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传播与有声演绎之间：新闻主播的声音身份嬗变与技巧协同

   上海是中国最早从事广播剧制作的机构之一。1949年5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成立后，同年即组建了广播文工团，其中包含专业的广播剧组。20世纪80-90年代，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科年产量达50—60部，从编剧、导演、演播到录音合成，分工明确，技艺精湛，创作与制作能力处于全国领先。长篇连播《刑警803》《滑稽王小毛》创下现象级收听奇迹，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根据文学经典改编的《上海的早晨》《流逝的岁月》则确立了上海广播剧的艺术标杆，在不同时期斩获“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专家奖等国家级荣誉。这一时期，乔榛、丁建华、曹雷、刘广宁、童自荣等语言表演艺术家不仅是译制片明星，也是广播剧的核心力量。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这种尝试，在今天看来，依旧充满着时尚先锋精神，不循旧我，勇于创新，这正是上海广播剧最可宝贵的艺术传统”。

  然而，黄金时代的核心创作力量是表演艺术家，而非新闻播音员。这背后深刻揭示了两种声音艺术之间的本质区别。

一、声音身份：“本我”与“他者”的本体论分野

  新闻播音是传媒机构人格化的“再现”，即“本我”的表达。正如陈述式播音理论所指出的，新闻播音的根本属性是服务而非艺术，播音员以“我是播音员，我在向你传播信息”的姿态面对受众。其语言声音须具备公信力、稳定性、规范性与权威感，表达特征在于去除个人化色彩的“标准音”，如同一面无主观意志的镜子映照事实。从声音造型的共鸣机制来看，新闻播音以“胸腔—口腔协同共鸣”为主导机制，服务于信息的高效、准确、权威传播。

  与之相反，广播剧是艺术假定性的“扮演”，要求彻底隐藏“本我”，进入“他者”的角色世界，甚至在不同角色间跳进跳出。舞台台词以“多共鸣腔动态切换”为核心机制，强调声音的表现力与角色适配性。正如配音艺术家姜广涛所言，为广播剧配音，演员首先“要把仰视的目光变为平视，把所有的灯光关掉，让角色回到自己的生活中，让他从这个故事中活生生地走出来”。在“侧耳”团队的实践中，这种转变尤为鲜明。饰演《千里江山图》男主角陈千里的主持人邢航起初视角色为一个“不苟言笑、冷峻到底”的特工，但随着录制工作的推进，他逐渐“感受到陈千里的冷静只是他作为优秀情报工作者的伪装”，并意识到“他的心里不仅怀有对民族、国家的大爱，对自己昔日的恋人和弟弟也心存挂念”。这一过程正是从“本我”到“他者”的典型嬗变路径。

  从声音身份的生成机制来看，这一嬗变可被理解为一场声音领域中的“身份剥离仪式”。如果将新闻播音员的专业训练视为一种“声音的身体刻写”，那么跨界到广播剧表演场域，就意味着必须经历一次彻底的“身份祛魅”：主播需要通过想象性体验——将自己置于角色的社会关系、历史情境与情感结构之中——在身体发声机制上完成“转码”。正如主持人施琰在塑造地下工作者凌汶时所体会到的，“英雄的内心依然有脆弱和柔软的部分……他们也会彷徨、迷茫甚至进退维谷，但正是这些真情实感，让这个发生在离当下生活相去甚远的故事，依然能引发我们的共情”。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及其后继者的“有机表演方法”为这种身份的转变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撑。英国两位戏剧家克里斯蒂娜·古特昆斯特（Christina Gutekunst）和约翰·吉列特（John Gillett）在合著的《声音融入表演：整合声音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方法》中，提出了一套将声音训练有机融入表演过程的操作框架，强调演员应借助“内驱力”——即思想、感官、情感、想象与意志的协同作用——使声音与角色融为一体，从而达到“声音即角色，角色即声音”的境界，也就是当演员开口说话时，观众听到的不仅仅是台词，而是角色“活”出来的整体状态——声音成了表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非外加的“技巧”。而这一理论对于新闻主播跨界广播剧尤其具有指导意义：主播原有的发声技能与声音条件，需要在身份重塑的过程中，被重新植入角色所处的“给定情境”，这与新闻播报中“统一、泛化的对象感”有本质区别，而需要转化为有具体人物关系、具体空间环境与具体情感指向的“体验式想象”。

