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道到理解：中国的精准国际传播需要依靠“全球田野一代”

一、北方与南方：为什么中国必须重新认识世界

  近年来，“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成为国际关系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中的高频概念[1]。

  这首先是因为世界的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从人口结构看，全球约85%的人口生活在南方，非洲人口将在本世纪中叶突破25亿；印度、印尼、巴西、尼日利亚等国家正在成为全球增长中心。经济学家卡纳（Parag Khanna）曾指出，21世纪最大的事实不是“中国崛起”，而是“南方崛起”[2]。其次是因为，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冲突和西方平台基础设施限制，中国国际传播的目标受众也逐渐从西方为主转向全球北方和南方兼顾。例如，根据近年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中国国际传播的主要增量空间并不在欧美，而在东南亚、南亚、非洲、拉美和中东国家。这就要求我国加强对全球南方的区域国别研究。

  实际上，中国对外的区域国别研究不是学术界自发产生的新兴趣，而是国家新发展阶段的新需求，具有多个功能：1.服务国家决策，为外交战略提供咨询；2.服务企业出海，帮助企业理解目标国家的文化和社会环境；3.服务民间交往，促进跨文化沟通；4.服务文明互鉴，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输出）和“走进去”（被理解和接受）[3]。

  但是，近年来随着国家的重视和投入，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虽然得到了加强，但总体上中国的南方知识储备还远远不够，南方知识生产体系建设滞后，呈现出“域内高速发展”与“域外认知贫乏”的明显反差。

  要改变以上现状，笔者认为，在知识生产上中国显然不能过于依赖西方社会科学。“南方理论”（Southern Theory）的提出者、澳大利亚社会学家瑞温·康奈尔（Raewyn Connell）在其同名著作中指出，现代社会科学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普遍知识”，而是在欧洲向外的帝国扩张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知识”[4]。而且，西方社会科学长期内嵌着一种“理论北方—经验南方”特征——理论和解释权属于欧美，案例和数据源自亚非拉——最终造成了“亚非拉→欧美→亚非拉”的纵向全球知识流动体系。这与全球经济体系完全一致，例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s Theory）指出，核心国家提供资本，边缘国家提供原料，导致后者被嵌入到不平等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只能依附前者[5]。

  中国也不能依靠西方媒体来获得南方知识。传播学者加尔顿和鲁格（Johan Galtung& Mari Holmboe Ruge）在其经典论文《外国新闻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News）中指出，在西方媒体中存在着对南方国家的严重的“可见性不平等”（visibility inequality）。西方国际新闻天然倾向于关注大国和富国（西方国家），南方国家长期处于“新闻沉默”状态[6]。即使对南方国家有些报道，西方媒体也是抱着服务于自身利益为目的对后者进行把关和“他述”。

  因此，改变现状的唯一出路是中国自己生产南方知识。肯尼亚思想家松沟（Ngugi wa Thiong'o）在《去殖民化心灵》（De-colonizing the Mind）一书中指出，殖民统治最深刻的遗产不是政治控制，而是认知控制；一个民族如果只能用殖民者的语言理解世界，那么精神殖民就不会结束，直到她自己动手进行“去殖民知识生产”（decolonial knowledge production）[7]。更进一步而言，南方国家应该相互协作生产和交流知识。从学术史上看，国际传播学最初诞生于对全球信息不平等秩序的反思。前述“南方理论”指出，要改变不平等的全球知识流动秩序，必须推动“南南国家”（亚非拉-亚非拉）之间的知识流动（South-South Knowledge Circulation）。南方国家必须靠自己和彼此才能生产出“南方知识”和“南方理论”，例如，巴西研究非洲、印度研究东南亚、中国研究拉美、非洲研究中国等，最终形成全球多中心知识网络。这也是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提出的“南方认识论”（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的核心思想：知识本身具有多元性，世界并不存在唯一合法的知识[8]。因此，对曾经是“半殖民地”但今天已经走到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而言，获得南方知识不能通过西方社会科学和西方媒体，而必须有自己的全球南方知识生产方式。

二、中国与南方：从“远距离知道”到“近距离理解”

