扫码的二维码中，除了湖北和武汉的本地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还有医疗队为舱内患者带去的特别礼物——方舱电台。依托方舱电台，上海开放大学和阿基米德FM联手，策划组织了16个大主题、共含114门的精品课程。这批课程从诗词歌赋、姓氏起源到中医养生，从手工艺术、琴棋书画到企业管理数据模型，为患者加油打气，送去精神补给。

上海的这个“方舱电台”被称为史上最快闪电台，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存在意义。

 

 

 

空中课堂

“非典”时期诞生的中央教育电视台的一个频道的名称。新冠期间特指在校学生通过电视、网络途径在家接受课堂教育。

解读

  寒假和延期开学期间，全国教育电视行业表现亮眼。中国教育电视台2月3日率先推出了《同上一堂课》特别节目，以视频公开课和课程表式编排满足学习需求，从2月10日起，又启用2003年“非典”中诞生的空中课堂卫星频道，开设直播课堂，每天4小时通过云平台提供实时直播教学。各省市级教育台也全面调整节目，面向地方提供有效服务。如上海教视先后推出电视公开课、系列访谈、居家体育和心理辅导节目，指导全市中小学生度过特殊时期。

上海广播电视台相关频道频率则根据各自定位提供服务，新闻综合频道推出《课外有课》，纪实人文频道的《艺术课堂》教你在家学艺术，哈哈炫动推出《荧屏冬令营》寓教于乐，五星体育为宅家的人们提供健身指导和体育课安排。东方广播旗下多个板块和栏目在抗疫时期针对性提供知识传授和心理减压服务。

3月份春季学期开始，各地空中课堂进入按照课时和课纲教学的正规阶段。全国广电系统发挥重大作用，如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中国移动推出的“粤课堂”，贵州台推出的“空中黔课堂”等。在上海，SMG下属东方明珠作为本地电视播出服务的主服务商，为空中课堂提供了全方位服务保障，旗下播出平台成为收视首选。首日数据显示，通过东方明珠各播出平台观看课程直播的学生数为134.3万，占到全市中小学生总数的93.6%。

虽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但无论对教育领域还是对广电媒体而言，空中课堂都带来了值得重视的新契机。

 

 

 

“视听中国”

广电总局在疫情期间开通的首个抖音号的名称。

解读

   2月14日，由总局信息中心主办的广电总局首个抖音号——“视听中国”开通，发布的首条视频题为《中国广电5G吹响战“疫”集结号》。这条1分多钟的短视频记录了中国广电5G战“疫”背后的集结过程——这是全球首例广电5G应用在湖北落地，标志着中国广电5G发展的新起点。网友留言：“中国广电，5G速度！”“高科技给力，帮助抗击疫情。”2月15日，发布了短视频《共同战“疫”，广电人在行动》，简练回顾了全国广电系统共同战“疫”的历程，信息量饱满而又生动活泼。此外，“视听中国”还发布了多个关于科学防疫的视频，包括《复工期间怎么做，听佟丽娅为你讲述如何做好“办公防疫”》《84消毒液可以杀灭新型冠状病毒吗？本期我们一起来揭秘》等等。

最引人注目的是多名总局系统湖北籍广电人的发声，其中包括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马黎，传媒机构管理司司长袁同楠，国际合作司司长毛羽，机关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邓慧文以及电视剧司、人事司等多名湖北籍广电人，他们为武汉加油的短视频获得热烈反响。

广电总局开通抖音号，除了信息传递手段的与时俱进，更标志着一种姿态，有助于改变一些人对媒体管理机构的刻板印象。

 

 

 

“吹哨人”

Whistleblower一词的中译，起源自英国警察发现有罪案发生时会吹哨子的动作，以引起同僚以及民众的注意，衍生为内部举报人，即采取某种爆料行动以使公众注意到某事端或弊端的人。

解读

  曾因“传播SARS谣言”被公安机关训诫的李文亮于2月7日凌晨离世，掀起了武汉疫情发生后最令人动容的舆情巨浪，也让中国式“吹哨人”概念乃至此后的“发哨人”等术语在民间广泛发酵。