二、美学逻辑的重构：从理性分析到感性共情

  新闻播音的创作以客观解析信息结构为起点，聚焦文本的事实信息与逻辑层次，分析稿件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及句间关系。创作中关注的是“说什么”以确保准确无误，“为何说”以理解传播目的与社会意义，“对谁说”以明确目标听众群体。工作思维以理性、逻辑、收敛为主导，力求避免因个人理解产生的歧义。

  广播剧的创作则需要演播者“主观潜入”角色文本，像心理侦探一样分析角色的背景、性格、人际关系及特定情境下的真实情感状态。演播者开口时需回答“谁在说”“对谁说”“在什么情境下说”“为什么这么说”等一系列问题。这正契合了有机表演理论中演员创作角色时需要回答的核心追问：如何在给定情境中确立角色的行为与目的。声音与表演的融合不是简单的技巧叠加，而是一次基于情境的深层重组。

  在“侧耳”团队的实践中，笔者作为编剧兼导演对此有深刻体认；面对广播剧这种纯粹依赖听觉的艺术形式，显然文本绝对无法用简单的旁白作为情节的主要叙述方式，而是需要把回忆、插叙以具体对话形式作为另一条主要叙事方式呈现。这种从“讲述”到“呈现”的转换，本质上是新闻传播逻辑向戏剧表演逻辑的迁移。同时创作过程中还必须意识到，为了在有声表达的过程中呈现牢固的人物关系和戏剧张力，必须把戏写足,把剧演透。因此，对于《千里江山图》中大量留白的部分，依然选择以场景还原的录制方式，对人物关系和情节进行补足和丰满，甚至查阅了那个年代的银行保险库、香烟品牌等历史细节。监制印海蓉在回顾策划思路时亦强调：团队对人物故事和内容情节进行了补充与丰满，以情景还原的方式录制了大量的物件关系声，并巧妙融入了包括上海方言、广东话在内的声音元素，从而打造身临其境的声音景观。这一创作思路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中“将演员放入角色的生活世界”的理念形成了内在的呼应。

  从美学层面审视，新闻播音追求的是“客观化的声音真实”——以声音为媒介实现信息的透明传递，播音员的声音应成为信息的“透明管道”。而广播剧演绎追求的则是“创造性的声音真实”——通过声音建立起一个高度沉浸的想象世界，声音不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是角色灵魂的肉身。这一真实性的转向，也意味着声音本身的地位从“工具性”跃升为“本体性”：在广播剧中，声音不再只是传递文本的手段，它自身就是文本、是戏剧、是角色本身。新闻主播跨界过程中最深刻的艺术重构，正是在于他们需要学会“用声音去讲述一个世界”，而非“用声音去讲述一个事实”。

三、技巧协同：语言基本功的辩证转化

  新闻播音与广播剧演绎虽然在目标与美学上存在差异，但在声音技巧的底层训练层面共享一套支撑系统。二者并非简单对立，而是呈现出“根与叶”“弓与箭”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吐字：从“规范”到“有控的变形”

  新闻播音追求极致的清晰与规范，要求“字正腔圆，归音到位”。广播剧演绎为了角色的真实与生活化，常常需要刻意“不规范”——含混、嘟囔、方言色彩等皆属合理表演手段。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种“说不清楚”是精心设计的艺术选择而非能力缺陷。播音员出身的演播者因其吐字基本功扎实，“不清楚”是有控的变形，既能传递角色状态，又能确保表达的底线清晰度。在《千里江山图》中，方言元素被有意识地纳入——沪语、粤语、南京话等，既还原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十里洋场”的语言混杂性，又为人物增添了历史的纵深感。印海蓉将其描述为“专注于细节的执着考证和尽力还原场景的创新录制方式”。

  （二）呼吸：从“支撑”到“叙事”

  新闻播音依赖胸腹式联合呼吸以获得稳定、持久的声音，核心是“支撑”。广播剧演绎同样需要这门呼吸“内功”，并将其扩展为“叙事”功能。在表现悠长的叹息、震撼的咆哮或濒死的哀鸣时，没有深厚的气息支撑，情感便虚浮无力。有研究从声学特性角度指出，播音发声以“窄音高范围、稳定音强”为特征，而广播剧所要求的极端情感表达则需突破这一稳定结构。在《千里江山图》卫达夫被秘密审讯的场景中，演播者需要模拟被水窒息、被殴打后的声音，此类表演对气息控制提出了近乎极限的要求，而播音员的气息功底恰好为这种“极限表达”提供了技术保障。