  长期以来，中国的全球南方知识生产存在着如下问题：

  首先，对全球北方的关注远多于全球南方。例如，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国际传播研究论文对CNN、BBC、《纽约时报》的关注远高于对东南亚、南亚、非洲、拉美和中东国家媒体的关注。笔者以“纽约时报”在知网上检索该学科的研究论文，发现从2010—2026年间有417篇；以“CNN”作为关键词检索，1990—2025年间有371篇；关于“半岛电视台”（成立于1999年），从1999—2023年间则只有9篇。著名国际传播学者达雅·屠苏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一次讲座上指出，他过去几十年来遇到并指导了上百名中国留学生，他们的论文选题研究的不是中国就是西方大国，很少有人研究非洲和中东国家，很多人都不知道委内瑞拉在哪里，不知道印尼从文化上其实不属于东南亚国家，以及中东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的区别[9]。中国学者很熟悉美国总统选举、英国议会政治、法国文学、德国哲学，但对尼日利亚的知识共同体、印度尼西亚的知识分子和巴西的传播学传统都知之甚少。从学者个体角度而言，在研究选题上“抓大放小”当然有投入产出比的考量，但这一学术研究上“能见度的不平等”最终导致了一种悖论：在中国最需要与全球南方国家交流时，最熟悉的却是西方而不是南方。

  其次，一个值得担忧的趋势是，中国新传学界投入大量资源推进“智能国际传播”和“精准国际传播”，但这两者都很难落地，对全球南方知识生产的助益并不大。

  “智能国际传播”试图通过“远距离挖掘”目标国家的网络数据并据之进行精准国际传播，貌似前沿，可行性却很低。众所周知，国际传播要实现“智能”需满足两个前提：对目标国家能够获取足够多的数据和足够高的传播权限。但这在美国、欧洲和全球南方几乎都无法满足。美国的数据保护体系日趋严格，连美国本土科技企业都难以再获取足够全的用户画像。欧洲的数据保护更为严格，甚至颁布了对政治广告、空间定位和内容个性化推送的严格规制（如TTPA），要求平台在欧洲市场削弱甚至禁止某些精细化内容投放能力。全球南方则是数字基础设施不足与监管趋严并存。一方面，南方国家许多地区网络连通性不稳定、用户行为记录不完整和数据采集体系缺失，使得大规模数据采集、建模与算法训练难以实现；另一方面，近年来非洲和拉美等地的数据治理在迅速推进，已有数十个国家通过或草拟数据保护法，一些政府甚至要求跨国平台实行数据本地化或提高合规门槛[10]。

  实际上，所谓“智能国际传播”很难回答区域国别学要回答的问题，例如：印度青年如何理解民族主义？非洲城市青年如何面对普遍性失业？他们如何使用社交媒体获得信息和寻找零工？中东社会如何协调宗教与现代生活？东南亚穆斯林如何理解全球化？拉美中产阶级为何对政治产生持续失望？研究这些问题短期看似“不直接产生效益”，但长期却决定着我国的国际传播是否有效、商业布局是否到位、外交判断是否可靠以及国家之间是否会发生深层误判。这些问题几乎不可能通过远距离数据挖掘和分析回答，也就导致“精准国际传播”不可能实现。

  我认为，中国若要实现对全球南方的“精准国际传播”，在知识生产上必须改变“研究对象在国外、研究过程在国内”的现状，包括：首先，进入南方，进入如中东、非洲、拉美、南亚和东南亚等国家，弥补长期的全球知识的结构性缺陷；其次，理解南方，对这些国家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深入其语言历史、宗教、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第三，联合南方，共同解释世界，形成知识共同体，共同参与全球议程设置。由此，中国才能将全球南方从此前无的放矢的“传播对象”（knowledge about）转变为共同生产和分享南方知识的“知识伙伴”（knowledge with）。无疑，这需要中国大力培养“全球田野人才”。

三、全球经验：萨义德、格尔兹和弗里德曼

  培养“全球田野人才”，已有经验值得我们参考[11]，例如全球知名的三位“全球田野人才”——爱德华·萨义德、克利福德·格尔兹和托马斯·弗里德曼——分别代表着跨文明知识分子、深度田野研究者和全球现场观察者。他们的经历和成功都说明了一点：“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并非首先来自书斋，而是来源于长期进入“他者”世界的经历。

  萨义德的名著《东方主义》（Orientalism）被视为后殖民理论的经典著作，但从区域国别研究角度看，他最重要的价值是他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萨义德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在开罗成长，后来长期在美国接受教育并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这让他既熟悉阿拉伯世界，又深谙欧美学术传统。这种跨文明经历让他发现：西方关于东方的大量知识，并不是东方本身，而是西方建构出来的“东方”。因此他在《东方学》中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我们究竟是在研究他者，还是在想象他者？这个问题对今天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仍具有提醒意义。例如，如果研究印度的人从未在印度长期生活，研究非洲的人主要依赖英文数据库，研究拉美的人只阅读欧美学者的著作……那么他们看到的只是欧美人加工过的印度、非洲和拉美。萨义德提醒我们：真正的区域研究首先要警惕“二手滤镜”。

