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传播视域下的污名研究综述

一、引言

  “污名”（stigma）一词源自古希腊语，意指“耻辱的标记”（mark of infamy）（Webb, 1879），最初用于描述古希腊社会在罪犯、叛徒或奴隶身上施加的纹身或烙印，以示其与普通公民的区别（Johnson, 2010）。早期进化心理学研究在传染病语境下发现，个体对疑似患病者的社会排斥有助于规避病原体传播（Kurzban & Leary, 2001; Park et al.,2007）。然而，随着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发展，大量研究表明针对特定群体的污名不仅无法有效保护所有的社会成员，反而带来显著的社会成本，包括加剧心理健康负担和阻碍公共卫生工作（Hatzenbuehler et al.,2013; Smith & Hughes,2014）。因此，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心理现象，污名对个体健康行为与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具有深远影响。污名不仅会阻碍受污名个体及时寻求医疗援助，还可能放大社会不平等，并在危机情境中削弱公共卫生干预的有效性。

  从媒体传播与人际交流的角度理解污名的传播过程至关重要，这一视角有助于揭示污名如何在社会互动中被建构、强化并影响公众认知与行为。因此，本文重点梳理健康传播领域的污名研究，特别关注污名传播模型（the model of stigma communication）这一理论框架对于污名传播过程的解释，同时结合健康传播议题中身体与身份相关的污名研究，进一步讨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在污名建构与扩散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围绕核心概念界定、研究发现整合与理论模型引介展开讨论，以期为健康传播研究者、媒介机构与公共卫生实践提供具有整合性的理论回顾与研究启示。

二、污名的定义与类型

  戈夫曼（Goffman）认为，污名是一种令人“丢脸”（discredit）的属性，人们依据这种属性将个体区分开来（Goffman,1963）。此后，学界围绕污名的内涵与构成展开了持续讨论，并在不同理论取向下对其进行扩展与修正。一部分研究从互动与情境出发，指出污名在具体社会关系与传播情境中被不断生产和再现（Thompson & Seibold,1978）。另一部分研究则强调污名作为一种结构性社会过程，其不仅涉及负面刻板印象，还依赖社会权力与制度安排（Link & Phelan, 2001；Sayce,1998）。在此基础上，林克（Link）与费兰（Phelan）提出了目前被广泛采用的整合性定义，将污名界定为一个包含标签化、刻板归因、群体分离、地位丧失以及权力不对称的社会过程（Link & Phelan;2001）。这一定义强调，污名并非单纯的态度或认知，而是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动态机制。史密斯（Smith）进一步从信息传播的视角提出，污名可被理解为针对特定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的负面刻板印象与传播结果，该界定为分析媒介与人际传播中污名如何被触发与扩散提供了操作性视角（Smith,2007）。

  既有研究通常将污名区分为社会污名（social stigma）、公众污名（public stigma）和自我污名（self-stigma）。社会污名指在社会与文化层面形成的系统性贬损，包括对特定群体的广泛负面标签、刻板印象与制度性不利处境（Frost,2011），有时亦称结构污名（structural stigma）。公众污名是社会污名在一般公众态度中的具体表现，指大众对某一群体及其成员所持有的刻板印象、偏见与歧视性反应（Pescosolido,2013）。与此相对，自我污名强调个体的内化过程，即群体成员将社会或公众的负面评价视为对自身的真实描述，从而认为自己不被社会接纳（Watson et al.,2007）。