  （三）声音弹性：从“稳定域”到“全音域”

  新闻播音的音域使用稳定于中高声区的“安全区”，以保证公信力与舒适度。广播剧演绎则需要调动全部音域。新闻播音的音色锤炼养成了“稳定域”内的最佳音质与健康的发声习惯——这一点在跨界实践中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它为主播提供了尝试“声音化妆”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它也充当了“安全网”的角色，使演播者在进行高强度声音表演后仍能回归健康基准线，避免职业损伤。当下中国有声书市场的数据亦表明，用户选择有声书时，“主播的声线及能力”以38.70%的占比高居第二，说明受众对专业的声音表现力有着强烈需求。新闻主播扎实的声音功底，恰可对接这一市场需求。

  （四）节奏：从“逻辑的匀速”到“情感的变速”

  新闻播报的节奏基本匀速规整，服务于逻辑推进。广播剧台词的节奏瞬息万变，由情感和情境驱动。播音训练中停连、重音的技巧，在广播剧中被赋予了情感功能——逻辑停顿可以变为情感留白与酝酿，亦可成为情感迸发的火山口。有机表演理论同样强调，节奏的变化需要在“给定情境”中找到内在依据，使之服务于角色的行为与目的，而非沦为无源的形式技巧。在上海广播剧的历史传统中，节奏感的把控始终被视为核心能力之一，1980年开办的“广播连续剧”栏目每天播出半小时，365天不曾间断，其30年播出史本身就是一篇关于“节奏”的启示录。

  从理论层面来看，这种技巧的辩证转化可以概括为从“口腔—胸腔协同共鸣”的稳定共鸣机制向“多共鸣腔动态切换”的灵活共鸣机制的过渡。两种共鸣模式在发声生理、声学目标与听觉效果上的区别，恰好构成了新闻主播跨界广播剧时技巧重构的理论基础与训练方向。

四、跨界者的“新功法”：面向广播剧演播的能力建设

  （一）表演体系的内化——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为框架

  这是最核心的新增能力。新闻主播需要系统学习表演理论，构建基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及其后继者发展而来的有机表演训练框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对想象力与情感记忆的高度关注，与有机表演理论中“声音如何回应我们的思想、感官、情感、想象与意志”的探讨相互契合。这包括三个层面：其一，角色分析能力的构建——在前期准备时像演员一样撰写角色小传，理解角色的前史、动机、性格特征与人物弧光。邢航在塑造陈千里时反复研读原著，才意识到角色的“冷静只是伪装”，这正是角色分析的深入；其二，行动线梳理能力的建立——明确每一句台词的“行动”究竟是什么，让说话成为“行动”而非“念词”；其三，在录音棚的方寸之间，依靠丰富的想象力与生活经验，真实感受剧本规定情境中的一切，并做出真实反应。

  有机表演理论中一个极为关键的概念是“声音身份”的构建——通过声音的变化来塑造不同角色的内在身份感。“侧耳”团队在实践中深刻体会了这一点：十余位新闻主播共同创作录制《千里江山图》，需要分别进入各自角色的情感世界与声音轨道，这是一次对声音身份敏感度的全面训练。有机表演理论中的“角色声音”概念亦直接适用于此，它强调在保持声音自然有机的前提下，根据角色的年龄、性格、阶层与经历调整发声位置与音色特征。

  （二）深度协作与沟通能力的建构

  新闻播音多为独立的、标准化的创作，而广播剧是高度协作的艺术。广播剧制作是集体创作的成果，需要导演、编剧、录音、音效等多岗位的通力合作。“侧耳”团队在创作中展现了这一特质：剧本围读阶段需快速理解导演意图，录制阶段将抽象要求转化为具体声音表现；即使在不同角色演员分轨录制时，也需通过充分想象与预演表现真实的交流感和反应感。广播剧《千里江山图》的监制印海蓉指出，“侧耳”团队“围绕剧情中发生在上海的场景片段，用极具创意的手法拍摄了多部短视频、推出了多场舞台演读会，以及在地铁车站沿线寻找剧中关联地标的打卡体验活动”，这种跨媒介协作进一步拓宽了广播剧的生产和传播边界。与新闻播报的一次性成型不同，广播剧中的“演”必然经历反复打磨的过程，需要根据导演、声音剪辑、音乐编辑等团队的反馈不断调整表演。2024年，“侧耳”团队还受邀参加上海书展、“九棵树艺术中心”演读会等现场活动，将录制过程中的协作经验延伸至“舞台演读”等公共艺术场域。