  20世纪最重要的人类学家之一格尔兹长期在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开展田野调查。他在其代表作《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中提出了著名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概念。通过长期蹲点和深描，格尔兹发现，在外人看来，巴厘岛土著人的斗鸡只是赌博活动，但斗鸡实际上浓缩着土著人之间的地位竞争、家族关系、荣誉观念和社会结构。这意味着表面的文化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意义系统。这对于今天的区域国别研究具有直接启发。很多研究习惯于分析目标国家的GDP数据、政策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等，但一个国家真正的运行逻辑往往隐藏于当地人的婚姻习俗、宗教生活、社区关系、青年文化和日常交往，这些东西无法通过数据而只能通过长期田野调查获得——理解一个社会，不是收集更多信息，而是进入它的意义世界。

  与萨义德和格尔兹不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是“行走中的全球观察者”。他精通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几十年间持续穿梭于中东、欧洲、中国、印度和非洲，代表作包括《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雷克萨斯车与橄榄树》和《世界是平的》等。弗里德曼通常是在世界各地不断旅行、访谈和观察后，再提炼出趋势。例如他关于全球化的许多判断，都来自印度软件园区、中国制造业城市、中东能源网络和美国科技企业之间的连续比较。弗里德曼的成功说明了区域国别研究者虽然未必都要成为人类学家，但必须拥有进入现场并在多个文明和社会之间建立联系的能力。

四、中国的“全球田野一代”正在走上国际舞台

  可喜的是，经过多年的不懈实践和培养，中国的“全球田野一代”已经开始出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009年，在中宣部、教育部的批准支持下，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五所高校开设“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2021年9月，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中山大学也加入此项目。该项目要求所有学生必须掌握新闻传播理论和技能、多门外语，并到央媒和央企海外部门实习4-6个月。该项目运行多年，已经培养出大量具有“全球田野经验”的青年国际传播人。

  例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国新项目2022级学生李懿娟，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英语系，曾选修过《纽约客》专栏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的英文写作课。就读复旦期间，她的中英文写作获得多项荣誉，包括2024年LUSA Flash Fiction Contest一等奖、True Story Award长名单、2022年澎湃第六声非虚构写作比赛三等奖和上海写作小组Inkwell年度新星奖等。从复旦毕业后，她特意选择到一家中国出海企业就业，担任非洲市场销售员，对非洲进行田野调查。工作之余，她的足迹遍布地中海、撒哈拉等地，现生活在乞力马扎罗山以南。她勤于著述，英文特稿和非虚构及小说作品散见于中外刊物，并开设有中文专栏《陌生女孩的非洲来信》[12]。

  又如，复旦国新项目2025级学生程琪越本科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精通英语并掌握二外法语与三外日语。她曾先后赴外交部新闻司、新华社、中国日报海外传播部实习，参与多场国家级公共外交活动，还曾入选国家留基委“优秀国际传播生赴海外实习”项目，赴埃及中建国际北非公司实习，扎根中东一线开展国际传播实践[13]。中山大学国新项目2023级学生周涵秋本科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精通英语和西班牙语，在读国新项目期间在新华社驻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分社实习，任采编助理。实习期间她深入当地文化，采写和发表了多篇关于斯里兰卡生态保护、传统医学的中英文报道[14]；上海外国语大学则组织“背包记者团”到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进行田野观察、深度访谈与融媒体创作，尤其关注当地青年如何通过数字媒介接触、理解与再诠释中国文化，并探讨中国青年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路径、接受特征与社会影响等[15]。

  将培养“全球田野一代”作为中国南方知识生产的方法论制度化，2026年复旦大学成立了“全球南方田野调查实验室”[16]。与传统区域国别研究主要依赖案头研究不同，该实验室将“长期在地田野调查”作为核心研究路径，强调研究者深入当地社会生活，通过语言学习、社区融入和长期驻点观察获取一手资料，以克服“二手滤镜”造成的认知偏差。实验室负责人周燕指出，研究者不仅需要掌握当地语言，更需要在地花一年以上的时间“学着成为当地人”，即从当地人的视角理解其社会运行逻辑和现实问题。实验室还计划培养博士研究生，要求其在全球南方国家开展累计不少于20个月的长期田野调查，并形成“区域国别+多学科方法+语言能力+田野能力”的复合型训练模式。