  污名研究大致可分为与身份相关和与身体相关的两大类。与身份相关的污名研究主要与文化规范和社会角色相联系。例如，社会身份与角色类污名涉及老年人、非体面工作者、农民、离婚者的负面社会评价（张连珊&牟怡,2024；张肖蒙,2024）或“小镇做题家”等群体标签化现象（延婧&关岩岩,2023）；文化情境中则广泛存在月经污名、贫穷污名、体育运动污名、饭圈污名等现象（周敏 et al.,2024；周小溪,2023；邹文雪 et al.,2024）。而与身体相关的污名研究则主要聚焦于人类的健康层面（Hatzenbuehler et al.,2013），涵盖对外貌特征或身体缺陷的污名，如体重或残疾（Anderson & Bresnahan,2013；Vartanian & Smyth,2013）；对心理疾病的污名，如精神病或抑郁症（Li & He,2021；Liu & Zhang,2025；Rüsch & Thornicroft,2014；艾娟&周迪, 2018；彭华新&丁香,2024）；对带有传染性疾病的污名，如传染病（Yang et al.,2007）、性传播疾病（例如HIV/AIDS，Nanda & Pramanik,2010）、肺结核或麻风病，以及对慢性病、罕见病（如孤独症、癌症）等病症与身体状况或健康风险相关的污名的考察。这两类污名也常常交织关联，共同放大污名效应。例如，艾滋病污名不仅涉及传染性疾病的身体层面，还与同性恋等身份类别密切相关（何啊龙&慕文龙, 2025）。

  由于与身体相关的污名常常同样是健康问题，因此相关污名也成为健康传播关注的话题。既有研究表明，健康相关污名会显著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并阻碍其获得医疗服务与社会支持（Smith, 2011）。同时，健康相关污名已构成污名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机制、影响与传播路径持续受到健康传播学科的关注。

三、媒体在健康污名传播中的作用

  在将污名理解为一种包含多重要素的社会过程之后，一个关键问题随之出现：这些标签、归因与分离是如何在社会中被持续生产和扩散的？林克（Link）等人在对标签理论的修正中指出，交流（communication）是污名得以运作的核心机制，人们正是在传播过程中对群体成员进行标记、归类与意义赋值（Link et al.,1989）。因此，污名不应被视为静态的社会变量，而是一种通过传播不断被激活和再生产的过程（Link & Phelan,2001）。健康相关污名的形成与扩散受到媒体呈现方式、叙事结构与文化语境的影响。大众传播与社交媒体中共同塑造公众对疾病、患者与特定群体的社会认知，使健康议题往往带有风险化、标签化与道德化的色彩。

  传统大众媒体通过特定框架对健康议题进行建构，在无意间强化对特定群体的负面联想。过往研究发现，负面健康事件的新闻报道常采用标签化叙事，将复杂的群体属性压缩为单一负面特质，使公众对疾病及患者产生刻板印象（卿志军,2014）。媒体的再现模式为社会层面的污名态度提供了结构性资源，基于电视新闻报道的一项内容分析进一步发现，精神残障青年常被呈现为“弱势”“危险”等形象（陈仁兴, 2020；Li & He,2021）。在公共卫生风险情境中，大众媒介的风险放大机制也会强化健康污名的形成（李春瑶&张广利,2025）。同时，当媒体报道过于强化群际边界时，公众的排斥心理更易被激活，进而也会产生地域化污名，例如新冠疫情爆发期间针对“湖北人”的污名（苗大雷&夏铭蔚,2021）。这些研究共同说明，媒介框架不仅塑造健康风险的认知，更在结构层面上推动污名框架的持续再生产。

  社交媒体具有高互动性与情绪化表达的特征，使健康相关的污名更易扩散。一项针对“抑郁症”在社交媒体中的话语分析发现，平台用户常以“浪漫化”与“文艺化”的方式解读疾病，使其偏离医学属性，产生新的污名型叙事，甚至弱化对患者的真实理解（彭华新&丁香, 2024）。从心理机制来看，抑郁症污名会通过群际焦虑与交往自我效能影响公众的社会距离。这意味着，当社交媒体中出现恐惧、误解与道德评判时，这些情绪不仅强化污名，也会阻碍群体间的现实互动（艾娟&周迪, 2018）。同时，媒介接触质量在污名生成与缓解中的作用值得关注，基于新闻情境的准社会接触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媒介呈现能够降低公众对艾滋病群体的污名态度，并促进对疾病的科学理解（何啊龙&慕文龙, 2025）。这表明，媒体具有双向作用，不仅可能生成污名，也有潜力成为“去污名化”的重要渠道。