李文亮的符号意义，已然超过眼科医生这一符号，成为公众对疫情一系列问题倾诉的一个出口，也引发了从信息传播学角度的关于“何为吹哨人”、“谁是吹哨人”、“是否真是吹哨人”等的讨论。7日及此后几天，人物杂志《普通人李文亮》朋友圈刷屏，经济观察报则将《请为武汉造谣者正名》置于头版，新民晚报相关新闻和评论醒目刊出，“Vista看天下”则以《没有吹哨人，从来都只有“人”》为题发表评论。主流媒体中，新华社官微发布《送别李文亮》，环球时报胡锡进表示：“武汉的确欠李医生一个道歉。”解放日报以《永远牢记“人民”二字的分量》为题，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日报公众号表示应“全面调查李文亮事件，让正义抵达人心”。3月，李文亮获得全国抗疫先进个人荣誉，国家监察委发布事件调查报告为其平反。

这次舆情风暴给政治学和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深刻命题。李文亮式“吹哨人”行为和引发的反响背后的社会环境、舆论环境、法律环境和国际环境如何？舆情监测方面，如何更好区分、把握对造谣传谣者的处置和对吹哨提醒者的保护？我们需要完善的举报体系、法律的保障制度，包括对无恶意、未明朗的流言的容错机制。以及，作为公共媒体，应该如何从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承担起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媒介“吹哨人”的责任。

 

 

 

 

 

 

 

 

卖惨式宣传

某种不负责任、不动脑筋、不洞察受众心理，甚至有意误导受众的令人反感的传播套路，又名苦情式宣传、牺牲式宣传。

解读

   2月17日，每日甘肃网的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题为“剪去秀发，她们整装出征”的视频，内容是15名即将援助湖北的医护人员集体剃光头的画面，其中有几位女护士青丝尽落、眼含热泪。这段视频经广泛传播后，引发了强烈的舆情，除了偶有支持的声音外，大部分的舆论一边倒地表达出对形式主义的工作方式和堪称陋习的媒介行为的不满。人民网评发表文章，“女性逆行，尊重比赞美更重要”；参考消息刊发评论，“前线女护士集体剃光头？另一种逻辑同样要警惕”，表达了主流媒体对这种已然不合时宜的牺牲式宣传的反思。

梳理国内疫情报道，除了女护士剃光头，还有妻病亡后男医生含泪请缨、贫寒老人捐出大半生积蓄、流产女护士再上前线等多个类似的苦情报道。而国际疫情蔓延后，也有很多相似的冲击眼球的内容，比如意大利疫情爆发初期对很多老人自觉放弃医疗的歌颂式报道，又如一对西班牙情侣拥吻照被当作意大利抗疫牺牲的医生夫妇而广为传播。这样的文图，甫一接触或能让受众一掬同情之泪，但回过神来人们往往又产生反感，或对真实性产生质疑，使得本意可能是激励人心的报道难以起到应有的效果。

抗击疫情期间，无论国内国外，具有高尚人格和牺牲精神、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众多，媒体既要传播好新闻事实，又要注意守住底线，摒弃旧式思维，避免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的缺位。

 

 

 

信息可视化

即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指通过利用图形图像图表等方面的技术与方法，帮助人们理解和分析数据及其他关键内容，从而清晰地传递核心信息。

解读

  考量疫情期间的媒介行动，一个突出特点是，针对疫情报道的特殊性，部分专业媒体运用可视化工具，时间轴、信息图、数据作品和数据查询小程序等多点开花，使得新闻报道更直观、更实用、更高效，具有更强的传播力。SMG第一财经在此役中表现出众。