  在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中，“全球田野一代”已经在发挥作用。例如，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和老挝、越南、缅甸山水相连，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在对这些国家的“周边传播”中，云南国传部门招募和培养了大量熟悉这四国文化和国情的中外“田野一代”。例如，云南日报主办了缅文《吉祥》杂志、老文《占芭》杂志、柬文《高棉》杂志和泰文《湄公河》杂志，其采编人员都是融通中外的青年传播者[17]。

  以上例子说明，中国的精准国际传播需要区域国别研究，而后者则需要从此前的文件研究、政策研究和网络数据挖掘模式转向长期驻点、全球田野和跨学科研究模式。该模式培育出的“全球田野一代”，正在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全球南方知识体系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

五、重视全球经验，从“传播”走向“交流”

  但是，笔者认为，“全球田野一代”的培养工作还要久久为功，继续夯实。因为，一方面，今天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越来越短平快化、项目化、工具化和安全化，目的不是为了理解他者文化的内部逻辑，而是被简单化为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和政策建议。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尚未真正形成社会化职业体系——这背后是缺乏对“具有世界经验的人才”的尊重。

  区域国别学是一门“高学问”，对人才的要求极高。他们必须具备语言能力（精通对象国语言）、历史能力（了解历史演变过程）、文化能力（理解文化逻辑）、现实能力（熟悉当代社会运行）、田野能力（长期实地调查和对陌生社会的持续观察）。区域国别研究又是一门“苦学问”和“慢事业”，很多研究对象是非热门及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导致研究者发论文慢、学术回报低，以至于学者必须有“情怀”。而今天中国社会对成功的主流想象，高度集中于技术、金融、平台、流量和确定性回报。因此，作为“高学问”“苦学问”和“慢事业”，区域国别研究很难吸引年轻人进入。这意味着区域国别研究不能依靠现有学术激励机制驱动，而需要有更顶层和更系统的制度设计。

  这里，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建设的起伏值得我们参考。冷战时期，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吸引了大量年轻人进入，是因为它同时得到了美国国家的推动和完整的社会化职业体系的支持。在当时的美国，区域研究是一种有工作、有发展和有回报的职业路径，研究者能依靠它进入大学、政府、军方、智库、国际组织、全球媒体、国际发展行业、跨国企业与外交系统。正因如此，冷战后美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国研究人才培养体系”，代表人物包括傅高义（Ezra Vogel）、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等。这一代“中国通”具有几个共同特征：中文能力扎实，能够直接阅读中文文献并进行中文访谈；长期在中国学习、工作或居住；与中国学术界保持长期交流，深入中国社会开展田野调查；对中国社会的运行逻辑具有经验性和情境化的理解。

  然而到2015年前后，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变，以上区域研究人才培养链条正在断裂：赴华留学人数大幅下降，中美学术交流收缩，田野调查机会减少，年轻一代研究者越来越缺乏长期的中国经验，转而越来越依赖英文资料、数据库和开源情报，中国通（China Hands）大幅减少。这意味着，美国即使能获得更多关于中国的数据，却失去了理解这些数据背后的社会语境的能力。而历史经验表明，这很可能会在关键时刻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误判。

  如果美国可以作为一面镜子，中国未来最重要的是要通过树立“重视具有全球经验”的人才价值观来培养“全球田野一代”，否则中国国际传播很容易始终停留在“单方面向世界传播中国”，却无法做到“基于理解来与世界交流”。