  健康相关污名的形成不仅是媒介过程，也深受文化规范与社会结构的塑造。从文化角度来看，疾病在华人文化中常被视为“失面子”的事件，因此，亲属与社会结构均参与了污名建构的过程（宫贺et al.,2023），而叙事重构与情感支持是打破羞耻和污名循环的关键路径。女性身体议题同样与文化期待高度相关。关于痛经污名的研究显示，受访女性经常采用信息控制、寻求理解与情绪管理等策略，在文化规范与个人体验之间进行身份平衡（邹文雪et al.,2024）。这说明文化并非仅通过媒体再现，而是以结构性方式介入健康议题的社会评价。总体来看，媒体与文化结构和社会规范构成了一套共同作用的污名生产机制，使健康相关污名具有明显的文化嵌入性。

  尽管媒体能够制造和强化污名，但其也构成污名抵抗的重要资源。面对健康相关污名，个体会采取公开反驳、幽默叙述、自我披露等策略，并通过社交媒体获得不同程度的社会支持（周敏&赵秀丽,2024）。这些策略本质上是在线身份管理与情感调节的一部分。此外，一项对“飞盘媛”（指近年来在公共话语中因参与飞盘运动而被标签化的女性）群体的研究揭示去污名化策略，例如反向标签、集体行动和符号重建，对于理解健康群体如何在媒介环境中重构身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周敏et al.,2023）。在此意义上，媒介既是污名的产生者，也是污名抵抗叙事的发生场域。健康议题的传播治理需要同时关注三个层面：传播结构、文化结构以及社会心理结构的协同作用。

四、污名传播的过程：污名传播模型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从新闻框架、社交媒体互动与文化语境等层面揭示了媒体在健康污名建构中的重要作用。然而，这些研究多集中于污名的呈现结果或社会影响，相对较少系统解释在传播过程中，哪些信息特征更容易触发污名反应，污名又如何在交流中被持续扩散。为回应这一问题，史密斯（Smith, 2007）提出了污名传播模型（the model of stigma communication），将分析焦点从“谁被污名化”转向“污名是如何通过传播被建构和扩散的”。该模型更加关注媒体报道或人际传闻当中哪些信息容易引发污名相关的结果（Barry et al.,2014; Smith, 2007; Wang et al., 2018），为深入挖掘污名传播过程中信息的选择、对信息的认知反应和信息产生的效果提供了思考路径和理论指导。

  史密斯（Smith）在后续的研究中指出污名、健康和沟通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动态和多方面的，并且重点阐述了污名包含的四类内容的具体特征（Smith,2011）。污名传播理论的前提是群体成员必须收到指导他们识别对群体利益构成威胁的人以及如何限制这类人获得群体资源并且阻断其与群体成员的互动的信息（Smith,2012）。因此，污名传播需要包括迅速引起注意、划清界限、统一观念、提供情感和认知动机进而实行贬低和歧视的内容。为了达到这些信息效果，有效的污名传播包含标记（marks）、标签（labels）、责任（responsibility）和危险（peril）四种类型的内容。这些内容会引发人们的情感和认知反应，使之形成污名态度，进而产生污名行为，同时还会鼓励人们与他人分享这些信息（Smith,2007; Smith et al.,2016）。

  标记（marks）是指能够从语言或非语言的刺激中识别特殊群体成员的信息（Johnson, 2010）。尤其当这个标记难以隐藏的时候，人们可以容易地将带有标记的人归类为被污名化群体的成员之一（Deaux et al.,1995;Goffman,1963）。标签（labels）是指人们将这些具有某一标记的群体成员同质化，并且指定某一个词语作为他们区别于社会上其他人的群体标签（Kunda & Tomaselli,2009;Link & Phelan,2001）。被贴上同一标签的群体成员会认为彼此具有同样的命运（Hogg & Reid,2006）。研究发现，为了便于受众对报道内容进行归类和接受，负面新闻常常采用标签化的策略，进而形成对报道对象的污名化（卿志军,2014）。后续的研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发现，当群体成员意识到被贴上污名标签（例如，“精神病患者”或“吸烟者”）时，感知的污名不仅影响群体成员未来继续披露的意愿，还会影响其应对污名的策略（Smith & Hipper, 2010）。