第一财经拥有的独特的大数据分析优势，在这次疫情报道中发挥重要作用，重磅报道叠出。比如，就武汉封城之际备受关注的“离武人员去哪了”之谜，第一财经旗下的“新一线”率先经过数据推算，推出《这13天，离开武汉的人都去了哪里》，从迁徙地图的角度描绘了武汉人口的流向。一财旗下DT财经拥有强大的数据库和运算能力，他们在微信推出的《以
“非典”数据为参考，这次疫情到了哪个阶段》图文，详细对比分析了“非典”和新冠疫情的情况，又利用自己在城市研究方面的积累推出了《返工潮下，哪些城市面临最大的疫情防扩压力》一文，被认为是媒体理性报道、用数据和事实说话的典范。此外，第一财经网端还建立了可视化的数据专题，实时跟踪全国的病例数据状况，其与一财商业数据中心联合出品的疫情查询工具于2020年2月6日对外发布，数据覆盖334座城市，其中159座城市精确到小区或街道地址。YiMagazine根据公开信息整理的《武汉疫情核心时间线》也令人印象深刻，体现了媒体的信息可视化能力和专业主义精神在重大公共事件中的独特价值。

 

 

 

PUGC

互联网术语，全称Professional User Generated Content，即“专业用户生产内容”，指在移动音视频行业中，将UGC+PGC相结合的内容生产模式。新冠疫情报道中，PUGC呈现特定含义和特殊价值。

解读

   PUGC化是此次疫情报道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融媒体特色。

一般而言，对于广电媒体来说，现场报道是由记者在新闻现场通过镜头、口头表述等，直观化地展示现场动态环境。这次新冠报道，很多现场报道主要以视频与图片的形式呈现，向公众展示医院救治状态、疫情防控状态、市民生活状态等一线情况。但同时，在消息来源中，除了一线记者，还有一线医务人员、医疗机构、患者及家属、普通市民、网民、其他公众人物等，他们以第一视角、用各种形式发声，另外也由于疫情本身的特殊性，传统主流媒体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不再占有时效性和现场感的绝对优势，因此主流媒体将这些渠道发布的内容作为一种补充，甚至是重要的内容来源，尝试“PUGC化”，也就是PGC+UGC的生产模式，专业化机构与用户联手生产内容。

成功范例包括，央视新闻与武汉当地B站UP主“食贫道”合作制作《武汉观察Vlog》，央视提供平台，“食贫道”提供素材，实现主流媒体与自媒体的优势互补。又比如，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出品、网友共同拍摄而成的《温暖的一餐》，节目播出后有网友评价：全民影像生产过剩的时代，UGC+PGC的影像生产模式多了起来，公共事件当下，最动人的影像记录，绝对不是来自把苦难当素材高高在上态度傲慢的创作者们，而是来自最平凡的亲历者们，片子的珍贵也在于此。

 

 

 

后真相时代

后真相（post-truth）被《牛津英语词典》选为2016年年度词汇。“后真相时代”的定义是：在这个时代，真相变得很次要，人们不再相信真相，只相信感觉，只愿意去听、去看想听和想看的东西。

解读

  网络的广泛应用，让每个人可以获得自己偏好的信息，而媒体由于竞争激烈，常常用非理性和情绪化的手法来吸引受众眼球。在中国社交媒体的传播实践中，算法及个性化推荐进一步助推了回音室效应，加剧了群体极化，进而在人群中形成信息茧房，即人们犹如蚕茧一样被封闭在自己认同的社群和成见中。所以尽管众声喧哗，热闹非凡，但正如传播学学者李良荣教授所言：“情绪在前，真相在后；认知在前，真相在后；成见在前，客观在后。”道出了后真相时代的基本特征。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对事实真假的考证，甚至对事情的真伪并不在意，沉迷于主观化的自我表达和情绪的宣泄，认知偏执，断章取义，造成网络谣言和舆论走偏。

实际上，在新冠时期，受众的信息需求虽然倍增，但同时社交媒介上民众情绪面貌的复杂性有所扩大并继续分裂。在很多事情上，比如对病毒来源、方方日记、海外疫情应对评判等，已经回到多年来愈演愈烈的立场站队、情绪渲染与动辄互怼的路径上，各式谣传和阴谋论土壤深厚，甚嚣尘上，形成一种与病毒共存的舆情生态景观。

专业的媒体记者是社会的瞭望者和舆论的引导者，而不是网络环境中的盲从者。主流新闻媒体如何重塑公信力，如何引导民间舆论场，如何真正助力于国家善治？抗疫期间层出不穷的舆情事件值得认真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