  传播学者约翰·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谈及传播学学科的“边缘地位”时说，处于中心和边缘各自有优势与不足。处在边缘很难，需要懂多国语言，但也会因此很谦逊、善于学习和创新，而处在中心则会产生一种傲慢心态，这往往是衰落的预兆[18]。彼得斯认为，处于边缘的传播学要有一种“小国全球主义”（small-country cosmopolitanism）——这是一种“因为你知道自己生活在边缘（学科的边缘或全球南方），就会产生一种“更努力”的心态，既了解自己，也了解边缘。这是一种“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他称之为“甜柠檬”逻辑，即视“酸”为“甜”，并将其转化为智识上的灵活性和多元视角。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和大国，并非没有向外学习的传统。先秦时期有徐福东渡，汉朝有张骞出使西域，东晋法显和唐朝玄奘赴天竺取经，历朝历代留下了《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真腊风土记》《诸蕃志》《岛夷志略》《异域录》《东西洋考》《职方外记》《坤舆图说》等大量关于域外知识的文献。还有近代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所有这些文献都构成了中国早期区域国别学的基础，对中国对外关系史、航海史、民俗学、宗教学和考古学等综合性多学科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19]。这些宝贵的域外知识和新视野都是通过古代的“全球田野一代”（跨境远游的游侠、方士、僧侣、商贾、官员）获得的。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第二大国，但国际传播依然存在“有理说不出”和“说了传不开”的挑战。在这一意义上，我国仍然处于世界的边缘（全球南方），因此要保持虚心学习的心态，既要防止西方中心主义（Western-centrism），也不能走向中国中心主义（China-centrism）。今天在中国关于全球知识生产中推动“南方转向”的最大价值是要提出一种新的知识伦理：世界不应只有一个中心、一种现代性、一套理论体系和一种解释框架，因此中国要在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中与南方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知识秩序。这当然也是中国实现“精准国际传播”的必然前提。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将“区域国别学”正式设立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关于区域国别学，中国学界普遍引用的定义是：以世界不同国家、地区及跨区域空间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其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语言宗教以及国际关系等问题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本文中的”区域国别学/研究”主要指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研究。

【2】Khanna,P.(2019).The future is Asian:Commerce,conflict,and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Simon & Schuster.

【3】罗林,2023.区域国别学学科建构与理论创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页.

【4】Connell,R.(2007).Southern theory:The global dynamics of knowledge in social science.Polity Press.

【5】Cardoso,F.H.,& Faletto,E.(1979).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M.M.Urquidi,Tran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9)

【6】Galtung,J.,& Ruge,M.H.(1965).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news:The presentation of the Congo,Cuba and Cyprus crises in four Norwegian newspapers.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2(1),64-91.

【7】Thiong'o,N.wa.(1986).Decolonising the mind: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James Currey.P.16.

【8】Santos,B.de S.(2014).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 Justice against epistemicide.Paradigm Publishers.

【9】引自香港浸会大学达雅·屠苏教授2026年4月16日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讲座《中国正在改变全球传播的地缘政治？》

【10】传学有道,2025.邓建国：中国“智能国际传播”无法落地，“卓越国际传播人才”是刚需[EB/OL].(2025-12-05)[2026-06-02].https://mp.weixin.qq.com/s/p7zHJgSSwW4x9CW661FSTg.

【11】当然，必须指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及人才培养不同于欧美模式。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立足中国国情，服务于中国发展和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属于“为了理解的知识”（ Knowledge for Understanding）。而欧美模式的区域研究产生于西方殖民扩张和冷战竞争时期，其目的是为了争夺全球治理主导权，背后具有明显的战略和权力色彩，属于“为了权力的知识”（Knowledge for Power）。

【12】李懿娟,[2026].Li Yijuan|李懿娟[EB/OL].[2026-06-12].https://www.yijuan-li.com/index.html.

【13】复旦学生,2026.宝藏复旦人丨程琪越：握紧跨文化传播的三把钥匙[EB/OL].(2026-04-13)[2026-06-12]. https://mp.weixin.qq.com/s/OEbP0yD8eb1ugkVEG1e7xw.

【14】谷河青年,2024.斯里兰卡海上新城的“海底花园”|谷河全球之声[EB/OL].(2024-12-17)[2026-06-12]. https://mp.weixin.qq.com/s/xFhGVC7KiRBQz6UtrIddhQ.

【15】上外新闻传播学院,2026.走进印尼Z世代｜2026背包记者团招募通知[EB/OL].(2026-05-29)[2026-06-12]. https://mp.weixin.qq.com/s/MNVEtWjXDyGx9jwKqBCJzw.

【16】复旦大学,深耕“田野”的,2026.复旦这个新揭牌实验室，建在“田野”之上[EB/OL].(2026-05-21)[2026-06-12]. https://mp.weixin.qq.com/s/efB8UFqad5iW4abQjI1HCw.

【17】中国日报网,[2026].云南“国际传播沙龙”开讲 媒体“实战者”分享心得-今日头条[EB/OL].[2026-06-12].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85505859874193927/.

【18】Peters J D,2011.Plenary|Sweet Lemon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5.

【19】罗林,2023.区域国别学学科建构与理论创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