  责任（responsibility）则暗示被污名化的个体对他们处于被污名化群体中的成员身份及其带来的相关危险负有责任。人们会认为被污名化的群体成员应当受到责备（Smith, 2007）。第四个内容，危险（peril），则突出强调了被污名化的群体成员可能对其他群体成员造成的潜在危险（Deaux et al.,1995; Frable,1993）。并且研究认为，污名信息中的危险信号会将被污名化群体与其他群体成员感知到的个人和社会危险联系起来（Smith, 2007）。

  众多研究在不同领域采用并扩展了污名传播模型，研究者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分析多个国家报纸和在线论坛中与肥胖相关的污名传播内容（Anderson & Bresnahan,2013; Wang & Liu,2015），也有研究者进行了肺癌（Bresnahan et al.,2013）、HIV/AIDS（Zhuang & Bresnahan,2012）、身体疾病和自闭症（Bie & Tang,2015）、精神疾病（Rüsch & Thornicroft,2014）相关污名的探索。研究基于中国互联网在线论坛中对AIDS病毒及感染者相关的讨论内容进行编码分析后，发现这些信息具有标签、消极归因和责任的特征，并且涉及一些污名行为的表述（Zhuang & Bresnahan, 2012）。也有研究者通过实验收集人们有关不同性别的身体污名的内容描述，进行分析后显示，被调查者46.5%的评论中都包含了污名传播的信息，并且研究发现这些污名信息对被污名者的情绪和身体健康都有重要影响（Anderson & Bresnahan,2013）。

  后续的研究将视角转向人际传播，期望理解交流在激发人们污名化他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测试了感知责任（perceived responsibility）、同情（sympathy）、沮丧（frustration）、感知严重性（perceived severity）、感知易感性（perceived susceptibility）与污名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些研究则从自我污名管理的角度进行探索，研究关注日常遭遇污名化的反应，认为被污名化的人应当使用必要的沟通策略来管理人际关系（Meisenbach,2010; Noltensmeyer & Meisenbach,2016; Smith & Bishop,2019）。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自我污名的管理策略固然重要，但是，公众污名和社会污名对被污名化者产生的影响更不可小觑，作为社会公众，关注被污名化群体的心理健康，给予被污名化群体保护是社会应当负起的责任。

五、AIGC与健康污名传播

  随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erated Content, AIGC）的快速发展，其在公共议题传播中的影响日益凸显。作为一种高度依赖算法训练数据与平台分发机制的内容生产方式，AIGC正在重塑健康信息的生成、传播与接受路径。在健康传播语境中，AIGC既可能成为污名扩散的新型技术通道，也为去污名化干预提供了新的工具和可能性，其作用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性。

  一方面，AIGC具有放大健康污名的潜在风险。从污名传播模型的视角来看，AIGC生成的内容若嵌入偏见性认知，往往会系统性地强化标记（marks）、标签（labels）、责任归因（responsibility）与危险建构（peril）等污名传播要素。现有研究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高度依赖既有语料进行学习，当训练数据中普遍存在对某些健康群体的负面描述或隐性偏见时，算法输出的文本、图像或推荐结果极易延续并再生产这些刻板印象（Fang et al., 2024）。例如，在与体重、肥胖或慢性病相关的语境中，若训练语料反复将较大体型个体与“缺乏自律”“不健康生活方式”“社会负担”等评价绑定，AIGC生成的内容便可能在无意中强化对个体责任的强调，而忽视结构性、遗传性或社会环境因素，从而加深体重污名这一典型的健康相关污名。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这一风险尤为突出。已有研究发现，AI生成的疫情相关内容在疫苗安全性、疾病风险和防控措施等方面可能夹杂误导性信息，甚至在算法推荐机制的作用下形成回音室效应，进一步放大恐惧、道德化指责与群际边界（Germani et al.,2024）。当健康风险被过度强调为“他者威胁”时，AIGC所生成和放大的叙事极易激活公众对特定群体的排斥心理，使健康议题转化为道德评价与社会排斥的问题。这种以技术中立为表象，实则嵌入社会偏见的内容生产方式，使污名不再仅仅是传播者的主观选择，而可能演变为一种“算法化的污名”。