  （三）叙事与节奏的整体驾驭能力

  广播剧的演播中还有解说与旁白的表达任务。相比新闻播音处理段落和篇章的逻辑，这类有声语言处理的是故事的起伏和整体节奏感的掌控。姜广涛指出，“广播剧创作的空间更加自由。演员要自己创造一个节奏”，这对整体叙事驾驭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上海广播剧的历史实践也表明，改编文学经典的广播剧需要“保持较高的文学品位”，而这正需要演播者具备统筹全局的节奏把控能力。有学者从更广阔的有声语言艺术视角指出，“有声语言表达主体作为‘出场型’艺术创作者，他的形象鲜明地凸现在作品中，使听众时刻意识到他的存在”，这意味着广播剧的演播者不能仅关注自己的台词段落，而需要以一种“在场”的姿态掌控整个故事的节奏脉络。

五、跨界实践的时代语境与启示

  当前，中国在线广播剧市场正经历快速增长，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10.5亿元增长到2024年的104.4亿元，预计2028年将达到185.5亿元。与此同时，2024年我国有声阅读市场营收规模已达123.70亿元，在线音频用户规模达7.47亿人。在这一“耳朵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用户对音频内容的需求正从“功能性听书”向“情感陪伴、知识获取、多场景依赖”全面升级。艾媒咨询2025年的调研数据清晰地揭示了这一趋势：2025年中国有声书用户选择产品时，38.70%的用户将“主播的声线及能力”列入首要考虑因素。用户不再仅仅满足于“听故事”，而是更欣赏能够“高级地、可信地、富有魅力地讲述故事”的能力。经过新闻播报专业训练的主播，其嗓音条件、语言功力与节奏控制能力，恰好满足了音频用户对“声音美学”和“叙述权威感”的升级需求。

  以新闻主播为核心的跨界创作团队在国内已非孤例。首届“金声奖”获得者、沈阳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大麦（佟鑫）在担任《沈阳新闻》播音员的同时参与全流程生产广播剧、有声书等200余部，组建了集策划、监制、编剧、导演、演播等于一体的全工种原创团队，先后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等国家级奖项50余项。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主播闻佳身兼《全省新闻联播》主播与“全国广播剧最佳女演员”双重身份，其作品《萧红与鲁迅》获得中国广播剧专家评析奖金奖。湖北襄阳融媒体中心“汉水有声原创工作室”同样从广播剧、小说联播等实践中锻炼出从策划、导演、编剧到演播制作的全流程专业队伍。这些案例共同表明，新闻主播跨界广播剧已成为“耳朵经济”走向精细化、专业化过程中的一个结构性趋势。

  从理论上看，新闻播音与广播剧演绎的跨界融合，不仅是一次专业边界的拓展，更是一场声音美学的“二次绽放”。当播音员打破“新闻播报等同于无我”“广播剧演绎等同于非我”的二元框架，进入一种“由我生角色、由角色见我”的辩证关系时，他们的声音便同时具备了两种力量：一种是来自专业播音训练的精准与底气，另一种是来自表演探索的鲜活与温度。而“侧耳”团队所开创的，正是一条让专业播音员在新时代语境下“被时代需要”的声音实践路径。

结语

  在媒体融合不断深化的时代浪潮中，新闻主播的跨界转型不仅是“耳朵经济”从粗放走向精深过程中的一次专业人才流动，更代表着声音美学的一次层级跃升。它标志着音频内容竞争的核心，正从“海量资源”转向“精品体验”。对于跨界者而言，这不仅是对趋势的追随，更是一项职业使命——携带着传统媒体时代珍贵的声音遗产，投身于新媒体时代最具活力的创意熔炉，成为用专业主义重塑行业声景的定义者与引领者。所谓跨界或破圈，其本质正是“守正创新”的实践过程：守住播音员声音传播的“正”，创出主持人语言艺术的“新”——在播音员与广播剧演播者的身份之间，逐步打磨出既符合时代需求又不失艺术格调的融合型声音美学。

（作者单位：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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