  此外，AIGC与平台分发逻辑的结合，也可能在结构层面加剧健康污名的不平等分布。算法往往优先推荐情绪强度高、冲突性强的内容，而污名化叙事恰恰具有高度的情绪唤起潜力。当健康议题被包装为责任归咎、道德失范或危险威胁时，更容易获得算法青睐，从而在信息流中占据优势位置。这种技术与情绪逻辑的叠加，使健康污名具有更强的可见性与扩散性，也增加了个体抵抗污名的难度。

  另一方面，AIGC同样为健康污名的干预与缓解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与传统人工内容生产相比，AIGC在规模化生成、情境适配与个性化沟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使其有潜力被用于系统性的去污名化传播实践。相关研究指出，通过对模型训练数据和生成规则的有意识设计，AI工具可以生成强调科学事实、结构性成因与共情理解的健康叙事，从而弱化对个体责任和危险性的过度渲染（Li et al.,2025）。例如，在健康类节目或公共卫生宣传中，AI辅助生成的文本可以避免使用标签化语言，转而强调疾病的多重成因、患者的生活经验以及社会支持的重要性，从传播源头减少污名线索的出现。

  在心理健康领域，AIGC的应用尤为引人关注。已有研究表明，大规模语言模型在提供初步心理支持、情绪陪伴和信息引导方面展现出一定潜力，有助于降低求助门槛并缓解自我污名带来的羞耻感（Liu & Wang, 2025）。当个体能够在相对匿名、非评判性的AI互动中表达困扰时，其对心理问题的认知可能更加去道德化，从而促进早期干预和健康行为的发生。在这一意义上，AIGC不仅是传播内容的工具，也可能成为重塑健康议题社会意义的重要中介。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AIGC在健康污名治理中的应用并非天然具有“去污名化”效果，其成效高度依赖于规范设计与伦理约束。AI系统的“黑箱”特性使得偏见的来源和作用机制难以被及时识别和纠正，一旦监管缺位，技术工具反而可能在无意中加剧健康不平等。因此，在将AIGC引入健康传播实践时，有必要从传播伦理与公共责任的角度加以审视，明确算法设计、数据选择与内容审核的规范标准。

  总体而言，AIGC正在成为健康污名传播生态中的关键变量。它既可能通过算法化内容生产和分发机制放大既有污名结构，也为基于共情、教育与科学叙事的去污名化传播提供了新的路径。未来研究有必要将AIGC纳入污名传播模型的分析框架，系统考察技术逻辑、传播内容与受众心理之间的交互机制，以更全面地理解数字化传播环境中健康污名的生成、扩散与治理问题。

六、健康传播中污名研究的未来方向

  梳理健康传播相关污名研究有助于揭示信息在健康语境中如何引发污名效应，污名传播模型提供了解释框架，并强调了传播干预的重要性。基于已有研究和理论发展，未来健康传播中污名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向拓展。

  首先，传播干预策略的精细化设计。现有研究强调在健康类节目与公共卫生信息中，应避免使用标记和标签化策略，而转向科学教育、正面叙事和共情引导。未来可进一步探索不同叙事策略、信息呈现形式和媒介平台对不同类型健康污名的干预效果差异。此外，可结合受众特征（如年龄、文化背景、健康素养）设计个性化传播方案，以提高去污名化信息的接收度和传播效率。

  其次，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与污名传播的互动机制。随着AIGC技术在内容生产和推荐系统中的广泛应用，其在健康传播中对污名的双向作用值得深入研究。未来研究可探讨AIGC内容生成算法、推荐机制与受众心理反应之间的关系，评估其在去污名干预中的可行性与伦理风险。

  第三，跨平台与跨文化比较研究。健康污名的形成与传播受到文化、社会规范和媒介环境的交互影响。未来可开展跨平台（如社交媒体、新闻媒体、短视频平台）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分析不同媒介环境、社会文化背景下健康污名的表现特征及传播路径差异，为全球公共卫生传播策略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持。

  最后，实践导向与政策干预结合。健康传播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应关注污名的社会危害，通过科学传播和媒介教育促进社会包容与健康公平。未来研究可结合媒介实验、数字干预和社区实践，评估不同干预策略的有效性，并提出可操作的政策建议。例如，可探索基于AI的健康传播教育平台、社交媒体去污名化活动及公共卫生倡导策略的联合效果。

  总体而言，未来健康传播中的污名研究应强调跨学科、多层次、技术融合与实践导向，既关注污名形成与扩散机制，也关注干预策略和社会伦理，以促进健康传播的公平性、科学性与可持续性。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2YJC860011）系列成果]

（作者简介：王亚茹，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何琦隽，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1】艾娟,&周迪.(2018).抑郁症污名与社会距离:群际焦虑和交往自我效能的多重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6(06),1196-1199.

【2】陈仁兴.(2020).精神残障青年形象的媒体再现——基于相关电视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青年研究(05),84-93+96.

【3】宫贺,刘子聪,熊慧,&林一洲.(2023).我生病，丢了谁的面子？以“脸面”为路径的叙事分析与病耻感的转化机制. 国际新闻界,45(07),93-113.

【4】何啊龙,&慕文龙.(2025).在新闻中看见：准社会接触视域下新闻参与和接触质量对艾滋病公众污名影响的实证研究.传媒观察(02),64-77.

【5】李春瑶,&张广利.(2025).作为社会风险的“传感器”:大众媒介的角色定位——基于食品安全风险的研究.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47(04),68-77.

【6】苗大雷,&夏铭蔚.(2021).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湖北人”污名的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8(02),41-51.

【7】彭华新,&丁香.(2024).“浪漫化”修辞：社交媒体中“抑郁症”的概念建构及其社会后果.新闻春秋(06),86-95.

【8】卿志军.(2014).标签化:负面新闻对事件形象污名化的策略.当代传播(05),101-103.

【9】张连珊,&牟怡.(2024).隐匿的藩篱：老年群体社交机器人抵触的心理机制探析.全球传媒学刊,11(06),72-95.

【10】周敏,&赵秀丽.(2024).如何应对社交媒体上的污名化？——不同污名应对路径的在线社会支持度研究.新闻界(12),37-50.

【11】周敏,赵秀丽,&郅慧.(2023).“飞盘媛又怎样”：社交媒体场域中的污名应对特征与机制.新闻与写作(09),55-68.

【12】邹文雪,杨小雅,&黄莉瑶.(2024).污名管理沟通理论视角下女性对于痛经的认知与应对.全球传媒学刊,11(04),46-63.

【13】Anderson,J.,&Bresnahan,M.(2013).Communicating stigma about body size.Health Communication,28(6),603-615.

【14】Barry,C.L.,McGinty,E.E.,Pescosolido,B.A.,& Goldman,H.H.(2014).Stigma,discrimination,treatment effectiveness,and policy:public views about drug addiction and mental illness.Psychiatric services,65(10),1269-1272.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4285770/

【15】Bie,B.,& Tang,L.(2015).Representation of autism in leading newspapers in China:A content analysis.Health Communication,30(9),884-893.

【16】Bresnahan,M.J.,Silk,K.,& Zhuang,J.(2013).You did this to yourself! Stigma and blame in lung cancer.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43,E132-E140.

【17】Deaux,K.,Reid,A.,Mizrahi,K.,& Ethier,K.A.(1995).Parameters of social identit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68(2),280.

【18】Frable,D.E.(1993).Dimensions of marginality:Distinctions among those who are differen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19(4),370-380.

【19】Frost,D.M.(2011).Social stigma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the socially stigmatized.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5(11),824-839.

【20】Goffman,E.(1963).Stigma: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Simon and schuster.

【21】Hatzenbuehler,M.L.,Phelan,J.C.,& Link,B.G.(2013).Stigma as a fundamental cause of population health inequali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103(5),813-821.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3682466/

【22】Hogg,M.A.,& Reid,S.A.(2006).Social identity,self-categorization,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group norms.Communication Theory,16(1),7-30.

【23】Johnson,J.(2010).The skeleton on the couch:The Eagleton affair,rhetorical disability,and the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40(5),459-478.

【24】Kunda,J.,& Tomaselli,K.G.(2009).Social representations of HIV/AIDS in South Africa and Zambia: Lessons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Health communication in Southern Africa:Engaging with soci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11,93.

【25】Kurzban,R.,& Leary,M.R.(2001).Evolutionary origins of stigmatization:the functions of social exclus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127(2),187.

【26】Li,Y.,& He,Q.(2021).Is mental illness like any other medical illness? Causal attributions, supportive communication and the social withdrawal inclination of people with chronic mental illnesses in China.Health Communication,36(14),1949-1960.

【27】Link,B.G.,& Phelan,J.C.(2001).Conceptualizing stigma.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7(1),363-385.

【28】Liu,P.L.,& Zhang,L.(2025).“Depression is not Real;I Don’t Need Help”:Stigmatizing Depression on Social Media and Help Avoidance.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0(0),08944393251315918. https://doi.org/10.1177/08944393251315918

【29】Meisenbach,R.J.(2010).Stigma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A theory and agenda for applied research on how individuals manage moments of stigmatized identity.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38(3),268-292.

【30】Noltensmeyer,C.J.,& Meisenbach,R.J.(2016).Emerging patterns of stigma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mong burn survivors and relational partners.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60(11),1378-1397.

【31】Park,J.H.,Schaller,M.,& Crandall,C.S.(2007).Pathogen-avoidance mechanisms and the stigmatization of obese people.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28(6),410-414.

【32】Rüsch,N.,& Thornicroft,G.(2014).Does stigma impair prevention of mental disorders?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204(4),249-251.

【33】Smith,R.A.(2007).Language of the Lost:An Explication of Stigma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Theory,17(4), 462-485.https://doi.org/10.1111/j.1468-2885.2007.00307.x

【34】Smith,R.A.(2011).Stigma,communication,and health.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pp.480-493).Routledge.

【35】Smith,R.A.(2012).An Experimental Test of Stigma Communication Content with a Hypothetical Infectious Disease Alert.Communication Monographs,79(4),522-538.https://doi.org/10.1080/03637751.2012.723811

【36】Smith,R.A.,& Bishop,R.E.(2019).Insights into stigma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theory:Considering stigmatization as interpersonal influence.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47(5),571-590. 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7531488/

【37】Smith,R.A.,& Hipper,T.J.(2010).Label management:Investigating how confidants encourage the use of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o avoid stigmatization.Health Communication,25(5),410-422.

【38】Smith,R.A.,& Hughes,D.(2014).Infectious Disease Stigmas:Maladaptive in Modern Society.Communication studies,65(2),132-138.https://doi.org/10.1080/10510974.2013.851096

【39】Smith,R.A.,Zhu,X.,& Quesnell,M.(2016).Stigma and Health/Risk Communication.I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0】Wang,K.,Link,B.G.,Corrigan,P.W.,Davidson,L.,& Flanagan,E.(2018).Perceived provider stigma as a predictor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 users' internalized stigma and disempowerment.Psychiatry research,259,526-531.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5742055/

【41】Wang,W.,& Liu,Y.(2015).Communication message cues and opinions about people with depression: An investigation of discussion on Weibo.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5(1),33-47.

【42】Watson,A.C.,Corrigan,P.,Larson,J.E.,& Sells,M.(2007).Self-stigma in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 Schizophrenia bulletin,33(6),1312-1318. 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2779887/

【43】Webb,A.C.(1879).A manual of etymology:containing Latin & Greek derivatives:with a key,giving the prefix,root, and suffix.Eldredge & Brother.

【44】Zhuang,J.,& Bresnahan,M.(2012).HIV/AIDS stigma in Chinese Internet forums:A content analysis approach.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2),227-242.